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谬误的墨家研究

一、墨家对语用谬误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朱亚彬^[1]（2020）在《墨家谬误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章系统梳理了墨家谬误理论在先秦的发展,全面阐述了墨家谬误理论的内容,为墨家逻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对墨家谬误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对当今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墨家谬误理论是通过“名”“辞”“说”来表现的,墨家认为谬误出现的原因在于对“故”“理”“类”三个方面通晓不全面,墨家谬误理论影响了同时期的荀子、庄子和韩非,他们进一步批判发展了墨家谬误理论。论文注重墨家谬误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交叉研究,力求最大程度还原墨家谬误理论的全貌。分别从三个角度审视了墨家谬误理论,在当代论证理论视角下,对于墨家谬误理论的研究要回归语境分析并结合谬误产生的环境;研究墨家谬误理论可以为推动当代谬误理论注入活力;在当代,弘扬这一理论,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创新意识与理性批判精神。通过比较研究法,论文将荀子对墨家谬误理论的批判、庄子对墨家谬误理论的怀疑、韩非对墨家谬误理论的运用进行了整合,理清了墨家谬误理论发展的脉络;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考虑了墨家所处的生产力水平与所代表的阶级诉求,认为他们对稷下学宫的学术争鸣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跨学科研究法,将墨家谬误问题同当代谬误理论研究中的论证理论、批判性思维相结合,从多学科角度阐述这一理论的重大价值。

刘蕊^[2]（2017）在《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文中提出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变革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政治生态环境发生巨变,同时投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变革也愈演愈烈。“百家争鸣”的思想论争使得“谈辩”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语言活动。诸子散文作为其文字载体各具特色,伴随着谈辩风气的推进和人类思辨能力的逐步提高,在形式上由最初的语录体、结构简单的言辩演化成为逻辑严密、句式考究的专篇论文式的笔辩。在内容上也逐渐从名实之争的言意辩论过渡到学术领域的理论辨析。在谈辩方法上喻证的内容不断扩展,出现寓言式说理,类比论证得到长足发展,二难式论证的创造等都在逻辑推理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谈辩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辩论双方的身份、地位、心理活动都对谈辩的内容和进程产生影响。因而谈辩活动除了辨析是非还需要讲求策略,促使对方易于接受。诸子风格迥异的语言表述,除了体现其个性风格外也是为了使谈辩内容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对语言进行的加工润色,客观上加快了诸子散文的文学化进程,对后世的政论文、汉赋、小说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论文共分十一章对“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加以分析和论述。前三章分别从战国谈辩风气的形成、发展演变、对诸子散文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论述战国诸子各家的谈辩活动。第十一章论述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的影响。第一章战国谈辩风气形成的原因。诸子谈辩之风兴起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与先秦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首先,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中央集权时期的文化垄断随之瓦解,官学流散,知识下移,民本意识高涨,七雄并起,社会动荡,思想领域有了放言的空间,这为谈说辩论提供了可能。其次,士阶层的崛起,为谈辩活动准备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再其次,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各个阶层试图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开始选择代表自己利益诉求的思想家,他们各执一词,激烈辩论,派别林立,构成了谈辩的实践和研究的主体。第二章战国谈辩的发展演变。首先是春秋末期谈辩之风的兴起,春秋时期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名辩思潮”的掀起成为“谈辩之风”的滥觞。