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民族志《溪蛮丛笑》论略——兼论作者朱辅其人（论文文献综述）
宋庆龙,沈莉,王先茂[1]（2022）在《哲学视角下土家族麻舞演进研究》文中认为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中无不彰显了土家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形态构建的认同,在其演进过程之中融合了不同族群的哲学文化的色彩。以土家族麻舞为研究对象,借助土家族哲学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土家族麻舞自身具有土家族哲学的世界观,在其演进的路径中要借助民族传统体育形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借助民族传统文化形态促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活态传承保护,借助民族传统哲学思想促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元价值体现。
杨化冰[2]（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指出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张云婕[3]（2019）在《侗族传统服装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服装是与艺术紧密相连的存在物。因服装自身“真”的价值蕴含,造物时“善”的价值灌输,艺术中“美”的价值体现,服装也就有了万千形态的艺术风格。侗族所处的西南山区山路不便但水路发达,地理环境封闭与开放的“二重性”特征,形成了侗族既保守克制又开放进取的文化风貌,因此,侗族各族群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交往接触中,其传统服装之制作理念和审美意趣不断变迁,并走向了多样性和艺术化。本文以侗族地区侗族人的传统服装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侗族及其传统服装演变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并通过湘桂黔三省（区）五县历时两年的田野调查,以氏族文化对侗族传统服装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为考量,将108座侗寨的传统服装划分为19种类型。并进一步对侗族传统服装的三个要素展开了深入研究,关于形貌,分析不同类型的首服、躯干服、足部服的艺术特征;关于色彩,提炼出与中华五色相关的有序的服装底色系统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装饰色彩体系,强调两者的伦理价值,将色彩与服装指向形式与功能的统一与实用。关于布料,对传统工艺的典型技术要点及核心技术运用进行了详实的记录,为今后手工复原侗族传统服装面料提供了真实且专业的参考资料。基于以上有关服装本体的研究,本文继续探讨侗族传统服装所蕴含的和谐共处、乐天知命、人衣合一的精神内涵,归纳出侗族传统服装实用美观、寓意丰富的服装审美特征。由于侗族传统服装生发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土壤,生存环境的变迁导致服装文化及其艺术特征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也使得侗族传统服装在当代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延续方式,即作为“源”的文化基因非遗保护与作为“流”的非遗商品生产、文创产品研发,三者并行不悖、各有侧重,共同促进侗族传统服装沿着可持续发展之路生生不息。本文分为六个章节阐述了侗族传统服装艺术以及相关内容: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起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概况和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以及创新点;第一章阐述了侗族及其传统服装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黔、桂、湘三省侗族传统服装的分类;第二、三、四章分别从形貌、色彩、面料纹样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侗族传统服装的艺术特征;第五章探讨了侗族传统服装精神内涵与审美特征,表明了侗族传统服装是侗族人精神面貌、民间智慧、工匠精神以及顺化自然的造物理念的集中体现;第六章论述了侗族传统服装在工业文明语境下的变迁表现以及当代延续;结论就侗族传统服装乃至侗族文化产业,在当代延续中的越界现象与边界建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熊珍[4]（2019）在《清至民国贵州民族图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上,贵州民族群体众多,清以前历代文献中都有一定的文字提及,但文字记载无法直观描述民族生活图景。