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

一、真理在两个极端之间（论文文献综述）

阳火亮^[1]（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季婧^[2]（2021）在《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理查德·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是对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观点,在学界未形成一致共识。罗蒂文学文化观与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探索,因此它也是罗蒂思想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思想新的维度和视角,对于中国学界对文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罗蒂文学文化观概念的释义为起点描摹出文学文化观的整体面貌,进而将文学文化观置于后哲学文化思想和新实用主义的维度进行探究。罗蒂的文学文化观主张摒弃哲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向感性叙事,在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在隐喻和反讽的作用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让所有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事物都具有呈现出新面目的可能性。罗蒂的文学文化观是对文学意义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也是罗蒂对在哲学之后的世界只能由文学来拯救的希望的寄托。罗蒂看重文学的人文主义功能,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主张人们能够通过想象力提升个体的敏感性以增进对他人的同情,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公平正义。绪论部分概述了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流变情况,对罗蒂思想整体研究及对文学文化观思想的现状做出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以罗蒂文学文化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罗蒂秉持后现代的立场,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不妥协,时刻保持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让他的思想繁杂而深厚。从这些复杂的思想中抽丝剥茧,笔者分析了罗蒂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目的,将文学文化观作为罗蒂思想的杠杆,同时指出近来文学作为一门兼具审美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学科学术地位一直处于跌宕起伏之中,罗蒂能够回归传统,将救赎的道路指向文学的方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章开宗明义,对“文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追溯,首先概括了文学文化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提出在罗蒂营造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文化”,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种类,而相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它并不更加高级,这就明确了罗蒂对于文学的看法:既将哲学之后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又并不赋予文学以超乎其他学科的特权。罗蒂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以政治代替科学,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系统阐释了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罗蒂用彻底的偶然性立论,解构了传统哲学当中人心、自我、本质、普遍和必然等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依据。进而揭示了罗蒂眼中文学的价值,文学通过展现人生当中偶然的事件来描述一个偶然的世界,从而发现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抛弃了确定的世界本质和永恒的人性基础之后,人生仍然是有趣、可爱、值得过的,因此文学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人生的激励。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化,他对“想象力”做出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道德想象力”。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形式,比哲学和理论更能够直接展现出个体和种族所遭受的“残酷”,因此奥威尔和狄更斯在罗蒂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学家擅长运用反讽的手段,不断对自己的“终极语汇”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经过反讽主义者的改造,文学文化的功能得以体现,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使人们获得“自律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和私人完美。第四章着重梳理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的思想渊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直接脱胎于古典实用主义,而是在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基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本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经验”的强调,转而投向“语言”,主张在“后哲学”的语境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最后点明了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偶然的自我认知观以及“真理即隐喻”的语言观。第五章主要对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对中国学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进行了总结。罗蒂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有效消解,但他并不提倡“亦此亦彼”彼此兼容,而是主张将对立项的区分进行消解,让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为一。罗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关注有余,而对文学文本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则研究不足,尽管罗蒂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文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极大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从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讲,作为与哲学、科学和宗教相平行的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运作规律,罗蒂不应当对这些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所谓“本质”的规律视而不见,而只是单单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抹煞了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价值。