其次,谈辩在战国初期的发展,当春秋末期名实之争引发百家争鸣,到战国初期号称“显学”的当属儒墨两家。墨家的兴起对谈辩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墨子不但公开倡导“谈辩”,还对“谈辩”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在辩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理论成就。再其次,谈辩在战国中期的盛行和笔辩之初兴,这一时期谈辩实践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广泛存在,话题的多样性和思考的深入性又有新的扩展。诸子经过长期的谈辩实践,开始注意总结谈辩理论。笔辩初兴,它是谈辩实践的思维延伸和文字整理,是理性思维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后,谈辩在战国后期的发展和笔辩的成熟。纵横家在这一时期的勾斗权术日趋成熟,他们的谈辩实践也正是在战国末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诸子各家就生活在合纵连横运动之中无不牵涉其内,纵横家的游说之术深刻地影响着诸子谈辩的方式和方法。第三章战国谈辩对诸子散文的整体影响。首先,谈辩“言有象”与诸子散文的“深于取象”的关系。谈辩过程中喻证法的普遍运用,寓言说理的出现都是“言有象”的表现,是一种具象化的谈辩方式。它使得论证更形象、生动,是诸子散文走向文学的自觉的表现。其次,谈辩“事有比”与诸子散文的铺排语辞。诸子散文在形式上进行语词的铺排,在内容的逻辑关联上进行类比论证的说理方法既形象易被人接受,语势具有冲击力,是“谈辩”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国诸子散文形成“言有象,事有比”特点的根源。再其次,谈辩“辞贵奇”与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战国时期理性精神被高高举起,诸子百家各执一辞,诸子散文记载了他们之间思想交锋的实录。各家的观点迥异,论证方法巧妙多变,层出不穷,形成战国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性特征。最后,“张罝网而取兽”的谈辩宗旨与诸子的“筌蹄”语言观。战国诸子谈辩既注重内容在逻辑关系上的严密性,也注重形式上话语策略的运用,体现了文学在这一时期还是以实用性为主,但已经具有局部的文学自觉的特性。诸子散文在行文中普遍运用“取象”、“比辞”的创作手法虽然都只是谈辩中“取胜”的语言工具,但也为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寓言故事,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各种巧妙的谕证手法。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对战国诸子各家进行个案研究。墨家作为“百工”的代表,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以“非儒”的姿态出世,一开始就要以谈辩作为抗击儒家思想的有力武器。在现实生活的阶级斗争当中,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更倾向语言这种非暴力抗争。他们倡导“谈辩”应遵循“诽”（批判）、“争”和“胜”,总结出“三表法”,在诸子谈辩活动中,其谈辩理论的建构成就最高。儒家以孔子的“克己复礼”创世,代表新、老统治者利益。他们把谈说作为进行政治教化的工具,而非斗争的武器。因此坚决反对以“争胜”为目的的具有批判性和挑战性的谈辩。战国初期儒学式微,孟子常常慷慨陈词,却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到战国晚期,荀子看到如果一味“法先王、顺礼仪”却“不好言,不乐言”（《荀子·非相》,）将被诸子谈辩的喧嚣湮没。他提出“君子必辩”但反对“奸言”和“小人之辩”,倡导“循礼”、“中仁”的“君子之辩”。他们衡量是非的标准是“礼”而不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道家延续老子“道法自然”无为思想,体现了农业小生产者与世无争的思想要求。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从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出发提出“辩无不胜”的观点。他的“齐物论”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别认为“彼”和“此”相互转化、相互依赖,无需区分,否定了辩论的前提,即是非的存在。然而庄子本人却是辩论的高手,他的寓言充满奇思妙想,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性,同时也是极有说服力论证方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精于笔辩。战国晚期诸子谈辩的风气愈演愈烈,而六国军队却步函谷关,政治格局趋于统一,服务于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主张文化专制,因此韩非致力于统一思想,反对辩论,多次强调“辩无用”。他把善辩的人称为五蠹之一,是被专政的对象。韩非最擅长二难驳论法,其论证严密,语锋犀利,试图以辩止辩。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是战国诸子谈辩大潮中最热衷形式逻辑论辩的,他们的论题鲜少关注时政,也没有完整的理想国家设计方案,而是专注于春秋以来的“名实之争”。