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唐立群[1]（2021）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集团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推进的环境下,企业渐渐分离了经营权和所有权,大集团的作用也变得日益重要。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但凡经营相对成功的企业集团,无一不重视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以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为背景,分析集团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优化建议,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为我国企业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提供经验借鉴。
程林[2]（2021）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在发生变化,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愈显重要。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手段,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经营目标,提升市场竞争力。为此,本文首先叙述了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其次,分析了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了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
梁彭[3]（2021）在《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政策倡导“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企业的转型升级和价值创造需要高层人才赋能,因而,提高高管薪酬、股权等激励无疑是吸引人才、激发高管工作积极性、缓解委托代理冲突、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然而,“天价薪酬”、“业绩降而薪酬涨”等负面新闻的不断出现使公众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高管的经营能力甚至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等问题提出质疑,引发社会舆论不满。针对国有企业,政府颁布实施了“限薪令”政策,政策的出台一方面迎合了公众对于社会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考量,但另一方面以行政干预的方式限制高管薪酬上限,以非市场化的薪酬机制来激励约束高管的行为,其政策实施效果亦引发相关质疑。在我国目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目标要求下,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需要对科学推进激励与约束相统一、权利与收益相配比的高管激励制度的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的客观存在,股东与高管间的代理冲突始终困扰着现代企业。纵观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现状,当掌握公司控制权的高管因其期望收益无法得到满足或者收益与其实际工作表现不一致时,会进一步加剧二者间的代理冲突,进而触发高管出于“职位稳固”或其他既得利益考虑的防御动机或机会主义,由此引发其与股东利益相悖的认知与行为偏好,做出偏离股东预期的投融资决策行为,减损企业价值。根据最优契约理论,在市场化激励机制下,激励契约的订立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尽量避免因不完全契约所导致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的不合理分配而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而协调高管与股东间的关系,促使高管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而努力工作和实施投融资决策。资本结构作为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的集中体现,是企业长期融资行为所累积的结果,是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内容,高管因股东授予其公司控制权而获得相关决策的权力,因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高管的认知与融资偏好。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一个目标资本结构,此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在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同时企业绩效不断提升。已有研究表明,除了调整成本,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也是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重要因素,因此,高管的认知与调整意愿对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综上,激励性契约的合理设计,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高管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正向影响高管的认知与调整意愿,促使高管站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实施资本结构决策,提高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缩小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在调整资本结构的同时提升企业绩效。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发现高管激励在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中,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起到了中介传导的作用。通过梳理发现: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基于显性激励（即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视角考察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而对隐性激励（即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鲜有研究同时考察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偏离程度的影响,且未将各激励方式纳入整体分析框架进行对比研究,难以较为完整地刻画不同高管激励方式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偏离程度的影响;其次,已有研究并未将三者有机结合,难以充分揭示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探讨高管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路径。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手段,高管激励作用于高管并对其认知与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反映在企业绩效上,高管激励的经济效果分析对于进一步完善激励性契约制订,激励高管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进行投融资决策,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已有文献未能针对“限薪令”这一激励机制的政策性干预因素,研究其对高管行为（即资本结构调整意愿）进而通过高管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而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收入分配制度,制定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所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立足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综合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激励理论和资本结构理论等,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构建了包含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在内的显性与隐性两个维度四种激励方式的高管激励体系,并引入中介效应检验,在宏观层面上,探讨高管激励通过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同时,利用“限薪令”政策这一外生研究契机,对其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实证检验结果如下:第一,一定范围内,随着高管激励水平的提高,委托代理冲突得到缓解,正向影响了高管的认知与融资决策偏好,被激励高管会做出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调整决策。通过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均正向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缩小与目标资本的偏离程度。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没有得到证实,但缩小了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可能原因在于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使之与资本结构调整时间上的延迟配置;第二,通过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均正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高管股权激励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可能原因在于当前股权激励制度还不够完备,高管为了达到行权条件而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反而降低了企业绩效;第三,通过研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区分负债水平发现,企业过度负债时,高管激励水平越高,为了提高企业绩效,高管调整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趋近的意愿越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间没有产生中介传导作用。第四,针对国有企业,利用“限薪令”政策这一外生研究契机,基于资本结构视角探讨薪酬激励机制的制度性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限薪令”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绩效,带来一定的价值降低效应,同时扩大了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说明价值降低效应部分可能是由于负向的资本结构调整所引起。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主要体现在:首先,拓展了研究范围,从显性与隐性激励两个维度四种激励方式同时考察它们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企业选择不同激励方式,了解各种激励方式的影响作用效果提供有益参考。其次,引入中介效应检验,探讨了高管激励通过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补充了对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中介传导路径检验,为企业进一步制订和完善激励契约提供经验证据;第三,基于“限薪令”政策效果的检验,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行政化干预后,高管认知与行为偏好（资本结构调整）的变化,进而作用于企业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为市场化激励与行政化干预关系处理,进一步完善政府收入分配制度,深入薪酬制度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滕飞[4]（2021）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积累不少结构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指明了新方向。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无疑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去杠杆与严监管的趋势下,外部环境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出更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调整与金融深化改革都在呼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因此,探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传导机制进而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按照“需求分析-现状与问题梳理-相关性与作用机制分析-路径政策建议”的逻辑框架开展研究。