李新潮^[3]（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吕狂飚^[4]（2020）在《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社会,爱与教育的命运是同步的:当作为关系性的善的友爱被冷落时,教育便不再注重对人之友爱的培育,而是转向了对遵守、信任制度之人的培育;当作为人的本体论的爱被降格为欲望时,教育亦不再致力于提升人的爱欲,而是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前提下,使自己沦为了培育和增强人满足其欲望的能力的“技术教育”。本文的目的并不只在于呈现爱与教育的这一现代命运;而更在于去思考爱和教育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命运,进而恢复人的爱以及相应的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选择“回返”到柏拉图,研究《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的思路则是将爱的教育哲学放到灵魂论中来考察。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柏拉图的爱欲论与灵魂论的关系,即对爱欲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何为好灵魂或好生活”的理解之上。接着,本文转向了《理想国》前四卷,并在“灵魂的形式秩序”的意义上阐明柏拉图对“好灵魂”的一种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的“爱欲的命运”。而通过对护卫者的友爱教育的分析,本文发现,这种教育并不能实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形式的好灵魂”;并且,通过对“高贵的谎言”的求助,柏拉图暗示了某种区别于“形式的好灵魂”的“实质的好灵魂”。为了澄清与理解柏拉图所暗示的“实质的好灵魂”,本文转向了《理想国》第八、九卷。在这两卷中,柏拉图考察了四种恶的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并论证了“哲学家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通过对柏拉图的“考察”的分析,本文发现,“灵魂的爱的秩序”正是柏拉图用来考察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原理”;这种“爱的秩序”之实质在于“价值的秩序”。而通过对柏拉图的“论证”的分析,本文认为,哲学家的生活之所以是最好的生活,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而是因为哲学家的爱欲始终向着“真理和存在”敞开;而其他人的“爱欲”则在不同的意义和程度上关闭了“真理和存在”。为了厘清柏拉图所说的“真理和存在”以及致力于培育“实质的好灵魂”的“哲学家教育”,本文最后转向了《理想国》第五、六、七卷。通过对“哲人王”设想的解读表明,在“哲学家的灵魂的秩序”作为城邦的政治秩序和人的灵魂的秩序的“规范性的原理”的意义上,“哲学家教育”即是教育的“规范性的原理”,“教育之本质”。而借助于从海德格尔对“真理和存在”的理解中所获得的“解释框架”,本文进一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清了柏拉图在对“哲学家”的界说中所说的“真理”,其通过“太阳比喻”和“线段比喻”所暗示的“善”,以及通过“洞穴比喻”所暗示的“教育之本质”。