有清以降,随着贵州行政区划的调整,各民族群体具体生活事宜渐为内地文人熟知,相继产生了诸多涉及贵州各民族的图志,其表现形式为一图一说,每图附简要的文字或配有诗文加以说明,用以介绍图中的民族史略、与王朝的关系、经济生产、文化习俗等详情,这种利用图画方式记录各地民族群体情况的图籍,笔者将其称为民族图志。按照这一定义,清代至民国产生的《五溪蛮图志》、（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蛮僚》、（嘉庆）《皇清职贡图》卷八《贵州诸夷》、“百苗图”、《苗族调查报告》《贵州边胞风习写真》等,是研究黔省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珍贵图志资料,引起了学界关注。故梳理和研究此类资料,对于研究西南民族史、民族关系史、西南史地有着积极意义,为深入此问题的研究,本文拟从如下六个方面对清代至民国贵州民族图志展开系统论述。第一章绪论。系统阐述本论文选题缘由,回顾贵州民族图志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指出本研究的意义和论文框架。第二章贵州民族图志概略。对《五溪蛮图志》、（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蛮僚》、（嘉庆）《皇清职贡图》卷八《贵州诸夷》、“百苗图”、《苗族调查报告》《贵州边胞风习写真》等成书的历史背景、版本概况、基本内容等进行梳理,揭示其对展开论文研究的重要性。第三章民族图志与民族经济。主要是从采集与渔猎、农耕、畜牧业及农副业、手工业、林副业等方面展开论述,挖掘历史上各民族群体的生计方式内涵,揭示其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兼容性的关系。第四章民族图志与民族习俗。从婚姻习俗、丧葬习俗、祭祀习俗等三个方面,对图志中各民族群体的习俗展开深入探讨,以揭示贵州民族群体的习俗差异性与多元性。第五章民族图志与民族信仰。从祖先崇拜、自然宗教、巫术占卜、佛教信仰、天主教信仰等五个方面,对图志中贵州民族群体的信仰世界进行剖析,以深化贵州民族群体的文化内容。第六章结论。回顾了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解决的相关问题,并阐释研究清至民国贵州民族图志中经济、习俗、信仰等内容,对于当前贵州发展生态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谐民族关系等具有积极意义。
张宝元[5]（2018）在《意大利藏“百苗图”抄本所涉贵州苗族文化生态研究 ——以生产生活工具为中心》文中认为民族图志作为我国历史文献资料中的一种独特门类。其起源由来已久,且科研价值显着,尤以清代以来形成的“百苗图”系列抄本最具代表性。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藏“百苗图”诸抄本,在传承前代“百苗图”体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改画和修订,不仅绘制出贵州各民族的人物形象、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等内容,还清晰地呈现了相关民族的服饰特征、饮食特点、艺术场景等文化要素。重要的是,该抄本还图文并茂地记录了20世纪初贵州各民族传统产生活工具的形制、效用和操作细节等文化生态信息,为后世学者探讨这一时期贵州各民族生计类型和生产状况提供准确可靠的证据。鉴于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所藏各抄本,涉及到的贵州生态背景类型多样,民族及支系纷繁复杂,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相关各民族的文化生态研究,任务过于庞大,工作过于艰巨。因而,本研究综合贵州各民族与所处生态背景考量,仅遴选出生息于贵州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三个苗族亚支系群体为代表,从民族学的文化双重适应理论出发,结合历史典籍记载,再辅以当代田野调查的验证,以此颇析这三个苗族亚支系专属传统生产生活工具的生态适应效能。在这样的颇析过程中,复原20世纪初贵州这三个苗族亚支系的局部生产生活面貌,解释相关文化事项与所处生态系统和谐演化的合理性成因,据此排除当代社会持有的文化本位偏见。通过本研究,不仅可以为文化适应的双重理论,即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与跨文化社会背景的适应,拓展新鲜的个案资料和合理的分析模式,还有助于夯实当前学界关于文化与环境协同演化探讨的理论基石,从而加深对生态民族学理论的认识,并从中得到升华。在今天看来,尽管某些历史过程不可复制,但以图志内容作为获取文化生态资料信息的研究对象,既能为我们理解当代相关民族文化事项的由来,及其历史上所经历的文化生态过程提供可靠证据,还能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来自历史的借鉴和参考。
