明清时期江西进士数量变化及地域分布

一、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论文文献综述）

欧阳进^[1]（2021）在《明清吉安府志研究》文中认为

邓弟蛟^[2]（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表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翟自成^[3]（2020）在《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文中研究表明徽州“乡村治理”作为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即关涉到阶层关系、职业选择等内容,理应受到徽学研究者的较多重视。受西方“国家—社会”二分法或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将“官府”与“国家”概念相等同,进而将“皇权”与“国权”概念相等同的倾向。受此影响,“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即“乡绅—宗族”几乎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代名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亦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宗族或乡绅身上,而相应地对商人群体在其中所起到的管理与控制功能有所忽略。本文利用方志、文集、家谱、正史等史料,并广为参阅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上”与“下”两种前后呼应的角度,对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论证。在对“皇权”的下渗与调适的分析中,先是厘清了“官府”与“国家”、“皇权”与“国权”概念的界定及区别,并认为“皇权”对徽州乡村社会的下渗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在下渗的同时亦伴随着调适,由此梳理出“绅”与“商”在皇帝与官府权威的笼罩下,为何能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对“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作用的分析时,先是作了“绅”、“商”地位变动及“绅商合流”的长篇幅渐次铺垫,并进而得出了“商”与“绅”一样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合作”而非“依附”关系的结论。本文还对徽州“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徽州的“商”之所以能与“绅”逐渐趋于并立,成为徽州“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离不开徽州这一地区长期持续的“弃儒就贾”之风。结论部分分析了“国权”框架下的徽州“乡村治理”,认为无论是“皇权”在下渗的同时采取调适性策略,抑或是“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其作用,皆是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在促进徽州“乡村治理”的同时,也为使整体“国家治理”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完善。

杜曼秋^[4]（2020）在《明代福建科举地理研究》文中提出明代科举福建地区科举盛于宋、称于明,《闽省贤书》作为明清福建地区乡试录汇编着作,完整保存了明代福建科举人才的各类信息,使得福建科举地理研究具备可能,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呈现出清晰的区域科举格局动态的演变过程,以专经的视角分析各地区间的科举互动,结合地方科举史实略述科举发展与专经的关系。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本文选择清康熙刻本《闽省贤书》为依据,说明该书所载名录内容和举人信息存在的问题,参照现存明代科举试录、福建地方志、文集等文献,对中式名录和举人个人信息进行修订,复原出明代福建90科乡试的录取情况。第二,本文根据解额制实行的情况划分三个时期去具体分析福建各府的中式表现、变化趋势以及各府之间的消长关系,从中理清地区科举竞争关系的产生、演变过程以及特征。研究发现:各府间的科举竞争关系随着解额制的实行逐渐显现。科举实力较强的各地区在竞争中占据大多数的名额,较弱地区的科举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使得科举竞争关系和专经特征在科举实力较强的地区之间的表现得更为突出。第三,以专经的视角探究福建科举地理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首先,以府为单位,通过举人中式本经的分布情况及其变化来观察府内整体的选经倾向及其演变过程,从而了解到地区所专本经的中式人数与整体中式人数之间变化趋势较为密切。同时,从地区各本经中式比重的变化趋势中可观察到区域内专经对象和治学风气的转移。其次,以本经为单位,通过分经观察各府间中式人数的变化趋势和消长关系,发现专经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各府间的竞争关系。某一经书的中式人数集中在某一地区呈现出高度的倾向特征时,各府间的差距过大,无明显的竞争关系。然而当各府在某经上的差距较小,竞争关系表现的尤为激烈。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府内部各地区的专经表现及特征,探究各州府所形成的专经特征与其内部地区的科举表现之间的关系。发现府一级的特征是各地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科举实力较强地区内各县专经形成的时间、发展程度、选习倾向等各不相同。第四,将视线下移至县一级,梳理出福建地区科举专经较为突出的县。以闽县《礼记》为例,将数据与有关科举的地方史实相结合,从该地区专经特征在成化至正德年间逐渐形成再到嘉靖中期后逐步衰弱的过程中,窥探到地方科举发展在国家制度和区域社会环境影响下存在的必然走向,又注意到地区内部学术传统、科举家族、教育流动、文化传播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波动。