王新建^[5]（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魏鹤鸣^[6]（2020）在《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文中认为立宪君主制为英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政体形式依然散发着持久的生命力。对优良政体的追求一直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探究英国立宪政体成因与过程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对16和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显示,英国先后经历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君主制以及革命与王朝复辟后,才最终走上了稳定的立宪道路。既有文献对政体成因的研究视角包括经济因素、议会因素、法制因素以及清教运动的推动等,本文以英国的国教教派安立甘宗为切入点,考察安立甘宗所代表的官方政治神学与政体演变的关联性,为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历史的复杂性使任何依据单一因素建立起的简单的因果联系都显得独断,多角度的分析会增加求解真知的可能性,而且现代早期的英国宗教氛围仍然浓厚,权力的正当性离不开宗教话语提供支持。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的影响是相互的,为了充分展示思想和制度的互动,本文将安立甘宗置于英国政体变迁史中,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此二者变化和调整的阶段性特点为理解这段宗教-政治史提供了两个运思线索,也是本文的行文思路:一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相互限定发展的方向和边界;二是英国的政体变迁过程实际也是政教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国家和教会共同经历了从专制向宽容的演变,使英国在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都走在了现代化世界的前列。政体现代化改革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这种新观念的认知,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促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跨越。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 11世纪的“教皇革命”后,罗马教廷确立起宗教核心地位,普世教会消弭了国家的地域性观念,教俗二元主义则切割了完整的主权权力。事实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宗教领域,全面深入的基督教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是由基督教塑造的,政府理论和制度建构是基督教思想的政治表达,罗马教廷由于垄断了教义解释权,也就把握住了中世纪的政治走向。宗教改革前的都铎王朝也处于这种宏观局势中,但其政教关系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英国较早进入了中央集权化进程,王权不仅在封建等级君主制阶段就表现出强势的领导力,还对英国的教会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尽管王权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占有优势地位,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却无法绕开掌握着精神权力的教会,王朝利益与教皇权力的碰撞虽属偶然,却成为在传统宗教框架下解不开的难题。强势的国王选择顺应当时宗教改革的趋势,重塑基督教权力关系,同步开启了英国的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进程。安立甘宗的形成来自政治改革的现实需要,而其政治神学扞卫了君主的至上权力和教会国家的独立地位,为英国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思想支撑。为了摆脱教皇的控制,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决裂,由天主教会的一个地方分支转变为英国国教会,国王被尊奉为世俗国家和国教会的双重首脑,原属教皇的权力转归国王,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至尊王权”,成为国家主权的原始象征。这种对政教关系的革命性调整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极具颠覆性,国教会神学家采用新教“归返原典”的思路,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为新型权力关系背书,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立甘宗构建起系统性神学,其教派特色和教会国家理论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固守传统的天主教和激进变革的清教相比,安立甘宗“取法中庸”,在接受新教神学内涵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礼仪和制度等外观,这种“中间道路”模式成为安立甘教会的独特底色。与新教领袖大放异彩的欧陆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由统治阶层主导,自上而下进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由此形成的安立甘宗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保守性,追随政治形势调整自身教义,并始终拒绝将哲学思想与宗教狂热相结合。教会国家理论主张教会与国家的同构以及教俗领袖的合一,照应了“至尊王权”构建的新型政教关系,然而,这一教义在提供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其神学内涵还需要在后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中被不断完善。安立甘宗发展的君权神授理论促进了君主制向绝对主义方向转型,并使英国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历了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与重合。安立甘宗因其调和性与包容性而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一是天主教,另是清教,前者要求回归普世教会和承认教皇权威,后者要求按照加尔文主义继续深化改革。虽然天主教和清教存在更多分歧,但二者均支持基督教对教俗两个国度的划分,为维护教会独立,反对国王的一身二任以及教会国家的一体性。在欧洲复杂又严酷的宗教局势下,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发展出积极反抗权学说,赋予信徒武力反抗异教暴君的权利或义务,这对英国的君主和国教会构成双重挑战,君主为了王位的安全稳定,安立甘宗为了保持国教地位,双方结为联盟。安立甘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但事实证明,当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紧密时,专制时代就到来了。安立甘宗阐释了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证明王权的不可抗性以及民众服从义务的绝对性,国王则凭借世俗权力支持安立甘宗压迫异教徒,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专制使两个领域的矛盾相互转化并升级为内战。内战后出现了政教关系的对立局面,安立甘宗神学在此期间的新发展为后来的“光荣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教徒在内战期间建立了短暂的共和政体,国教被废除,国王被推上断头台,这一方面证明了宗教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的失序也使清教失去了民众基础,英国后来出现君主政体危机时,再也没有用清教与共和主义方式解决。安立甘宗与清教的矛盾曾聚焦于对国教地位的争夺,但从复辟王朝开始,安立甘宗面临的关键问题转变为如何处理宗教多元化,议会和国教会选择通过《克拉伦登法典》镇压清教势力,清教各派选择相互间的宽容,退出国教之争,并在国教会外建立独立教会。君主从内战经历得出的认识也是宗教宽容,避免宗教纷争引发政治危机,这就与国教会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安立甘宗神学在复辟王朝有了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反思清教革命的教训,强调服从对于信仰的意义;二是强调教会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独立性,保持与王权的距离。基督教二元主义造成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持久的张力,在政教矛盾面前再次凸显出来。“光荣革命”是对安立甘宗神学的一次政治实践,国王和国教会最终在立宪君主制下建立起和谐共存的政教关系。复辟王朝首次出现异教君主问题,这对教会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在信仰和王朝忠诚的冲突面前,安立甘宗选择了前者。不同于天主教和清教对异教徒的积极反抗理论,安立甘宗信奉消极服从学说,反对暴力抗君,这就决定了“光荣革命”的革命形式以及国教会只能与议会合作扞卫革命果实。安立甘宗取得的最显着成果是,议会立法规定国王必须信仰新教,这种限定具有多重意义:首先,立宪政体的意义不仅在于限制国王权力,还体现在宪法对王位继承权的约束力;第二,由于国王的信仰受到议会法限制,其教俗双重领袖的身份得以长久维系;第三,安立甘宗接受了所有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宗教宽容观念融入革命后的政教关系中。然而,当时的宗教宽容是有限的,清教各派享有信仰自由,但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安立甘宗无法抗拒宗教多元化的现实,但守护了教会国家传统。安立甘宗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先导,二者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扞卫英国的政体改革成果。安立甘宗和英国政体的发展过程都没有出现强烈的时代断裂感,尊重传统和适时地接受改革使其维持着长久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当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波及整个欧洲,埃德蒙·柏克赞美“光荣革命”的政治智慧,坚持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基督教道德,这些正是安立甘宗的政治神学思想,可以认为,英国保守主义是安立甘宗的世俗演绎。在此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的英国主要指英格兰,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为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部分论述中的时间下限涉及18、19世纪。