首先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进而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商业银行有效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理,并结合2006-2018年13年省域横向面板数据和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全国纵向时序数据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最后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从“紧扣供给侧主旋律、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以及因地制宜展开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基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前沿底层技术围绕实体重点产业链发展与补充薄弱环节从“业务创新、金融科技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行动路径。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和理论分析,包括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总结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创新处等;第二章对相关重要概念和理论进行梳理,包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侧改革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提炼出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现状与需求分析,即第三章,系统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而深入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充分揭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深层次需求以及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适度性要求。具体包括:（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分析。首先,运用拓展费雪方程式（Fisher Extension）论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更好向实体经济发挥正向反馈作用;其次,运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Bank gambling equilibrium model）进行参数模拟,揭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须通过有效创新（如降低监督成本）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确保自身业务可持续性,以更好地融入到供给侧改革之中。（2）分析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历程、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事实与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扩大供给和丰富产品等方式支持经济发展与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无法有效满足实体金融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支持重点领域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3）分析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应吸取国外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导致非理性扩张以及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方面的教训。第三部分:运用规范性分析方法分析系统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即本文第四章。包括:（1）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和过度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说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面性。（2）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要素与结构路径）;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配置、增强金融功能,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之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金融发展路径）。（3）运用数理推导的方法论证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搭建六部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剖析商业银行存贷和金融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下资源要素作用的内生机制,求解最优增长路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拉动作用,且金融创新效率弹性对经济稳态增速拉动作用比较显着,产品弹性（即业务规模）对经济稳态增速同样具有非线性效应。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相关性及作用机制,主要从省域横向面板和全国纵向时序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包括本文第五章、第六章。具体包括:第五章,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基于2006-2018年31个省市相关数据,从面板横向角度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及所呈现的区域差异与阶段差异,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实证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低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较弱甚至是负面的;当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高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呈现正向效应且逐步增强,基准模型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整体呈现渐进正向的非线性转换趋势,上述结果说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总体效应是适度的。但是,通过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转换体制分析,发现不同省市转换函数值（g值）分布范围广且体制转换速度较慢,结合各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标样本期间所处体制情况,说明不同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2）中国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创新规模的同时注重开展内涵式效率创新。通过比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指标与金融创新效率指标的非线性效应,金融创新规模指标的非线性效应更强体制转换速度更快。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金融创新规模效应”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率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优于金融创新规模指标,说明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金融创新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提高金融创新效率。（3）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的促进作用较供给侧改革前更显着,说明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采取的金融创新措施是有效的。（4）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通过分区域实证分析可得: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局部过度创新（东部、中部）和创新不足（西部）并存的现象,东部和中部区域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规模经济边际递减现象。（5）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核心产业（制造业）发展同样具有渐进正向的非线性影响。通过替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得到基准模型相似结果,其中对制造业增长指标的正向影响较为显着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6）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入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并可得: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效应差异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资本积累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协同效应趋于正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科技研发指标发挥协同效应则趋于负向。第六章,主要基于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的全国经济变量数据和十六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从时间序列角度纵向验证商业银行微观主体的金融创新对宏观实体经济增长“微观-宏观”的作用机制。具体包括:（1）本文选取金融业务创新发展（规模）维度、金融业务创新效能维度、金融创新风控维度、金融科技创新维度以及创新支持实体经济需求维度等五大维度下16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9Q3-2019Q2的15项相关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量化微观视角下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结果表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交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占据前四位主要得益于上述银行业务创新规模较大,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等创新效能高的中型银行紧随其后。（2）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构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BII）并观察该指数趋势,分析其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该指数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分阶段来看,BII经历持续增长期（2009Q2-2012Q4）,波动调整期（2013Q1-2017Q4）以及转型回升期（2018Q1-2019Q2）等三个阶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后,商业银行经过业务转型与调整金融创新指数稳步回升。（3）构建供给侧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间接作用机制（包含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宏观指标）和直接作用机制（包含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储蓄投资转换等金融指标）的SVAR实证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在间接作用机制还是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都具有拉动作用并呈现短期快速拉动,中期波动,长期相对平稳的态势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第二,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直接作用机制更明显相关系数更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更注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要素积累与结构优化;第三,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资本积累影响存在反复,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第四,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融资规模具有微弱正向作用且存在时滞性,但有利于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换职能。