陈旨梁^[5]（2020）在《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义”思想是处理家庭、家族成员关系及社会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是古代社会的重要伦理道德,深刻地塑造着国民的性格与古代文化。“孝义”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全面和深远的,孝义文化也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朝统治者以身作则,继承和发展前朝“以孝治天下”的思想,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对民众的孝义教化和孝义推广,使之移风善俗,风化达于四海。明代吉安府是一个文化传统极为深厚之地,加之统治者对孝义的极力倡导,孝义之气薰而成习,形成了重孝尚义的风尚。本文以明代吉安府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孝义文化,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其一,人文氤氲之地的吉安府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文章节义”为核心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对尽孝为善的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吉安帮”作为江右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活跃在经济领域,商人作为独特的群体,其孝行义举引起了关注;其三,在明代影响巨大的阳明心学在吉安府兴起并成为传播中心,阳明心学对吉安府社会各阶层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吉安府的社会与人文,详细理清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渊源;第二章主要论述孝义群体及其孝义事迹;第三章则是在第二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明代吉安府孝义群体的阶层和地域特点,并对孝子、孝妇、义士、义妇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比较。第四章则总结归纳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所显现出来的鲜明的地域特征,并对吉安府的孝义文化进行辩证的理解,使其思想中的精华成分能继续闪烁光辉,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社会。文物兴盛的明代吉安府科第兴盛,人才辈出,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重孝尚义风气,明代吉安府的孝义文化有着自身的地域特征,只有深入分析,才能对其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黄金龙^[6]（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认为“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潘瑞雪^[7]（2020）在《明中期山东章丘士绅与地方社会 ——以李开先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明中期的章丘士绅群体。明中期具体是从天顺到隆庆年间（即1457—1572年）。本文的“士绅”具体包括正途本籍官员（1）、进士、举人、监生及地方儒学生员。地方儒学生员是下层士绅,其他为上层士绅。本文的主旨是讨论章丘士绅在地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并试图从多角度分析章丘士绅力量微弱的原因。由于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争以及明初的靖难之役对华北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人口锐减。朱元璋和朱棣多次颁布移民政策。山东济南府的移民人数很多。章丘县隶属于山东六府中的济南府,是济南府的大县,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章丘的移民大多数是从河北枣强迁移过去的。明初的章丘是个移民型社会。社会秩序的恢复以及重建新的人际关系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到了明中期,社会逐渐稳定,生产得到恢复,文化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章丘士子的读书入仕的情结逐渐形成,出现了科举繁荣的景象。章丘士绅逐渐增加,在章丘的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士绅圈。他们以单独或群体的方式在章丘活动着,影响着章丘社会。他们通过科举、学校、婚姻等方式联系着,成为章丘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群体。本文从士绅婚姻流动以及章丘士绅家族、家庭这三个方面分析章丘大多数士绅的存在形态,也就是章丘士绅能否依靠血亲、姻亲发挥作用。章丘士绅及其子女的婚配区域集中在章丘县域里,走向是向下流动的,因此对于大多数章丘士绅来说,无法通过联姻加强与其他地方士绅的联系,也不能在整体上提升士绅所在家庭的地位。大多数士绅所在的家族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家族认同感较弱。章丘士绅很少能够借助家族力量。笔者根据《李中麓闲居集》（下面简称《闲居集》）以及地方志的信息看章丘士绅的社会流动,得出章丘士绅大约三分之二左右出生于非上层士绅家庭,有较大的社会流动性。明中期章丘大多数士绅无法借助原生家庭的力量。通过搜集明中期章丘士绅的活动,进行归纳整理,力图建构章丘士绅的整体面貌。笔者从章丘士绅的孝道、公益心、尤其重视地方士子的教育方面进行梳理。这反映了章丘士绅以儒家士大夫的理念指导自己的行动,在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扮演者些许角色。明中期的章丘经济得到发展,但士绅在大型经济救济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小规模的接济还是有的。可以说,章丘士绅在地方上起着教化、教育及微弱的经济接济的作用。依据《闲居集》里收入的章丘士绅李开先的文章,对漯河、小清河以及白云湖水利治理提出了较为合理的意见,分析赋役问题,揭示了章丘社会凋敝,急需整治的状况,表现了章丘地方士绅对社会问题的单纯的关注与无奈。他们没有办法左右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即使提出的想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可知章丘士绅在地方政治事务中作用不大。总之,明中期章丘士绅与江南、华南的士绅不同。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与文化教育的差异、士绅数量的不同,使得士绅力量大小不一,扮演的角色作用也不同。以章丘士绅为代表的华北士绅是相对孤立的士绅。很多士绅无法借助原生家庭力量、家族以及婚姻来提高其社会地位,更多的是依靠刻苦读书而发迹,进而建设家庭、家族。