曹巍^[7]（2020）在《权力、战争与自然法 ——约翰·考特尼·默里国际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约翰·考特尼·默里（John Courtney Murray,1904-1967）是美国20世纪杰出的神学家与天主教思想家,默里在天主教神学、公共哲学以及国际政治学领域建树非凡,同时默里也是对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神学家。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默里的国际思想。作为美国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思想领域的代表人物,默里的国际思想与他的神学思想以及公共哲学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托马斯主义自然法学说与美国传统价值塑造了默里国际理论的道德基础,而美国近代天主教学者的主张和观点则影响了默里对当代天主教教义的解释和创新。默里早年主要从事传统天主教神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开始涉足天主教神学领域研究。进入20世纪40年代,默里开始关注对宗教自由理论以及宗教自由同国家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入20世纪50年代,默里在美国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职,期间默里以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传统与历史经验重新解释了天主教的传统理论,与此同时借助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天主教的传统正义战争学说以及权力理论。进入20世纪60年代,默里先后担任约翰·肯尼迪的竞选工作顾问和林登·约翰逊的总统委员会成员,1963年被邀请参加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并成功的将美国的宗教自由理念纳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上的《宗教自由宣言》,这一理念成为当代天主教群体对宗教自由的价值共识。默里的多重身份和多方面的成就使其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对于美国国内而言,默里致力于在信仰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公众间的对话消解社会矛盾,重构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同时在客观上进一步消解了天主教信徒群体同美国社会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与此同时默里所发展的以传统自然法学说为基础的权力理论和正义战争理论,对于美国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道德理论支持。对于国际而言,默里将美国社会传统价值理念融入到了当代天主教的教义中,使传统的天主教接受了美国所宣扬的价值,并以此塑造当代的国际政治规范,同时具有美国因素的当代天主教教义也成为了美国国际话语权的道德基础。本文选择对默里的国际思想进行个案研究,将以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运用文献分析,理论结构分析等方法,对默里的成长背景、学术成就、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等进行综合论述。全文共分六部分,五个章节。绪论部分介绍了默里个人的主要经历与学术成就,以及选择对对默里的国际思想进行个案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随后分时段介绍并分析了当前关于默里国际思想研究的国内与国外情况,同时介绍了本研究研究的文献基础,创新之处,以及在研究中所采用理论方法。第一章主要从“思想”与“学术”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分别介绍了默里的国际思想同中世纪学者托马斯·阿奎那、美国近代天主教学者约翰·艾尔兰以及与默里同时代学者之间的联系,同时结合档案资料介绍了默里的个人学术历程和主要学术作品。第二章至第三章是默里国际理论研究的主体部分。介绍了默里的权力着作和战争着作,依据对着作的解读,考察了其权力理论和战争理论的基本框架。由默里自然法理论所延伸出的道德构成了默里权力理论和战争理论的伦理学基础。同时在权力理论中,道德与公共共识以及教会自由共同制约权力的使用。在战争理论中,道德构成了对战争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第四章主要介绍了默里的自然法理论。通过对阿奎那的与默里的自然法着作分析可见,默里的自然法学说借鉴了托马斯主义自然法学说,同时也融合了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自然法学说是默里的国际理论的核心内容,默里以此探讨道德在限制权力中的作用以及道德对战争是否正义的界定。最后总结出默里的自然法理论学说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六种不同的功能作用。第五章旨在对默里的学术思想变迁过程进行系统总结。以自然法学说为依托的权力学说、道德与战争学说构成了默里国际思想的主要内容。相比于理想主义学派的其他思想家,默里的国际思想立足于天主教教义,重视传统神学的理论方法,兼顾美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但与此同时默里的学术研究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具有不可避免的保守性和时代局限。