常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说如“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等,为他们博取不少声名。他们围绕自然界的事物名实关系,如“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展开辩论,进行抽象分析,虽不免坠入诡辩的泥潭,但对于先秦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宇宙观和本体论的研究都有裨益。纵横家,是战国、秦汉之际的显学之一,不追求理论上的建造,却锐意现实斗争中的功利。立足于“变”的观点,认为完全能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成功”（《战国策·燕策一》）。纵横家的游说辞制胜法宝在于密切关注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利”为先导,不惜“为设诈称”,善借外力以成其私,表现出重计、重利、重时、重自我相结合的鲜明特征。第十一章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谈辩的影响谈辩之辞始于战国,诸子各家工于驰说,谈辩的方式技巧及语言运用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西汉初立休养生息,黄老之学当道,思想活跃以求治为中心的谈辩活动围绕秦亡的历史教训展开。武帝之后独尊儒学,经学的官方化束缚了士人的思想,依经立论,随声是非,使谈辩局限在古今文之争的学术论争中。西汉覆灭王莽篡权,使东汉的统治者试图从古文经中找到治国的道路,古今文经的辩论再度高涨,古文学家博古通今,使辩题内容偏向于抽象的形而上哲学问题,这也为魏晋的清谈开启了大门。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生活困苦但却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清谈在口辩和笔辩方面都常于互相诘难,语辞骈俪,策略多变,进入谈辩的一个高潮期。东晋以后佛教的引入儒释道三教的论争成为主流,至五胡乱华北方汉族建立隋朝,科举举士,门阀士族被削弱,谈辩之风息止。战国时期谈辩产生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的需要,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加快而不断呈现高峰。语言表述的滞后促进思维的发展,思辨能力的提高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诸子散文也是诸子生命的体验,它们的发展演变和语言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发展演变是同步的。诸子散文作为战国谈辩活动的载体讲求“言有象”、“事有比”、“辞贵奇”,随着思辨水平的提高,从实用性、学术性逐渐走向文学性的自觉。因之,战国诸子谈辩与诸子散文的发展是同步发展互为表里,谈辩活动是战国诸子散文发展的内在动因。

刘潺潺^[3]（2017）在《荀子论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先秦名辩学史上,除了名家和墨家,在名学研究方面成就卓着的还包括荀子。由于荀子生活于战国末期,其他诸子的名辩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能够继承诸子思想之长,进行综合创新。荀子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名的五个基本向度,即名的定义、形成名的认识过程、名的分类、名的功用,以及制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此外,他还深刻地论述了“名”、“辞”、“辩说”的内在关联。荀子对名的研究,尤其是他关于“共名”和“别名”的讨论,“制名之枢要”的分析,使他的名学思想和先秦其他诸子相比而呈现出更加辉煌的一面,把先秦诸子的名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除了正面阐释有关名的理论外,荀子还结合名辩思潮的现实,从理论上概括总结了名辩实践中的有关名的谬误问题。荀子对“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的剖析,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就整体而论,这些论述标志着中国先秦时期的谬误研究水平趋至一个新的高度,并显示出中国古代谬误研究的一个显着特点:密切联系语言和思维实际研究谬误问题。荀子在名的研究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和他对其他诸子论名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密不可分。他的论名既有对其他诸子名辩思想继承的一面,又具有明显的个性和差异。近现代以来的荀子名学研究,就整体而言有两种主要视角:基于西方传统逻辑视角的研究以及基于符号学视角的研究。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途,为今人透视荀子名论,分析和把握荀子名学的特性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荀子论名的理论果实,诞生于先秦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其所论之“名”,既具有概念的属性,也具有符号（语词）的特点,概念和语词这两个维度统一于荀子乃至整个先秦诸子所论之“名”中。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是我们全面把握和理解荀子所论之“名”的合适选择。在一定意义上,荀子所论之“名”具有符号（语词）和概念的含义,但又不仅仅如此。