程天星^[8]（2020）在《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宣德二年丁未科开始推行的会试分卷制改变了明代进士的地域分布,并促成了提学制度的设立,在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试分卷制推行以前,江西科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远远领先于全国其它省直。基于“明道”“宗经”的学术传统以及强烈的地域意识,数量庞大的江西籍进士群体在杨士奇、梁潜等人的引领下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文学观念与创作风格的作家群。这个群体继承了洪武时期以刘基等浙东派馆阁文人为代表的雅正文学传统,将“雍容典雅”风格和“颂圣鸣盛”主题的诗文创作从应制场合迁移至非应制场合,并竭力标举和模仿以陶渊明、欧阳修等本土作家为代表的“平淡自然”“舒徐和易”之诗文风格,进而形成了文学史上统治明代文坛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台阁体文学”。本文第一章重在分析和呈现建文、永乐时期数量庞大的江西籍进士群体参与创作并推广台阁体文学的过程。从庶吉士期间与同乡阁臣的文学和学术交流,到授官馆阁期间与同乡翰林作家的诗文往来,再到参与同乡馆阁作家主导的京城雅集唱和,最后到会试考官、庶吉士教习对文坛风尚的控制,江西籍进士群体由一个松散的群落逐渐凝聚为一个紧密的文学流派,在吸纳了大量非江西籍文人参与创作的过程中,也将台阁体文学从馆阁推广到了京城及地方。明乎此,则可探究会试分卷制对台阁体文学衰落的影响。会试分卷制推行以后,江西科举逐渐走向衰落,数个直省进士占比趋于平衡。新增馆阁作家地域来源不再集中于江西一省,已经为台阁体文学埋下了衰落的种子。从正统中后期开始,永乐年间及第的江西籍翰林作家相继离开馆阁,不同地域作家的流入使得馆阁文风逐渐多样化。天顺至成化时期,馆阁作家地域来源的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新馆阁文学已部分背离以杨士奇为代表的台阁体文学,表现为:（1）新增馆阁作家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主张诗歌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呼吁诗歌恢复“美刺”和“讽谏”的功能。（2）新增馆阁作家开始认可“山林”之文,并试图将“台阁”文风与“山林”文风相融合,甚至提出“诗隐而工”的诗学理论。（3）新增馆阁作家不仅欣赏和创作豪迈奔放之文,部分作家还表现出了“出奇制胜”的竞技心态,因而更注重锻字炼句和营造诗歌意境。（4）在文章的取法上,新增馆阁作家还出现了明确以《左传》为作文之法的主张,部分作家对晚唐、元末的诗文也开始重视起来。除了影响新增馆阁作家的地域分布外,由会试分卷制的推行所引起的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也影响了京城雅集的组织形式,使得同年会、苏州同乡会逐渐取代了“江西同乡会”成为中央文官集会的主要形式,这一形式的转变同样促成了台阁体文学的衰落,因为同年唱和中的感伤基调以及苏州同乡唱和中的闲散隐逸基调明显不同于台阁体文学的颂圣鸣盛基调,这对京城文风的转变有着重大意义。除新增馆阁作家地域来源的变化及京城雅集组织形式的转变之外,本文第二章还从地方文学社团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会试分卷制对台阁体文学发展的影响。降额取士是会试分卷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南卷省直而言,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不仅增加了永久滞留地方的士子数量,还延长了士子的备考时间,故而促进了地方文学社团的兴起。由于身份和境遇的不同,地方文学社团成员大多不会对颂圣鸣盛、简澹和易的台阁体文学感兴趣,而更容易形成与台阁体文学相异甚至对立的诗文风格。因此,从地方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会试分卷制同样促成了台阁体文学的衰落。除了通过改变进士地域分布的方式影响明代台阁体文学的发展之外,会试分卷制的推行还促成了明代提学制度的创设。本文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提学制度的设立之关系,并通过考察正统至正德年间提学官的文学观及督学活动论证了提学制度的设立对促成台阁体文学的彻底衰落之重要作用。总的来说,正统时期,提学官制虽未对台阁体文学的发展构成明显破坏,但却已在官方教学系统内部开辟了一条与会试主考及庶吉士教习相并列的文权获取途径。等到天顺五年提学官制复设、朝廷要员的选拔不再由台阁体文学的核心成员掌控时,提学官制便立即表现出对台阁体文学发展的破坏力。具体表现为杨一清及前七子复古派作家借督学的机会传播文学复古思想并培养了一批复古文学后劲,在地方上兴起了与台阁体文学背道而驰的复古文学思潮。