第五部分,基于第三章需求分析、第四章机理分析与数理推导、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分析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和行动路径建议,即本文第七章。具体包括:（1）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即:紧扣供给侧改革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金融创新;有效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以及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等。（2）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包括: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整合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以及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等。（3）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业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智能化改造、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综合应用技术实现融合创新等。（4）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包括:搭建以业务为导向的矩阵式组织架构、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构建金融创新协同保障机制等。总之,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丰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开展金融创新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可行建议。
潘爽[5]（2020）在《投资者对网贷平台逆向选择的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网络借贷的出现对我国缓解信贷约束和发展普惠金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网贷行业风险多次集中爆发,平台倒闭跑路现象频发,这不但损害了投资者利益,也给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网贷风险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然而,已有研究对投资者如何正确选择网贷平台,以减少对平台的逆向选择风险的关注较少,也不够深入。本文以投资者对网贷平台的逆向选择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博弈理论和人工智能算法、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揭示这种逆向选择的形成机理,研究网贷平台信息披露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机理、网贷平台信息披露治理机制,设计投资者正向选择机制,提出加强投资者对网贷平台逆向选择治理的政策建议,以减少投资者对网贷平台逆向选择风险的发生,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我国网贷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分析了我国网贷投资者特征、平台运营模式和网贷交易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发现我国网贷平台大多为复合型中介模式,其基本特征如下:风险传导机制复杂;平台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内部管理水平不高,部分平台道德风险严重;网贷业态创新十分活跃,监管力度有待加强。我国网贷平台利用机会主义行为误导投资者的可能性较高。第二,探讨了投资者对平台逆向选择的产生原因,包括作为形成基础的投资者与平台间信息不对称,以及作为催化条件的平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其中,信息不对称来源于平台信息披露、第三方机构信息评价、投资者信息接受与决策三个环节,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则是由信息中介盈利困境、监管制度缺陷与违规成本过低两个因素驱动。第三,通过构建不完全信息动态三方博弈模型,分别就信息不对称与机会主义倾向导致逆向选择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理论解释。其中,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选择平台时仅以各平台收益水平为依据,机会主义倾向使得构建资金池、利用存贷利差盈利的复合型中介成为平台的占优策略。第四,在以平台为对象的治理机制设计中,分析了信息披露对投资者选择平台的影响,提出了平台信息披露机制优化路径,并运用复制者动态方程构建了平台与治理方的演化博弈模型,提出了平台信息披露行为的治理策略。第五,在以投资者为对象的治理机制设计中,基于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原则,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构建了网贷平台评价框架,提出了基于变尺度混沌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平台评价方法,提出了网贷投资者教育机制设计方案,以帮助投资者科学评价平台运营风险、控制非理性偏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网贷交易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易导致投资者对网贷平台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引发投资者对平台的逆向选择风险。第二,信息不对称时投资者仅以收益水平作为决策依据,收益低的优质平台因成交量萎缩而逐渐退出市场,随后复合型中介模式的劣质平台将因高风险借款人大规模违约而爆雷跑路,产生投资者对平台的逆向选择问题。第三,网贷平台信息披露具有价值引导效应、投资者信心增强效应和投资者权益保护效应。应明确划分平台内部信息披露的责任与义务、构建内部监督与制衡机制、加强信息披露的实质性,并建立对平台违规披露的可变惩罚机制,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第四,建立我国网贷平台评价机制、构建基于变尺度混沌方法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算法的网贷平台运营水平评价模型,有助于降低接收信息环节的不对称。第五,我国应建立以第三方机构为实施主体的上窄下宽型投资者教育体系,要区分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并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网贷投资者教育中的作用。第六,应加强投资者对网贷平台逆向选择治理的支持条件建设,包括基础法规制度、网贷平台评级制度、第三方中介服务体系与协同治理机制。
陈思文[6]（2020）在《基于信息传递机制下的中小型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研究》文中指出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宏观经济发展、国家经济政策、居民消费水平影响敏感,呈现较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010年以来,经济结构调整与抑制“炒房”等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长热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我国建筑行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大市场、小企业”的发展态势,加之国家对房地产行业与建筑行业的措施调整、各地政府及相关行政监管机构对当地企业的地方保护性政策等,受限于资产规模限制的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存危机。那么,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要在人力资源不充足、资金周转困难、组织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则需要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寻求创新,而高效的成本管理是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本文基于我国中小型建筑施工行业与企业发展现状以及成本管理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在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目标性和动态性原则、效益型与效率行原则下构建了信息传递机制下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框架和信息系统,从配合企业成本管理的合同管理模块、进度管理模块、物资管理模块、设备管理模块的作用和功能进行阐述,认为需要科学制定工程项目成本核算方案、梳理全面的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意识、建立健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制度、提高成本核算人员专业素质等角度保障企业成本管理实施框架的顺利运行。在信息传递方面,本文提出需加强信息传递组织机构、企业信息网络、企业信息标准化制度和信息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并构建了包括目标成本管理、模型设置与数据采集、成本综合核算与分析、基础信息维护和系统管理等不同模块在内的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信息系统。最后结合公司A的成本管理和信息传递机制运行的案例研究,总结全文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结合建筑行业发展历史与目前建筑施工企业利润率逐渐下降的态势,通过对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现状的研究,分析在施工各个环节存在的成本管理缺陷,尤其阐述了在信息传递方面存在的管理问题及优化途径,旨在促进我国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明确自身面临的问题及其不利后果,对未来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降低成本、增加边际利润、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依据。
陆俊杰[7]（2020）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法治现代化征程中,地方法治深嵌在时代发展大潮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双重关系中,需要在实践中着力解决“何以可能?何以进行?何以实现?”等关键性问题。全球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处于开放型格局中的地方必然要以国际化视野认真对待经济社会和治理中的各类法律问题。数字时代的信息与数据的变革,催生了地方数字政府,优化了社会规范与工具,促进了社会发育和公众参与。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地方法治受到了动力主体与要素不平衡和内在权力关系配置失衡的制约。破解社会基础薄弱和政府主导的悖论关键在于培育社会力量,建设“有效地方法治”。当下,地方法治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均存在着社会缺位等问题。多元主体力促政府与社会合作,这是地方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向。现实中,市场化利益聚合、服务型政府改革和社会力量嵌入性成长促使地方法治逐步向政社合作转型。地方性事务的平等治权、宪法与法律的涉地合作规定、地方社会的信赖机制等为合作型地方法治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和实效性基础。合作型地方法治意指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以信任为基础,充分运用已有资源和社会资本,通过平等合作和交织互动,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结合而成共同体的能动作用,有效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法治目标的地方法治模式类型,需要具备合作主体、合作条件、合作方式、合作平台等构成要件,具有强社会性、多主体性、平等性、集体行动等鲜明特征。社会权力作为合作型法治的重要力量一直存在于地方法治的实践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结构网络中,社会权力活跃于政府服务、公共治理和基层自治等领域,并且在公权力的主导下作为参与性力量参与地方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权力关系结构中,社会权力在社会阶层复杂化、资源配置社会化和网络观念多元化的催生下逐步发育壮大,从而与政府权力之间基于主体、制度和结果等相互信任而迈向合作。这种合作展现了平等性地位、公共性指向和多向度开放的合作特点。法理语境中,社会权力是除国家组织和社会个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凭借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对政府、社会和公众产生影响、支配和控制作用的力量和能力,是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其生成和实施需具备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条件以及对于其他主体和权力权利产生影响等条件。