王博^[4]（2016）在《亚里士多德谬误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在我们的日常表达与交流中,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涉及到谬误,而谬误的出现会影响我们交流顺利进行。所以对谬误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谬误的研究自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很多着作,如《辩谬篇》和《论辩篇》等,都专门研究了谬误的形式和类型等,并且探究了谬误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式。这些成为了日后学者继续研究谬误问题的基础。与亚里士多德的谬误研究相对应,我国先秦时期的墨家也对谬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墨家的谬误理论多以实例形式出现,缺乏独立完整的谬误理论体系,但是它描述得具体,特别是关于类推的知识有详细介绍,形成了对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很好的呼应,东西方主流文明不约而同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人类认识规律的一致性。由于谬误理论研究有着良好的开端,所以后续研究也一直比较丰富。当代着名的研究谬误理论的逻辑学家主要有沃尔顿、汉布林、怀特莱,三者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亚里士多德谬误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戎雪枫^[5]（2015）在《汉传因明论争研究》文中认为汉传因明是以汉语为载体的佛家论辩逻辑。汉传因明的研究中有很多争议的问题,例如同品、异品的概念、除宗有法说、因明的逻辑性质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对汉传因明与逻辑的关系、汉传因明形式逻辑的研究简单概括和以形式逻辑进行研究、解释因明的方法提出批评的基础上,对当代因明研究中同异品定义的分歧进行全面剖析,诠释了历史上同异品的几种不同定义。本文以同品、异品的概念分析入手,引入因明量论中关于自相和共相的理论,试图探究解决同品异品概念上的论争及除宗有法问题上的争议之路径。在因明量论关于自相、共相理论基础上,本文认为关于上述问题的争论根源在于混淆了同异品在自相与共相层面的不同指谓。因明论式中自相指涉喻依与宗前陈,共相指涉宗法、因法及因三相、九句因中的同异品。本文主张以佛教“法”的概念来重新定义共相层面的同异品。在上述讨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除宗有法问题,本文认为同异品在自相层面的喻依须除宗有法,共相层面的同异品不须除宗有法,即宗法、因法、因三相、九句因不须除宗有法,我们认为有些学者所主张的全面除宗有法说是值得商榷的。国内学者割裂了因明与量论的关系,无论是全面除宗有法,还是部分除宗有法,似乎都没有关注到同异品概念的不同层面,他们仅仅在一个层面上讨论同异品的概念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关于因三相、九句因等相关问题的论争。由于喻体显示宗法、因法不相离性,所以喻体亦不必除宗有法。喻体是作为公共知识的全称命题,而不是所谓的“除外命题”。喻依与宗前陈是类比性质的要素而不是归纳概括要素。即使从单纯的形式逻辑角度看,所谓因明逻辑性质的演绎说、演绎兼归纳说、最大限度类比说都存在理论上的漏洞。演绎说舍弃了喻依的类比因素,演绎兼归纳说把喻体视为由喻依归纳而来的命题,最大限度类比说则否定了由喻依到喻体的归纳性,认为喻体是“除外命题”。如果从单纯的形式逻辑来看,因明是具有演绎兼类比性质的推理,但这种演绎与类比推理都是与因明支分颠倒的形式。因明本质上是论辩的工具,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畴,因明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理论正相适应。利用图尔敏论证模式对因明论式的分析,本文认为图尔敏论证形式的或然性与因明三支的实际相符合,因明论证的合理性在非形式逻辑框架下正是通过因三相得以实现的。利用图尔敏模式分析因明论式不必舍弃其中的任何成分,是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有机联系的理想模式。学界在发现因明的非形式逻辑性之后主张拒斥形式逻辑分析的做法是可以商榷的。利用图尔敏的非形式谬误理论对因明过论进行分析,可以把因明过类划入相应的类型,但似宗中的部分过类在图尔敏非形式谬误中没有相应的类型,即图尔敏非形式谬误中缺乏与“主张”（Claim）相对应的谬误类型,在因明分析中须另外设立相应的非形式谬误类型。