李鹏^[8]（2020）在《政治脏手与马基雅维里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政治脏手问题作为被当代道德与政治哲学家广泛探讨的议题,这为我们重新思考道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当代的视角。这不仅关系着道德规则在政治生活中何以可能,形塑民众对于政治本质的认识,进而戏剧性地对于政治主体能否过一种道德生活发起了挑战。政治脏手的现代缘起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创见,而当代道德与政治哲学家探讨脏手困境的政治社会基础也伴随着对于马基雅维里问题的深刻反思与回应。本文聚焦于政治脏手困境,尝试考察具体的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观以及当代对其回应的联系。我认为政治现实主义中的政治脏手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检验理论,驳斥任何形式的关于道德与政治冲突的绝对主义声张。首先回访马基雅维里时刻中的政治-道德现实及其创造出来的颠覆性知识,以及进一步分析当代回应马基雅维里问题的三种典型的道德论证:公私道德之辨,多元视角下的个人选择以及“恐惧的自由主义”历史中对于政治真诚的承诺追求。这三种论证分别在对马基雅维里问题的赞成与反对的回应中各自提出了对于政治的道德论证,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解政治脏手困境提供不同的进路。基于此,本文试图指出这些道德论证为政治性提供了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解。一方面,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我与政治性的张力,并通过在政治脏手情形中合情理地标记“政治道德家”的合适立场而指出一个体面而被正当期待的可欲的政治生活所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检验理论的政治脏手,对于自由的政治性境况给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这揭示并回应了对于政治自由古今之辨意义上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对现代自由的理想提出了挑战。

章景然^[9]（2020）在《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文中认为宗教在当代社会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有凝聚社会的功能,又有分裂社会的作用。宗教群体如何实现与社会和谐共存,成为本文探索的核心论题。17世纪兴起于英国的贵格会与19世纪脱胎于波斯（今伊朗）的巴哈伊,两大信仰团体在初创期均被贴上“激进教派”标签,受到官方打压与社会排斥。历经近半世纪的教内外调适与互动,最终完成了作为“平和”团体的历史嬗变。对其历史过程的梳理与比较,不仅有助于人们解决信仰摩擦问题,还将为贵格会和巴哈伊研究提供新视角。本文坚持唯物主义史观,以宗教比较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以宗教社会学等理论,从贵格会与巴哈伊的社会互动中,对两者的”平和”之路进行历史性考察,并试图得出某些规律性认识。本文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两大教团初创时期的社会行为及平和转折,探究其引起社会敌视的原因。两者（1）的肇始恰逢社会改革时代,它们的信仰变革夹杂着社会诉求,且采取较为激进的表达方式,这是两者被社会排斥的主要因素;继而追溯两者从激进走向平和的转折事件,这一转变奠定此后温和策略的思想基础。基于以上考察,在理论层面探讨两大教团激进行为的根源,在现实层面比较两大教团初创时期的差异。第二章从本土与海外两个区域,考察两大教团的生存状态与相应调整。贵格会在海外殖民地所受打压甚于本土;巴哈伊则相反,海外生存环境较本土优越。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两者采取不同途径。贵格会通过集体请愿、政治游说等方式寻求与英国上层对话;巴哈伊则求助于国际组织,通过国际舆论为自身发展寻求空间。通过比较可知,不同的社会环境是两大教团遭受地域差异化打压的主要原因,宗教打压造成其与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促使了它们的教内整合。第三章从教内外两个层面,比较两大教团的和谐理念与实践。两者对和谐理念解读方向不同,贵格会的罗伯特·巴克莱与威廉·佩恩,肯定教义中的宽容成分,并给予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应用;巴哈伊的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更倾向对宗教和平思想的传播。在此思想基础上,两者教外实践产生差异。贵格会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神圣实验”为阵地,将宗教宽容作为策略进行推行;巴哈伊则强调非政府参与原则,以顾问形式与政府合作,通过“全球发展计划”实践和平理念。但在教内实践中,贵格会和巴哈伊对异己思想均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两者教内外实践的差异,为和平宽容本质及其相对性提供了可探讨的空间——宽容绝不意味无限自由,群体的发展及宽容的实现与制度规范需要相辅相成。第四章从自我标识、社会融入、管理模式三方面,比较两大教团从“激进”到“平和”的特征。两大教团排他性减弱、世俗化增强、初期宗教领袖情结明显,这些相似性特征推进两者成为温和教团;文章还进一步探究这些相似性特征中的差异性。两大教团融入社会方式不同,贵格会在人员不断流失的困境下被动融入社会,巴哈伊则积极主动融入;两大教团后续管理模式迥异,巴哈伊在集体领导下巩固发展,贵格会则在松散管理中走向衰败。这两个因素成为两者当今发展各异的主要原因。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以此探索某些规律性认识,对贵格会与巴哈伊的现状与趋势做出预测。针对不同文明形态的两大教团进行比较,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信仰群体与社会之间不是评判与被评判的等级关系,而是体现着身份相互认同的动态过程,和谐共处的实现需要多层面的对话、妥协与让步。