“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维度,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多元化的。社会权力的法治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需具备组织化、群体化、社会化和公共资源等条件。地方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最重要的主体,其囊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在迈向高质量治理进程中不仅具有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还具备了民间性和公共性等特点。稳定的社会群体则是基于社会利益价值需要为实现共同目标结合的社会共同体,包括较多现实结合的实体性社会群体和虚拟化网络社会群体,自组织性、利益共通性和成员认同性是其重要特点。而自治性社区组织是法定的常见社会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城乡治理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权力主体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更是地方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是其重要的法理向度。整体而言,社会权力自组织运行不仅能够增强其在权力体系中的法治地位,还能有效发挥其外化的法治功能。首先,社会权力通过多元化方式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滥用,途径是社会权力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自限权力、扩张社会权力领域限缩政府权力实施空间、通过静态分享和动态转化方式分解政府权力。其次,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与政府间合作,则是社会权力法治功能的重要一面。在具体实践中,社会权力通过架构陌生人互惠关系网络、培育平等合作的公共精神和构筑体制回应的社会秩序等方式丰盈社会资本的内容,增强社会权力内在动能。再次,社会权力通过“民间法”等社会规范的成熟完善,不断生成自身治理权威,架构多元权力的耦合机制,从而促成社会秩序的逐步建立。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资本、生成社会秩序,社会权力致成了其法治功能。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作用主要通过其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权力运行主要依赖于地方开放复合的民主实践空间、经济和信息等多元资本以及多样繁荣的理性文化等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地方法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集聚信任,强化平等对话与公共协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有序参与和城乡的社区自治等方式实现深度法治合作。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其介入地方法治进程最核心的运行机理。社会权力通过自主决策和能动机制,建立了多元权力平等合作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多元权力主体基于项目化绩效目标,生成动态的项目合作共同体。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信任制度体系以及政社权力合作运行规范机制下,多元主体基于互惠原则展开法治合作的集体行动。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其和政府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和互惠的信息共享机制,基于信任形成项目化的虚拟合作共同体,对权力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及反馈,动态回应治理中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需要,实现地方法治目标。当然,合作型地方法治也要高度警惕社会权力的政治动机和权力溃散现象,确保权力的运行和功能以法治目标为导向。
周志波[8]（2019）在《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全球农业资源环境呈现总体持续恶化趋势,农业生产基础环境不断遭到侵蚀和破坏,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威胁到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形势也不容乐观,同时面临内源性面源污染和外源性面源污染的双重压力,这将严重制约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农业绿色发展的文件时指出,“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因此,研究农业面源污染规制问题,具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的战略意义。理论研究表明,环境税在点源污染规制方面比较有效,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也证实,环境税规制点源污染具有有效性。但是,环境税制度能否向农业面源污染延伸呢?如果可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是否有效呢?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科学问题——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是否具有有效性?本文将在既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建立基准分析框架,利用实验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方法,分析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问题,随后放松相关经济假设,寻求最优的环境税政策工具组合,并就具体的制度设计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农业面源污染现状趋势、经济规制理论基础及规制工具选择。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全球和国内农业面源污染发展态势,阐述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和规制的相关理论,分析各种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优势。（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在外部性内生化和有条件的完全信息情境下,构建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基准分析框架,主要运用博弈论、实验经济学等方法,从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环境税机制和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进一步放松基准模型假设,引入减排成本信息不对称和污染者异质性,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体罚款和污染总量型环境税机制下污染者的合作共谋行为,对两种机制的有效性进行再检验。（3）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进一步细化农业生产过程,在一个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基于环境税和环保补贴的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政策效应,并据此得出最优的政策工具组合。（4）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设计。根据理论研究结果,就中国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模式选择、制度要素设计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提出具体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从技术层面讲,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技术可行性,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比较优势。从政治层面讲,只要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政治可行性。（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有效性。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比较分析发现,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两种机制在效率性和稳定性方面都令人满意。以规制效率性、实验组间稳定性和博弈轮次间稳定性三个指标为依据,对几种机制的优先级按由高到低排序为: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与要素投入型环境税基本相当）→污染总量型环境税→集体罚款→污染总量型环境税—补贴。（3）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实现社会最优的方法很多,但最优的环境税规制政策组合包含三大工具,即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绿色农业发展补贴。（4）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以确保合意性。在制度模式选择层面,要坚持财政中性改革原则,实行政策预告、试运行、专款专用等制度,并防止出现“框架效应”。在税制要素设计层面,需要重点关注规制对象、规制标准和规制手段,可以通过间接规制达到政策目标。在配套制度建设层面,需要从法律法规、财政预算、农业技术推广认证、工程技术和强制管制等方面加强保障。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结果,对农业面源污染规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1）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分类施策。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应当根据面源污染的不同特征和各种规制政策的适用范围,进行分类规制、综合施策。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性比较优势,在污染排放弹性大、污染损害小且环境破坏可逆的情境下才能得到有效发挥。（2）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需要从正向和反向两个方面同时给予面源污染者激励,建立一种双向激励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环境政策目标。（3）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纠正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素投入型环境税和产出水平型环境税,在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具有效率性和稳定性,并且相对其他机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建议调整当前关于污染性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品和农业产出品的增值税政策,实行统一的增值税税率。一方面,理论上的增值税制度要求实行单一的税率,并尽量减少免税和不征税的环节,以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另一方面,对污染性要素投入品和产生污染较多的农产品征收统一的增值税,有利于纠正免税或实行低税率政策可能诱导面源污染过度排放的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四个方面的创新:（1）信息约束下的间接规制。鉴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随机性和不易观测性,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条件下,突破传统庇古税（Pigouvian tax）理论的直接规制框架,按照间接规制思路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规制,规避了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相关信息需求。（2）面源污染外部性的内生化。在有条件的信息不对称情境下,考虑污染者与环境之间的反馈效应,假设农业面源污染者本身受到污染的影响,将面源污染的环境负外部性内生化,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环境税机制及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3）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适切应用。在环境税并未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实际单独征收的背景下,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政策情境进行模拟,使得研究结论更具可信性、政策建议更具可行性。（4）统一框架下的政策模拟。构建一个基准框架,将四种环境税机制和集体罚款机制放在同一框架内进行比较分析,以无规制的情境为基准,模拟了各种规制机制的政策效应,并根据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层面的三个指标,对各种规制机制进行排序。