刘飞^[6]（2014）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刘徽注《九章算术》是《九章算术》和刘徽对其所作的注这两个部分组成。它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的经典着作,含有丰富的逻辑思想,特别是刘徽注更为明显。前人对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研究,从研究方法层面,主要表现为形式逻辑的方法和文化比较分析的方法等等。比如,从形式逻辑方法中的定义、推理、逻辑规律以及理论体系等等方面,来考察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也有从中西文化比较或中国古代逻辑的视角来探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继续使用形式逻辑方法来研究刘徽注《九章算术》;再引入非形式逻辑的论证理论和广义论证来分析刘徽注的论证特点;最后,用数学方法论来阐明刘徽注在方法方面的独特之处。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与数学方法论是三种不同维度或视域下的研究方法。三者的结合能够保证较为全面地分析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由于数学与逻辑具有密切联系,那么,使用形式逻辑方法来研究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就具有一定合理性。在形式逻辑的视域下,本文简要介绍了《九章算术》和刘徽以及相关的时代背景,并简单探讨了《九章算术》在编排方面的逻辑特点;再从概念、推理、逻辑规律以及相关理论体系等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刘徽注所能展现出的逻辑特点;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欧几里得几何学与刘徽注《九章算术》在圆周率问题与勾股定理上的异同,从而区分了欧氏几何学与刘徽注《九章算术》在逻辑推理与数学证明方面的不同特征。由于刘徽注的具体论述形式多为论证,并且带有独特的文化因素,所以,本文采用了非形式逻辑的论证理论来研究其论证特点。具体来说,本文采用的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是图尔敏论证模型方法,通过它能够表征刘徽注的论证模式并分析其论证效果。鉴于文化因素对论证的影响力,本文引入了广义论证理论,并把其中的广义论证五要素添入图尔敏模型中,揭示出刘徽注在论证上的逻辑文化特征。前两个视域下的研究所针对的是具体的数学内容,而在第三个视域下,用数学方法论来研究刘徽注《九章算术》,则是从更深的方法论层面来探讨刘徽注在数学方法上的逻辑特点。在这一层面,刘徽使用较多的是抽象分析方法与化归方法,特别是化归方法中的关系映射反演原则的方法。在刘徽注中,它对于解决一类难度较大的数学问题很有帮助。以上的三个维度或视域之间既相对独立又有密切联系。形式逻辑视域注重研究刘徽注《九章算术》本身所具有的逻辑内容,而非形式逻辑视域注重研究刘徽注在论证方面的特点。虽然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都有研究论证的内容,但非形式逻辑所探讨的论证更能突出刘徽注在文化意义上的特征。然而,这两个方面所探讨的内容都没有涉及到方法论层面,所以,有必要从数学方法论视域来对刘徽注《九章算术》的数学方法进行专门分析,探究出刘徽注《九章算术》在数学方法上的特点,更深入地研究其逻辑思想。所以,从以上这三个维度或视域来进行研究,能够较为全面且充分地探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这也是对前人工作的一种推进。

张美玲^[7]（2014）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谬误问题是逻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世界逻辑思想起源的三大体系中均有所体现。而在中国古代谬误思想中,尤以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贡献最大、成果最多、最具中国古代逻辑特色。因而,有必要以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为研究对象,对先秦两汉谬误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揭示其历史发展脉络；并通过与西方谬误思想及因明过论的比较分析,明确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的特点；运用当代谬误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挖掘其合理的思想价值。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主要有两条基本线索：以名实关系为线索的关于名的谬误和在古代论辩中各派互訾而出现的关于辩的谬误,二者构成了先秦两汉时期谬误思想发展的核心。名的谬误是以名实是否相符为标准加以评判的,其实质是要求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语言要与存在相一致,三者中的任两者不一致都会造成谬误。辩的谬误则涉及到论辩过程中有关推理规则、论说内容、语言、道德等多方面的要求。它是先秦两汉思想家们为了维护自家学说的地位,从而试图掌握如何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如何找出对方论证的错误这一必要工具的需要而产生的。先秦两汉的谬误思想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个人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追求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秦时期,诸子思想呈现多元化特点,不同学派的思想分别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体现不同的价值观。百家争鸣实质上是诸子是己非异的批判与反批判过程。