甘露^[9]（2020）在《明清时期袁水流域的市镇网络与商品经济》文中研究表明袁水古称芦水、袁江、秀江、渝水等,为赣江下游支流,位于江西省的中西部,源出萍乡市东南武功山西侧,向东北流经宜春、分宜、新余、新干等市县,在樟树市注入赣江,全长约279千米,流域面积约6262平方千米。明清时期,流域内含括袁州、临江二府所属萍乡、宜春、分宜、新喻、清江、新淦六县的大部分地区,南邻吉安府、北通南昌府,西与湖南长沙府接壤,水陆交通便利,是明清时期联通江西、湖南二省及周边地区的重要通道。流域内市镇林立,其中商业巨镇樟树在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明清时期（1368-1912）袁水流域的环境、物产、人口、交通、市镇及商品经济做了细致的考察,认为:一、人口的增长、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交通及市镇的形成和发展,市镇的规模又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从空间布局来看,袁水流域的市镇多沿河而建,水陆交通便利的交叉路段发展出较大的市镇,而陆路交通亦多与河流平行、间有穿插而过,可见河流对水陆交通,进而对市镇选址方面的影响。三、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条件,对袁水流域内农业水利的发展亦有较大的影响,进而推动商品化生产,市镇本身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温床,三者交融,不可分割。随着历史时期的不断变化,袁水流域的市镇及商品经济状况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总体与社会大局息息相关。

杨帆^[10]（2020）在《清代晋中商人家族对内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晋中地区崇商之风逐渐盛行,推动了商人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商人家族的来源以本地原住民为主,随着其不断壮大,家族分支日益增多。但因商业发展需要采取分家不分业的合股经营方式,使得各支族间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又为家族持续发展提供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商人家族这种“大家族——小家庭”的发展模式下,族长与各堂当家人协调配合,实现了对家族事务的有效处理,共同确保了商人家族的持久兴盛。晋中商人家族十分重视对宅院、祠堂和坟地等族产的管理。其中宅院管理重在严格划分功能区、建立账簿制度和完善防御措施。祠堂管理强调规范建设和对祠堂资金收支的严格控制。坟地管理则把保护风水和产权放在重要地位。晋中商人家族通过对族产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为家族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为了维持家族内部的稳定和发展,晋中商人家族积极加强对族人日常生活的管理,尤其是将家族救济与族内富人协济相结合,制定救济规条,开展济贫扶弱、养老慈幼和助济婚丧等活动,一定程度上给族内弱势群体的生活以保障,缓和了矛盾。此外,家族还以规训劝诫和立约等方式来预防纠纷的产生,当纠纷发生时遵循先调解后告官的原则尽量减少诉讼。商人家族对族人社会生活开展积极有效管理,对维持宗族社会稳定和促进其发展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族人的思想管理方面,晋中商人家族先以祠祭和墓祭的方式强化族人的一本观,又通过修家谱和绘神轴来巩固宗族观,明确了家族世系,进一步强化了族人的尊祖敬宗观念;同时将家训引导和族规惩戒相结合,家族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协调,共同引导族人向善,并加强对子孙勤俭、诚信和重义等商德的培养。家族通过思想管理,不仅有助族人在尊祖敬宗观念下形成强固整体,而且能促进家族商业的长久发展。清代晋中商人家族通过对内管理增强了自身实力,方便了其与官府互动以及发展与名绅的关系,也使他们在地方公益事业建设中得以发挥巨大作用,由此提升了家族地位和影响力。但由于晋中商人家族维护的是尊卑等级秩序的稳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因此,当代政府应该引导家族在发挥自我管理作用的同时积极适应时代潮流,协调好家族与地方和国家的关系,以实现共同发展。

二、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3）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福建科举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中期山东章丘士绅与地方社会 ——以李开先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9）明清时期袁水流域的市镇网络与商品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晋中商人家族对内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吉安府志研究[D]. 欧阳进.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3]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D]. 翟自成.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4]明代福建科举地理研究[D]. 杜曼秋.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5]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D]. 陈旨梁.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6]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7]明中期山东章丘士绅与地方社会 ——以李开先为中心[D]. 潘瑞雪.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D]. 程天星. 浙江大学, 2020(02)
• [9]明清时期袁水流域的市镇网络与商品经济[D]. 甘露.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10]清代晋中商人家族对内管理研究[D]. 杨帆.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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