宋祝[9]（2019）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研究,文章从阐述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概念及彼此关系入手,进一步分析了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情况,最后提出了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对策。
孟欢欢[10]（2019）在《城市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状态与优化发展研究 ——以上海为例》文中提出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及民众体育需求的爆发式、多元化增长,民间传统体育组织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民众多样需求满足的组织载体,其主体地位作用在提升、发展空间在拓展。但在社会快速转型发展过程中,孕育城市民间传统体育组织成长的土壤发生巨大变化,组织在传承与创新、封闭与开放、依附与独立等不同向度内摇摆,整体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城市之一,其社团改革也走在发展前沿,它不仅拥有精武体育总会、中华武术会等百年组织,并且拥有“百万娘子军”称号的创新型组织木兰拳协会。以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现状、生存机制、发展局限性、优化措施等作为研究内容,可以为组织主体性功能的发挥、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及政府进行组织培育提供策略方法。本文以传统权威型、魅力权威型、法理权威型三类民间传统体育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以组织社会学为研究视角,运用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数理统计法等,结合组织系统理论、共生理论、权威理论等,围绕城市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发展的“文化活态传承难、组织管理建设难、外部互动封闭”三个研究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得出以下结果:1民间传统体育组织主要分为传统权威型、魅力权威型和法理权威型三类组织,三类组织的生存现状、机制、发局限性及优化措施均不同。2民间传统体育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文化活态传承、组织管理建设以及组织外部互动共生。文化传承,主要包括指导者、参与者及传承的过程等要素;组织管理建设,主要包括组织目标确立、领导选择、管理团队建设、结构搭建、活动开展及制度保障等要素;组织的外部互动共生,需要明确组织外部互动共生的主体、共生的机制和共生的保障等要素。3组织总的生存现状。在文化传承方面,人群老龄化、需求低层次化、传承内容碎片化、传承地点广场公园化、传承过程关系一般化。组织建设方面,活动需求以日常指导、培训和展示表演为主,组织结构以基层站点建设方式推进,领导以民主选举为主,管理团队内以普通工作关系的普通信任为主,目标以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为主,对组织激励措施、宣传和制度建设最为不满。外部互动共生中,共生主体较为单一、契约化获取资源不足、共生关系稳定性弱。4三类组织的生存现状。传统型组织的文化传承有深度无广度,指导者和参与者均为中高学历和收入的较年轻中年男性为主,参与积极性、忠诚度、需求层次均最高,更注重技术、原理、文化等全方位传授且对行为道德有较高要求;组织建设目标以会员服务为主,领导源于传统继承等,管理团队是泛血缘情感关系,对等级考评、赛事等最为不满,非正式制度较高发挥作用;外部互动中,最为封闭。魅力型组织的文化传承有广度缺内涵,以中老年、偏低学历收入的退休女性为主,参与积极性、忠诚度、需求层次相对较低,传承内容以技术传承为主,对行为道德要求也最弱;组织建设目标以公益服务为主,领导源于民主选举和传统继承,管理团队是业缘关系,对等级考评等最为不满,正式管理制度为主;外部互动合作,状况一般。法理型组织文化传承的广度和深度兼具,各维度状况均居中;组织建设目标在公共服务和行政服务等方面较高,领导主要是民主选举和政府委派或任命,管理团队是普通工作关系,正式管理制度为主;外部合作中,最为开放,合作主体较多,部分搭建了稳定合作机制。5三类组织的生存机制及发展局限性。传统型组织的生存机制为文化传承的传统化、组织建设的拟宗法化、组织外部互动共生的人情化,发展局限为传承的规模微型化倾向、组织建设的保守性较强、外部互动主体非常单一;魅力型组织的生存机制为文化传承的现代化,组织建设的个人化、外部互动共生契约化,发展局限为文化传承的碎片化倾向、组织可持续性难、组织外部互动主体较为单一且关系稳定性不足;法理型组织的生存机制为文化传承的平台化、组织建设的类科层化、组织外部共生多元化,发展局限在于文化保护的工具性倾向、组织建设的行政化倾向、组织外部共生关系持续性不足。6三类组织生存状况差异的原因在于,组织系统协调程度不同和组织外源保障状况不同。在组织系统协调状况方面,主要由于组织生成动力“文化、生活、制度”的差异、文化传承“传承和创新”程度差异、组织建设“情感化和制度化”程度差异、组织资源来源“单一化和多元化”程度差异、组织对外交流“封闭与开放”程度不同。在外源性保障方面,组织发展面临部门协同力度不同、政府职能转移力度不同、枢纽型组织服务能力不足、政策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使得组织发展体制保障、空间保障、平台保障、制度保障均不足。7组织内部的分类别、分策略优化措施。分类别是指传统型组织需要在文化传承“适度现代化”和组织建设“适度开放化”方面完善;魅力型组织需要在文化传承的“整体性”以及组织建设的“传统化或制度化”方面完善;法理型组织需要在文化传承“传统化”和组织建设“独立性”方面完善。分策略发展是指,在强制性机制下,组织积极响应等级评估、优秀评选、荣誉表彰等要求,积累合法性资本;在模仿机制下,组织可以学习竞争对手、先进组织等的组织建设和外部互动方式等,积累发展经验;在规范性机制下,组织应积极参与枢纽型组织培育,邀请专家领导指导等,依据专业理论指导发展。8组织外部的偏利共生和互利共生策略。对于弱小组织采用偏利共生策略,通过政府的单向扶持以及依托综合型组织平台搭建等获取资源和能量;对于较为强大组织,可采用互利共生策略,通过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提供,提供会员服务、公益服务以及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等策略获取互惠资源。9组织发展的体制、空间、平台和制度保障。部门间进行上下、左右和内外协同,为组织提供体制保障;管理部门进行职能转移,为组织发展提供空间保障;枢纽型组织发展实体化,为组织发展提供平台保障;完善税务、财务、人才政策等,为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浅谈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集团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控制环境设置不尽合规 |
| 1. 组织架构缺陷 |
| 2. 人力资源政策滞后 |
| 3. 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短板 |
| （二）风险评估认定存在缺陷 |
| （三）内部控制活动有待完善 |
| 1. 内部控制活动有待完善 |
| 2. 控制活动有效性未得到保证 |
| （四）信息沟通的有效性不足 |
| （五）内部监督发展不匹配 |
| ■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集团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优化建议 |
| （一）改进企业内部控制环境 |
| 1. 以企业整体战略引领组织结构建设 |
| 2. 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
| 3. 营造员工关怀的企业文化 |
| （二）健全企业风险评估机制 |
| （三）提高控制活动的有效性 |
| （四）提高信息与沟通的效率 |
| （五）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监督制度 |
| 1.维护内部监督部门的独立性 |
| 2.内部监督应当被贯彻落实 |
| 3.切实保证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有效性 |
| ■总结 |
（2）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
| 1. 企业治理 |
| 2. 内部控制 |
| 3. 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 |
| 二、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1. 内部控制环境不完善 |
| 2. 风险控制能力不足 |
| 3. 企业治理中对于内部控制缺少监督和检查 |
| 三、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与完善举措 |
| 1. 改善企业在内部控制中的环境 |
| 2. 建立企业管理的风险机制 |
| 3. 加强企业之间的监督与沟通 |
| 四、结束语 |
（3）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内容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内容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高管激励 |
| 1.2.2 企业绩效 |
| 1.2.3 “限薪令”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意义 |
| 2 基础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3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1.4 激励理论 |
| 2.1.5 资本结构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高管激励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文献综述 |
| 2.2.2 高管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文献综述 |
| 2.2.3 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2.4 文献述评 |
| 3 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 3.1 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理分析 |
| 3.2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 3.3 高管激励、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 3.4 “限薪令”政策驱动下高管认知、努力与决策的机理分析 |
| 3.5 “限薪令”政策驱动下高管激励、资本结构与绩效的作用关系变化 |
| 4 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实证结论 |
| 5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3.3 进一步研究 |
| 5.4 本章实证结论 |
| 6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中介效应研究 |
| 6.1 中介效应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 |
| 6.4.3 进一步研究 |
| 6.5 本章实证结论 |
| 7 “限薪令”政策及相关影响分析 |
| 7.1 “限薪令”政策的改革历程 |
| 7.2 “限薪令”政策产生的原因分析 |
| 7.3 “限薪令”政策的经济后果分析 |
| 7.4 “限薪令”政策冲击 |
| 7.4.1 双重差分法 |
| 7.4.2 “限薪令”政策对高管激励的影响 |
| 7.4.3 “限薪令”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7.4.4 “限薪令”政策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
| 7.4.5 基于“限薪令”政策的双重差分检验 |
| 7.5 本章实证结论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实体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1.2.3.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献综述 |
| 1.2.4.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简评与本文努力方向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主要创新之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有关实体经济的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2.2.2.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 |
| 2.2.4. 关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 |
| 2.3 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创新的需求分析 |
| 3.1.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
| 3.1.2. 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
| 3.1.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1.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要求商业银行持续开展金融创新 |
| 3.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 |
| 3.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程 |
| 3.2.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成效 |