这使得诸子皆以自己学派的思想导向作为判别谬误与否的标准,它构成了先秦谬误思想的分类主线。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继承、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名辩谬误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总结。但此时期百家争鸣局面消失,各思想交融过渡,逐渐转向定于一尊,名辩谬误思想发展逐渐缓慢。而且两汉时期神化儒学、谶纬迷信泛滥,社会政治腐败,这些都促使了谬误研究朝着与名辩谬误思想不同的方向推进,王充的虚妄论即为此时期谬误思想的代表。其特点是以效验与证验为标准,将与事实相悖、不合理性思考的言论看作谬误,显示出客观实际的检验和逻辑论证与反驳对谬误的批驳力量。东汉后期,谬误思想主要集中于对政治弊端的批判,因而逻辑意义相对较弱,这也使得之后的谬误思想发展益趋缓慢。现阶段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的研究是以前人研究的成果为基础的。近代中国学者借助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谬误思想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现为：梁启超首次运用西方谬误理论进行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方法,阐述了墨家的谬误思想；胡适在运用中西比较方法的基础上,更注重历史分析的方法,因而他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各家的社会政治理想,考察并分析了先秦时期的谬误思想；章士钊以亚里士多德的谬误思想作为体系架构,将先秦两汉时期零散的谬误思想纳入一个整体的系统中加以研究。另外,当代西方学者立足西方文化视角,主要从语义学和语用学角度对先秦谬误思想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学者和当代西方学者对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研究的成果和局限,为现阶段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的重新挖掘和整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借鉴意义。先秦两汉作为我国谬误思想的初创时期,其对谬误的分析与研究相对浅显、零散,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为了使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更为系统,使我们能更为深入了解其特征,应该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进行重新分类与现代分析。从重新分类上看,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虽然在范围上并不仅限于逻辑,而是涉及到传知达意的整个言语交际过程,但其对各种谬误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名、辞、说、辩的思维形式而展开的。因而我们以名、辞、说、辩这四种思维形式为线索,将先秦两汉的谬误思想分为名的谬误、辞的谬误、说的谬误和辩的谬误。从特点上看,先秦两汉的谬误思想主要不是关于语形的谬误,其更注重从语词的内涵而非外延方面分析名、辞、说、辩,而且有关名、辞、说、辩及其谬误的思想主要是一个关于语言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的问题。因此,它更多的是关于语义和语用的谬误。这跟当代非形式逻辑视角下的谬误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运用非形式逻辑视角下的谬误理论,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进行现代分析,可以挖掘其现代价值,有利于实现对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的透彻理解和深入反思。

陈鑫泉^[8]（2014）在《约翰·伍兹的谬误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逻辑学家约翰·伍兹的谬误理论。伍兹谬误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传统谬误的逻辑理论忽视了优先对人类推理者的特质的充分说明,因而过于理想化地提出判定谬误的标准,结果造成了许多理论困境,比如,最严重的是理论上认为是谬误的论证形式却被人们在实际的交互过程中予以承认和使用。一种合适的推理或论证理论必定扎根于对推理主体的说明之中。与机构主体相比,人类个体主体一般拥有相对不足的认知信息、时间和计算能力等资源,他们的认知目标更为低小。个人主体必须面对他所面临的资源局限性,将资源贫乏转换成一种有利条件。一个个体认知主体x犯了一个相对于他的认知目标T的错误M,仅当x没有满足达到T所要求的标准S。在大多数情境中,个体推理者的目标既非保真也非试验确证,所以一个推理是否是谬误并不完全以有效性和归纳强为标准,在很多情况下,传统上的“谬误”其实大都是不足资源补偿策略,体现了认知的经济性。但是,学术界尚未对这一颇具革命性的谬误新理论及其对逻辑发展的意义进行全面的探讨。本文尝试对这一状况有所改观。通过梳理谬误研究发展史,本文将伍兹的整个谬误理论定位为两个历史关节点:“伍兹—沃尔顿方法”（响应汉布林对谬误理论发起的挑战）和“认知经济的谬误理论”（顺应逻辑的实践转向或认知转向）,着重评介后一种最新的谬误理论。