吴敏^[10]（2020）在《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拉吕埃勒从他的“非哲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性解读的成果即“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他在《非马克思主义导论》一书中。“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与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又一种新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学界应该加以开垦的新的思想园地。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四个章节对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评介:第一章致力于展现“非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践背景、理论背景以及综合论述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拉吕埃勒介入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去是在20世纪70年代,也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开始变得“声名狼藉”的时代。时代的动荡伴随着理论的纷争,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拉吕埃勒进入非哲学的成熟时期之前最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最终拉吕埃勒更多地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思想血统。在自己的非哲学理论逐步成熟之后,拉吕埃勒与阿尔都塞之间的思想张力则凸显出来。第二章主要勾勒出“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围绕辩证唯物主义是否去除了辩证法的神秘性、马克思主义中科学和哲学的二元性困境如何解决以及超级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永恒性这三个问题线索来展开。从实在的彻底内在性出发,拉吕埃勒阐述了一种单边二元性的因果关系（DLI）来反对保留了神秘性的唯物辩证法;通过揭示充分哲学原则（PSP）的存在从而否定哲学的权威,引进思想民主,拉吕埃勒为科学和哲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通过把劳动力概念解构为“自我”和“思想力”,拉吕埃勒找到了反抗作为拜物教的超级资本主义的内在途径。第三章具体论述拉吕埃勒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基本思想的重新解读。拉吕埃勒从唯心主义是所有哲学的先天印记这一判断出发,认为马克思“走出哲学”是不可能的,同时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但马克思哲学揭露了事物的异质性、生成性和暂时性真相,从而为改造世界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分析社会和历史的基本模式,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础设施/上层建筑,拉吕埃勒在把握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转化,包括从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力概念入手解析出思想力这样一种新的革命主体,从对基础设施/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用法中,发展出DLI来消除绝对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从而防止知识的教条化。对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和共产主义概念,拉吕埃勒也对它们进行了创造性的“占用”,虽然在此过程中他抛弃了阶级分析法,更改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的原本内涵,但他对普遍异化的忧虑、对无产阶级的统一性难题的“消解”、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雄心的继承都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态度的体现。第四章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拉吕埃勒运用非哲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益的理论尝试,它有助于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理解,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及其功能的理解,并阐发了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途径,强化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不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神秘性（包括实在论层面的不可知论和灵知主义）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并且它只在有限程度上实现了自己提出的理论目标。最后,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更多地暴露了出来,包括对唯物辩证法的误解、以异化理论消解革命理论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否定等。

二、真理在两个极端之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真理在两个极端之间（论文提纲范文）

（1）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2）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论文提纲范文）

（7）权力、战争与自然法 ——约翰·考特尼·默里国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政治脏手与马基雅维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0）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真理在两个极端之间（论文参考文献）

• [1]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02)
• [2]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D]. 季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4]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D]. 吕狂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6]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D]. 魏鹤鸣. 山东大学, 2020(01)
• [7]权力、战争与自然法 ——约翰·考特尼·默里国际思想研究[D]. 曹巍. 吉林大学, 2020(01)
• [8]政治脏手与马基雅维里问题研究[D]. 李鹏. 南京大学, 2020(09)
• [9]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D]. 章景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D]. 吴敏. 西南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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