| 3.2.4.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问题 |
| 3.3.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 |
| 3.3.1.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 |
| 3.3.2.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教训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4.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1.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
| 4.1.2. 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的消极作用 |
| 4.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2.1. 加强资本积累 |
| 4.2.2. 推动技术进步 |
| 4.2.3. 升级供给端 |
| 4.2.4. 优化需求端 |
| 4.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3.1. 增强金融功能 |
| 4.3.2. 推动金融发展 |
| 4.3.3. 优化金融结构 |
| 4.3.4. 影响货币深化 |
| 4.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分析 |
| 4.4.1 假设 |
| 4.4.2 最优路径推导 |
| 4.4.3 平衡增长路径 |
| 4.4.4 数值模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
| 5.1. 关系特征及实证假设 |
| 5.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 5.2.1. 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说明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3. 相关检验 |
| 5.3.1. 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 5.3.2. 位置参数的确定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2. 非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3. 非线性转换体制的分析 |
| 5.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 5.5.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
| 5.5.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替换自变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核心实体产业(制造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
| 5.6.2. 加入交互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协同效应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 |
| 6.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的创建与衡量 |
| 6.1.1. 金融创新指数构建思路 |
| 6.1.2. 金融创新指数维度与指标选取的说明 |
| 6.1.3. 金融创新指数测度过程 |
| 6.1.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测度结果 |
| 6.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2.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6.2.3. 模型稳定性与格兰杰检验 |
| 6.2.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2.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及行动路径 |
| 7.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 |
| 7.1.1 紧扣供给侧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
| 7.1.2 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 |
| 7.1.3 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差异化金融创新 |
| 7.1.4 推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能 |
| 7.1.5 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
| 7.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 |
| 7.2.1. 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 |
| 7.2.2. 整合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 |
| 7.2.3. 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
| 7.2.4. 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丰富民生类金融产品 |
| 7.2.5. 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3 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 |
| 7.3.1. 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 |
| 7.3.2. 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集约化业务平台 |
| 7.3.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的智能化改造 |
| 7.3.4. 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 |
| 7.3.5. 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实现融合创新 |
| 7.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 |
| 7.4.1. 商业银行主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2.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3. 建立与完善适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 |
| 7.4.4. 构建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与制度协同运行保障机制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研究不足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5）投资者对网贷平台逆向选择的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网络借贷风险研究 |
| 1.2.2 网络借贷投资者行为研究 |
| 1.2.3 网络借贷逆向选择研究 |
| 1.2.4 网络借贷信息披露研究 |
| 1.2.5 现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网络借贷逆向选择治理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1 .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1 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理论 |
| 2.1.2 信号传递理论 |
| 2.1.3 信号甄别理论 |
| 2.2 博弈相关理论 |
| 2.2.1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 |
| 2.2.2 演化博弈理论 |
| 2.3 委托代理理论 |
| 第3章 网络借贷的投资者特征、平台运营模式与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3.1 网贷投资者的特征 |
| 3.1.1 投资者构成与年龄结构 |
| 3.1.2 学历、职业与收入水平 |
| 3.1.3 风险偏好与投资经验 |
| 3.2 网贷平台的运营模式及其特征 |
| 3.2.1 信息中介模式 |
| 3.2.2 信用中介模式 |
| 3.2.3 增信中介模式 |
| 3.2.4 我国网贷平台的基本特征 |
| 3.3 网贷交易中的信息传递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3.3.1 平台信息生产与传递行为 |
| 3.3.2 网贷交易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投资者与网贷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行为 |
| 4.1 投资者与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及其来源 |
| 4.1.1 网贷平台信息披露环节 |
| 4.1.2 第三方机构信息评价环节 |
| 4.1.3 投资者信息接收与决策环节 |
| 4.2 平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驱动因素 |
| 4.2.1 信息中介模式盈利能力不足 |
| 4.2.2 监管制度缺陷与违规成本过低 |
| 4.3 投资者对网贷平台的逆向选择 |
| 4.3.1 投资者对网贷平台的逆向选择行为 |
| 4.3.2 投资者对网贷平台逆向选择的市场表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逆向选择形成机理分析 |
| 5.1 投资者、平台、借款人三方博弈模型 |
| 5.1.1 模型假设 |
| 5.1.2 参与方收益分析 |
| 5.1.3 对参与方策略变化的讨论 |
| 5.2 借款人、平台、监管机构三方博弈模型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平台方收益分析 |
| 5.3 逆向选择的三方博弈模型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网贷平台信息披露、投资者选择与信息披露治理 |
| 6.1 我国网贷平台信息披露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
| 6.1.1 网贷行业信息披露的制度安排 |
| 6.1.2 网贷平台信息披露的现状 |
| 6.1.3 网贷平台信息披露所存在的问题 |
| 6.2 网贷平台信息披露对投资者选择平台的影响 |
| 6.2.1 信息披露的价值引导效应 |
| 6.2.2 信息披露对投资者信心的增强效应 |
| 6.2.3 信息披露的投资者保护效应 |
| 6.3 网贷平台信息披露机制优化 |
| 6.3.1 明确划分平台内部信息披露的责任与义务 |
| 6.3.2 建立信息披露的内部监督与制衡机制 |
| 6.3.3 加强负面信息的实质性披露 |
| 6.4 基于演化博弈模型的网贷平台信息披露行为治理 |
| 6.4.1 模型假设与变量解释 |
| 6.4.2 模型构建 |
| 6.4.3 平台与治理方策略演化均衡分析 |
| 6.4.4 对惩罚机制的改进 |
| 6.4.5 仿真分析 |
| 6.4.6 网贷平台信息披露治理策略总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投资者对网贷平台的正向选择机制设计 |
| 7.1 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理性决策 |
| 7.1.1 网贷平台风险与投资收益分析 |
| 7.1.2 投资者认知及行为偏差控制 |
| 7.2 网贷平台评价机制构建与评价方法优化 |
| 7.2.1 网贷平台评价机制的构成 |
| 7.2.2 评价机构业务质量的影响因素 |
| 7.2.3 基于MSO-LSSVM方法的平台运营水平评价方法 |
| 7.3 网贷投资者教育机制设计 |
| 7.3.1 我国网贷投资者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
| 7.3.2 网贷投资者教育制度构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强投资者对网贷平台逆向选择治理的相关支持制度建设的建议 |
| 8.1 加强网络借贷基础法规建设 |
| 8.2 建立网贷平台评级制度 |
| 8.3 健全网络借贷中介服务体系 |
| 8.4 构建网络借贷协同治理机制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科研项目与发表论文情况 |
| 附录A: 2018年12 月成交量排名前三十的平台运营指标 |
| 附录B: 混沌粗搜索算法代码 |
| 附录C: 变尺度混沌优化细搜索算法代码 |
（6）基于信息传递机制下的中小型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的界定 |
| 2.1.2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内容 |
| 2.1.3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要求 |
| 2.1.4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过程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成本管理理论 |
| 2.2.2 信息传递理论 |
| 3 我国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建筑施工行业特征与发展现状阐述 |
| 3.2 我国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分析 |
| 3.2.1 投标时报价与投标前成本计划脱节 |
| 3.2.2 成本管理观念不具系统性和全局性 |
| 3.2.3 信息搜集能力与成本核算技术落后 |