同时,通过与当代两种主流谬误理论相比较,提出我自己对伍兹谬误理论的评价以及对谬误理论未来发展路向的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言”,主要介绍伍兹及其谬误研究,论述其认知经济框架下的谬误理论的重大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全文的结构和研究工作。第二章“谬误理论的伍兹—沃尔顿方法”,以考察谬误研究史,尤其是汉布林对传统谬误理论提出的挑战以及回应汉布林挑战的不同路向为背景,评介伍兹谬误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伍兹—沃尔顿方法（WWA）。本文的分析表明,伍兹—沃尔顿方法体现了谬误理论的现代逻辑意味。第三章“伍兹谬误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分析实践逻辑的一些重要概念,比如,认知系统,认知主体及其类型和位阶,实践推理行为,实践推理和理论推理的区别等。本文力图表明,伍兹结合认知科学的新成果和逻辑的新发展提出了一种新逻辑观;而且从这种新逻辑观出发对传统谬误清单进行全新的审视,为一种全新的谬误理论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章“伍兹的认知经济的谬误理论”,即“伍兹的新谬误观:谬误的认知经济理论”,探讨主体认知的经济性以及由此引发的谬误概念、推理评价标准等剧烈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对形式（演绎）逻辑在谬误理论中的作用予以定位,评介伍兹在认知经济架构下提出的关于谬误的一系列基本命题。第五章“伍兹谬误理论的优势与问题”,选择当代主流谬误理论,即范·爱默伦的语用—辩证的谬误理论、沃尔顿的语用谬误理论,与伍兹的新谬误理论进行比较,论证伍兹理论的优势所在。本文指出,与主流谬误理论相比,伍兹的谬误理论更加凸显谬误分析的逻辑视角、逻辑方法和逻辑标准,更与当代逻辑的最新发展相联系。它突破对话框架,突出推理行为;聚焦推理主体特性,强调谬误评估的理性标准;坚持多元主义,通过深化逻辑而深化谬误理论。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最后提出对谬误理论今后发展的认识:在伍兹认知经济谬误观的框架下,结合推理和论证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进一步与古代辩证推理或topoi理论相结合,与图尔敏论证“域”的理论相结合,与当代论证型式理论相结合。

张晓翔^[9]（2009）在《谬误的比较研究——以三大逻辑的命题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大逻辑源流中关于命题的谬误具有一些共同点,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一致性,研究谬误的目的都是为了在辩论中取胜,大多都是违反了语言和矛盾律的谬误,语用色彩浓厚。但也有差异性,其抽象化程度不同,判定标准各异,谬误产生的原因也不全相同。

丁小静^[10]（2009）在《儒墨语言理论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和墨家的墨子及其后学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语言大师。最初墨子学习儒术,发现儒家学说的严重弊端而背儒,创立墨家学派并发展了墨家学说,形成儒墨分庭抗礼的局面。儒墨的语言理论在先秦语言理论中居主导地位,都对先秦语言理论及后世语言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儒墨语言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大有可为,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本文力图在先秦时期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从名学理论、辩学理论和修辞观三个方面对儒墨的语言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二者语言理论的异同并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根源,从总体上把握儒墨语言理论在先秦语言理论中的历史地位,客观阐述儒墨语言理论对先秦语言理论乃至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缘起、方法和意义。先秦时期社会制度更替,各种学说争相涌现,论辩成风,对语言的重视与运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并称“显学”的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都对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丰富的语言理论成果,但是学术界对儒家或墨家的语言理论的研究都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更不用说对儒墨语言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就是要弥补这一缺憾,对儒墨语言理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比较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为儒墨名学理论比较。名学问题是先秦诸子争论的焦点,而名实关系又是名学问题的中心。名,指词语、概念,扩大来说指语言,实,指客观实在。