| 3.2.4 成本管理未能形成完整的系统体系 |
| 3.3 我国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信息传递现状与缺陷 |
| 3.3.1 我国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信息传递现状 |
| 3.3.2 我国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信息传递中存在的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4 信息传递机制下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框架 |
| 4.1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框架的构建 |
| 4.1.1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框架的构建原则与思路 |
| 4.1.2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框架的主要模块与功能 |
| 4.1.3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框架的保障机制 |
| 4.2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信息传递机制构建 |
| 4.2.1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信息传递机制构建的前提 |
| 4.2.2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内外部信息来源 |
| 4.2.3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信息传递机制构建 |
| 4.3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中信息传递有效性评价方法 |
| 4.3.1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信息传递有效性评价指标 |
| 4.3.2 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信息传递有效性评价方法 |
| 4.4 本章小结 |
| 5 信息传递机制下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管理案例研究 |
| 5.1 案例公司A基本情况概述 |
| 5.2 案例公司A成本管理现状 |
| 5.3 案例公司A成本管理中的信息传递机制运行现状 |
| 5.4 案例公司A信息传递机制下成本管理的效果 |
| 5.5 案例公司A成本管理中信息传递有效性评价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复杂背景下地方法治变革的动因 |
| 第一节 时代变革叠加驱动地方法治转型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
| 二、数字时代信息扁平化的喜与忧 |
| 第二节 内在结构失衡期待地方法治转型 |
| 一、法治变迁动力机制的结构失衡 |
| 二、权力纵横配置的内在关系失衡 |
| 第二章 治理现代化语境地方法治的合作型转向 |
| 第一节 基于“控制—依附”结构的地方法治类型 |
| 一、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 |
| 二、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 |
| 三、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有效法治的可能范式 |
| 一、逐步趋向合作的地方法治 |
| 二、合作型地方法治的法理证立 |
| 三、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内在特征 |
| 第三章 社会权力的法治合作及其法理意蕴 |
| 第一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在场 |
| 一、政社关系结构网络的社会权力实践连接 |
| 二、社会权力对法治合作机制的内生要素扩展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语境社会权力的法理属性 |
| 一、域外关于社会权力的经典论述 |
| 二、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权力的解读 |
| 三、合作意蕴的社会权力法理界定 |
| 第四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地方性社会组织 |
| 一、法律语境的社会组织 |
| 二、社会组织高质量转向 |
| 三、迈向治理的组织类型 |
| 四、变塑社会的特征优势 |
| 第二节 稳定性社会群体 |
| 一、社会群体的学理维度 |
| 二、虚实结合的多元社群 |
| 三、主体特征的社会面向 |
| 第三节 自治性社区组织 |
| 一、基于法定的主体地位 |
| 二、社区自治的力量条件 |
| 三、自治效应的典型实践 |
| 第五章 社会权力之于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功能 |
| 第一节 控约地方政府权力 |
| 一、制约政府权力的传统机制及其式微 |
| 二、社会权力阻却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 |
| 三、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分解与转化 |
| 第二节 丰盈民间社会资本 |
| 一、社会资本与合作型地方法治 |
| 二、地方法治中社会资本的孱弱 |
| 三、社会权力重塑法治社会资本 |
| 第三节 生成地方社会秩序 |
| 一、社会权力生成地方法治的“民间法”资源 |
| 二、基于社会权力合作治理的社会秩序生成 |
| 第六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社会权力的运行机理 |
| 第一节 开放多元的运行条件与场域 |
| 一、开放复合的民主社会实践空间 |
| 二、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资本 |
| 三、多样繁荣的地方社会理性文化 |
| 第二节 深度合作的有序运行方式 |
| 一、对话与协商: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 |
| 二、有序参与:政社权力的深层互动 |
| 三、自主治理:社会权力的自主实现 |
| 第三节 制度化网络的集体合作行动机制 |
| 一、自组织决策的项目绩效合作机制 |
| 二、制度化政社权力的集体行动机理 |
| 余论:对社会权力的法治制约 |
| 一、对社会权力保持政治警惕 |
| 二、防止社会权力的溃散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总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标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理论框架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信息约束下的间接规制 |
| 1.4.2 面源污染外部性的内生化 |
| 1.4.3 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适切应用 |
| 1.4.4 统一框架下的政策模拟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术语界定 |
| 2.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主流研究 |
| 2.1.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发轫 |
| 2.1.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机制 |
| 2.1.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效率问题的质疑 |
| 2.1.4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合作共谋问题 |
| 2.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理论前沿 |
| 2.2.1 合作共谋因素和团队绩效机制的引入回应质疑 |
| 2.2.2 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引领理论前沿 |
| 2.2.3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得到更多关注 |
| 2.3 相关研究评述 |
| 2.3.1 国内外研究对比 |
| 2.3.2 相关研究的贡献 |
| 2.3.3 相关研究的不足 |
| 2.3.4 今后研究的方向 |
| 2.3.5 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 |
| 2.4 理论借鉴 |
| 2.4.1 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相关理论 |
| 2.4.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相关理论 |
| 2.5 基本概念界定 |
| 2.5.1 污染 |
| 2.5.2 环境税 |
| 2.5.3 规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规制政策工具比较 |
| 3.1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1.1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 |
| 3.1.2 全球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1.3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类型 |
| 3.2.1 基于命令控制的规制政策 |
| 3.2.2 基于市场机制的规制政策 |
| 3.2.3 基于工程技术的规制政策 |
| 3.2.4 基于公众参与的规制政策 |
| 3.3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关键问题及政策工具选择 |
| 3.3.1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三大关键问题 |
| 3.3.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的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
| 3.3.3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的选择 |
| 3.4 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的常规政策工具 |
| 3.4.1 农业面源污染常规经济规制机制的基本类型 |
| 3.4.2 农业面源污染常规经济规制机制的比较优势 |
| 3.4.3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经济规制工具 |
| 3.5 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政策需要突破的难题 |
| 3.5.1 信息不对称 |
| 3.5.2 污染排放与污染结果间的随机性 |
| 3.5.3 面源污染对污染者的负外部性 |
| 3.5.4 面源损害对污染者的反馈效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基准框架 |
| 4.1 基准框架 |
| 4.1.1 研究基础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研究框架 |
| 4.2 理论模型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理论预测 |
| 4.2.3 合作共谋行为 |
| 4.3 实验设计 |
| 4.3.1 实验描述 |
| 4.3.2 实验参数设定 |
| 4.3.3 评估标准:效率性和稳定性 |
| 4.4 实验结果及分析 |
| 4.4.1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要素投入决策 |
| 4.4.2 各种规制机制的效率性和稳定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污染总量型环境税和集体罚款机制有效性再检验 |
| 5.1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与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共谋 |
| 5.1.1 公共物品供给与面源污染减排 |
| 5.1.2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 |
| 5.1.3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
| 5.1.4 面源污染减排“志愿者困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设计 |
| 5.2 博弈模型和实验设计 |
| 5.2.1 理论模型 |
| 5.2.2 实验设计 |
| 5.3 理论预测 |
| 5.3.1 完全信息情境 |
| 5.3.2 不完全信息情境 |
| 5.4 实验结果分析解释 |
| 5.4.1 实验结果 |
| 5.4.2 完全信息情境的分析 |
| 5.4.3 不完全信息情境的分析 |
| 5.4.4 路径依赖效应 |
| 5.4.5 偏好类型的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 |
| 6.1 研究基础 |
| 6.1.1 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发端 |
| 6.1.2 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设计 |
| 6.2 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基本模型 |
| 6.2.1 模型假设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社会最优问题 |
| 6.2.4 私人利润最大化问题 |
| 6.3 最优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 |
| 6.3.1 情境1:最优庇古税情境 |
| 6.3.2 情境2:完全信息情境 |