首先,儒墨名学理论存在共同性,主要表现在儒墨都要求“正名”,要求名实相符,都认识到名的任意性、约定俗成性。其次,儒墨名学理论存在着重大分歧。孔子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主张“以名正实”,后来荀子对其进行纠正,主张“制名以指实”,但是由于荀子把“制名”作为实现“王道”的工具,与墨家从名本身性质出发讨论名学问题截然不同,因此在名的界说、名的分类、正名目的、正名核心问题上儒墨都有重大分歧。墨家对名实关系问题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名、举、实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上,而儒家对此并无深刻认识。儒墨两家的名学理论成就斐然,达到了先秦名学理论的高峰,同时也对后世语言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儒墨辩学理论比较。儒家仅将辩说作为推行政治理想的工具,而墨家将“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提出系统化的辩学理论,因此在辩学理论上儒墨的分歧远多于共同认识。首先是儒墨论“辩”的本质的比较,儒墨对“辩”的界说、“辩”的目的和功用都有不同见解,荀子认为“辩”是对“正道”的反映,是为政治礼义服务的工具,墨家则抓住“辩”的本质特征,指出“辩”就是相对的两方对相对的两个观点的争论,并提出“辩”的目的和功用。其次,儒墨对辩说原则的论述的比较,由于辩说目的和对辩说本质的把握程度不同,儒墨提出的辩说的核心原则、辩说社会功用原则和辩说的语言交际原则差异很大,在辩说的道德原则上,儒墨都要求辩说者有理有据,辩说得当,但是儒家的辩说者只限于统治阶级学者,而非墨家对辩说者平等对待。再次,儒墨论述辩说的语言形式的比较,儒墨都从正反两面对辩说的语言形式进行论述。儒家的荀子以定义的形式揭示语言表达的完整思维过程,墨家虽认识到这一过程但表述不如儒家简练明确。墨家总结出七种具体辩说论式,此为儒家不及。儒墨还从反面对辩说的语言形式进行论述,以揭露和避免谬误,达到辩说目的。荀子提出着名的“三惑”说,墨家则指明名、辞、说中容易出现的三种谬误。第四部分是儒墨修辞观比较。首先是对儒墨文质观进行比较,主要是儒家的“文质兼备”说与墨家的“先质后文”说的比较。其次是对儒墨修辞准则的比较,主要是儒墨对修辞的政治社会准则、道德修养准则、话语理解准则的不同论述。再次是对儒墨语境观的比较,注意“题旨情境”即语境,是现代修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就对立言修辞的环境场合、时机、对象有了深刻认识,都提出立言修辞要注意环境场合、要合乎时机、要考虑对象,并做了相关精辟论述。总之儒墨修辞观取得非凡成就,并对先秦修辞观和后世修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语部分。结语部分概括了本文所能取得的研究效果,并指出存在的不足,说明对儒墨语言理论的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墨家对语用谬误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墨家对语用谬误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墨家谬误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荀子论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亚里士多德谬误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汉传因明论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约翰·伍兹的谬误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谬误的比较研究——以三大逻辑的命题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儒墨语言理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墨家对语用谬误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墨家谬误理论研究[D]. 朱亚彬. 燕山大学, 2020(06)
• [2]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D]. 刘蕊.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2)
• [3]荀子论名研究[D]. 刘潺潺. 河南大学, 2017(05)
• [4]亚里士多德谬误理论研究[D]. 王博. 燕山大学, 2016(01)
• [5]汉传因明论争研究[D]. 戎雪枫. 南京大学, 2015
• [6]刘徽注《九章算术》的逻辑思想研究[D]. 刘飞. 南京大学, 2014(05)
• [7]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研究[D]. 张美玲. 南开大学, 2014(04)
• [8]约翰·伍兹的谬误理论研究[D]. 陈鑫泉. 南京大学, 2014(05)
• [9]谬误的比较研究——以三大逻辑的命题为视角[J]. 张晓翔. 毕节学院学报, 2009(10)
• [10]儒墨语言理论比较研究[D]. 丁小静. 曲阜师范大学, 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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