| 6.3.3 情境3:可以观测投入数量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3.4 情境4:可以观测部分产出和投入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3.5 情境5:可以观测产出数量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设计 |
| 7.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模式选择 |
| 7.1.1 坚持财政中性改革原则 |
| 7.1.2 实行政策预告和试运行 |
| 7.1.3 选择合意的环境税政策工具组合 |
| 7.1.4 对环境税收入实行专款专用 |
| 7.1.5 减少环境税改革政策描述的“框架效应” |
| 7.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要素设计 |
| 7.2.1 规制谁(规制对象)——差异化规制 |
| 7.2.2 规制什么(规制标准)——间接规制 |
| 7.2.3 如何规制(规制方法)——双向激励 |
| 7.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配套制度建设 |
| 7.3.1 法律法规制度配套建设 |
| 7.3.2 财政预算制度配套建设 |
| 7.3.3 农业技术推广认证配套制度建设 |
| 7.3.4 工程技术和强制管制制度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 |
| 8.1.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有效性 |
| 8.1.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组合包含三种工具 |
| 8.1.4 科学的制度设计让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合意性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分类施策 |
| 8.2.2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 |
| 8.2.3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纠正政策偏差 |
| 8.2.4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关注现实困难 |
| 8.3 研究的贡献、不足和未来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第4章实验统计数据 |
| 附录2 第4章渐进值估计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现代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
| （一）现代企业治理 |
| （二）企业内部控制 |
| （三）现代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
| 二、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情况分析 |
| （一）缺少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
| （二）企业单位内部控制的范围窄、科学性差 |
| (三) 内控体系建设中内审机构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
| （四）内部意识薄弱 |
| 三、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对策 |
| （一）优化内部控制环境 |
| （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
| （三）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的工作规范与标准 |
| （四）发挥内部审计在内控体系中应有的作用 |
| （五）树立正确的内部控制观念 |
| 四、结束语 |
（10）城市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状态与优化发展研究 ——以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统文化复兴上升到国家战略 |
| 1.1.2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
| 1.1.3 城市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和发展困难 |
| 1.2 研究问题提出 |
| 1.2.1 组织文化活态传承难 |
| 1.2.2 组织管理建设难 |
| 1.2.3 组织外部互动封闭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1 理论框架: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发展的分析维度 |
| 1.4.2 现状分析: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 |
| 1.4.3 典型个案: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发展机制及局限性—以三个个案为例 |
| 1.4.4 优化路径:民间传统体育组织未来发展的策略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法 |
| 1.5.2 访谈法 |
| 1.5.3 问卷调查法 |
| 1.5.4 个案研究法 |
| 1.5.5 数理统计法 |
| 1.6 研究创新点 |
| 2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1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研究理论视角综述 |
| 2.2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概念、分类和功能等综述 |
| 2.3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状况综述 |
| 2.4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实践个案研究综述 |
| 2.5 研究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谱系 |
| 3.1.1 组织社会学的溯源及理论视角 |
| 3.1.2 组织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应用 |
| 3.1.3 组织社会学理论谱系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3.2 组织系统理论 |
| 3.2.1 组织系统理论的溯源和观点 |
| 3.2.2 组织系统理论在其它研究中的应用 |
| 3.2.3 组织系统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3.3 共生理论 |
| 3.3.1 共生理论的溯源及核心观点 |
| 3.3.2 共生理论在其它研究中的应用 |
| 3.3.3 共生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3.4 权威理论 |
| 3.4.1 权威理论的溯源及核心观点 |
| 3.4.2 权威理论在其它研究中的应用 |
| 3.4.3 权威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3.5 制度与生活理论 |
| 3.5.1 制度与生活理论的溯源及核心观点 |
| 3.5.2 制度与生活理论在其它研究中的应用 |
| 3.5.3 制度与生活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3.6 文化原生态理论 |
| 3.6.1 文化原生态理论的提出 |
| 3.6.2 文化原生态理论的争议和讨论 |
| 3.6.3 文化原生态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4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4.1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概念 |
| 4.2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分类 |
| 4.2.1 传统权威型民间传统体育组织 |
| 4.2.2 个人魅力权威型民间传统体育组织 |
| 4.2.3 法理权威型民间传统体育组织 |
| 4.3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特征 |
| 4.3.1 目的:进行文化传承、推广与发展 |
| 4.3.2 项目:传统体育项目 |
| 4.3.3 文化:地域性 |
| 4.3.4 性质: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公益志愿性 |
| 4.4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发展的理论分析维度搭建 |
| 4.4.1 组织文化传承的理论分析维度搭建 |
| 4.4.2 组织管理建设的理论分析维度搭建 |
| 4.4.3 组织外部互动共生的理论分析维度搭建 |
| 4.5 本章小结 |
| 5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现状分析 |
| 5.1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总体生存现状分析 |
| 5.1.1 组织文化传承现状 |
| 5.1.2 组织管理建设现状 |
| 5.1.3 组织外部互动的现状 |
| 5.2 三类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现状差异比较 |
| 5.2.1 三类组织文化传承现状差异比较 |
| 5.2.2 三类组织管理建设现状差异比较 |
| 5.2.3 三类组织外部共生现状差异比较 |
| 5.3 本章小结 |
| 6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机制及发展局限性——以三个个案为例 |
| 6.1 传统权威型组织的生存机制及发展局限——以上海鉴泉太极拳社为个案 |
| 6.1.1 传统权威型组织的发展历程回溯 |
| 6.1.2 传统权威型组织的生存机制 |
| 6.1.3 传统权威型组织生存发展的局限性 |
| 6.2 魅力权威型组织的生存机制及发展局限—以上海木兰拳协会为例 |
| 6.2.1 魅力权威型组织的成长过程回溯 |
| 6.2.2 魅力权威型组织的生存机制 |
| 6.2.3 魅力权威型组织生存发展的局限性 |
| 6.3 法理权威型组织的生存机制及发展局限——以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为例 |
| 6.3.1 法理权威型组织的发展历程回溯 |
| 6.3.2 法理权威型组织的生存机制 |
| 6.3.3 法理权威型组织生存发展的局限性 |
| 6.4 三类组织生存状况不同的原因分析 |
| 6.4.1 组织系统协调程度不同 |
| 6.4.2 组织外源保障状况不同 |
| 6.5 本章小结 |
| 7 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生存发展的优化策略研究 |
| 7.1 组织内部优化策略 |
| 7.1.1 分类别优化 |
| 7.1.2 分策略优化 |
| 7.2 组织外部共生的实践策略 |
| 7.2.1 偏利共生的实践策略 |
| 7.2.2 互利共生的实践策略 |
| 7.3 组织生存发展的保障措施 |
| 7.3.1 体制保障:上下、左右和内外等部门协同 |
| 7.3.2 空间保障:各级管理部门的服务优化 |
| 7.3.3 平台保障:枢纽组织发展实体化 |
| 7.3.4 制度保障:税收、财务和人才制度完善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1:民众问卷 |
| 附件2:管理者问卷 |
| 附件3:民众问卷的专家效度问卷 |
| 附件4:管理者问卷的专家效度问卷 |
| 附件5:组织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件6:站点指导者访谈提纲 |
| 附件7:参与者访谈提纲 |
| 附件8:管理部门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件9:学者访谈提纲 |
| 附件10:访谈人员的具体情况 |
| 附件11:民众问卷重测信度 |
| 附件12:各个组织对外交流合作状况的访谈结果统计 |
| 学习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浅谈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集团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研究[J]. 唐立群. 营销界, 2021(39)
- [2]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J]. 程林.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21(06)
- [3]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 梁彭.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D]. 滕飞. 广西大学, 2021(07)
- [5]投资者对网贷平台逆向选择的治理机制研究[D]. 潘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6]基于信息传递机制下的中小型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研究[D]. 陈思文. 西华大学, 2020(01)
- [7]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D]. 陆俊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8]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D]. 周志波. 西南大学, 2019(05)
- [9]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研究[J]. 宋祝.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9(07)
- [10]城市民间传统体育组织的生存状态与优化发展研究 ——以上海为例[D]. 孟欢欢. 上海体育学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