胡振[6]（2017）在《宋代五溪蛮地区民族关系、政策与西南边疆开发——以《溪蛮丛笑》为中心》文中指出《溪蛮丛笑》是南宋时期一部有关五溪蛮地区的地方典志,保存了当地少数民族社会诸多方面的珍贵史料。书中所载关于少数民族称谓、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关系的内容,展现了两宋时期西南边疆开发的成果,反映出该地区各民族之间关系相对和谐稳定的情况。这种民族关系受到宋王朝经济管控、边疆维护、法治教化等诸多民族政策的影响,呈现着积极向上、偶有反复的变化趋势。两宋面临的严峻国防形势及五溪蛮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共同决定了该地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变化。
王万发[7]（2014）在《基于“苗图”的苗族图像研究》文中认为“苗图”是描绘18至19世纪西南少数民族生活最原始且最系统的珍贵图像史料,承载了包括苗族在内的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该民族的精神与审美。本文旨在以“苗图”为研究对象,试图系统地观照“苗图”中的人物形态、衣着特点、生活用具、娱乐场景、祭祀活动等各具特色的图像,探知图册所涉猎族群的历史概貌,尤其是苗族的生态背景、生计方式、族群关系、居住环境、社会组织、宗教信仰、艺术价值、审美文化等。力求用多种研究方法分析“苗图”产生的时代语境;阐释“苗图”的形式构成、艺术风貌与审美命题;探究其图像内容的古典传承与现代应用,实现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转译与诠释。论文基本构架如下: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苗图”图像的文化意蕴,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苗图”的形成与流变》主要从民族习俗、地域之养、乡土情结、文艺思潮、政治经济及其文化基因等方面分析“苗图”产生的宏观语境、可能动机及其与《皇清职贡图》的关系,论述“苗图”之特殊定位,为苗族图像的形成与发展找到其在文化上的理论依据;第二章《“苗图”的版本及文本解读》概述国内外目前尚存的“苗图”图像资料,选取六种可靠的“苗图”版本进行内容之比较和分析,对可能的母本作初步的推测,并对六种版本“苗图”中涉及苗族族群的“文本”进行说解。第二部分:主要解析“苗图”图像的艺术特色,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苗图”的形式构成与题材谱系》从“苗图”的艺术构成着眼,研究其形式美法则,阐释其形式构成下的艺术风貌、艺术题材谱系;第四章《“苗图”的图像之美与风格事象》主要对“苗图”的画面内容及表现手法进行双重解析,探讨其在传统中国画文化以及西方绘画观念影响下的图像特征,试图厘清画面所欲表达之文化内容。有选择地就掌握的资料对几种典型的“苗图”图像做出解读,并用图像学的方法从原型与象征、事像与风格等方面阐释其所反映出来的独特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第三部分:主要阐释“苗图”图像的审美功能,包括第五章和余论部分。第五章《“苗图”的图像承传与当代重构》探讨了“苗图”图像的民俗性、写实性,尝试就图像的渊源与流变进行初步分析,从人物事态所映现的文化意识、审美风格等方面论述“苗图”的审美命题及其观念根源;余论部分主要探讨“苗图”与中国西南族群审美文化的变革、苗族审美文化的当下境遇及其重构。总体言之,“苗图”作为反映清代西南少数民族的艺术图像,我们不仅关注它的历史价值、史料考据,还关注它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风格。本文在对“苗图”内容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主要从艺术史的角度切入展开讨论。论述的重点与目标,以厘清画面的表达内容及成图背景为主要考虑,因此,在历史论述之外,随时加入一些画面表现手法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本课题着重对“苗图”图像作图像学的分析,研究“苗图”图像符号系统的象征世界,着眼点在“苗图”图像的表征功能和意义探讨。通过此课题研究,试图从理论上揭示清代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象征世界之符号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排列出“苗图”图像的象征谱系,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揭橥民族文化的深层原型结构及其母题和类型的结构模式,分析“苗图”图像叙事语言的语法形式,以期促进文化符号学、图像学、视觉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发展。进一步讲,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对“苗图”图像中的意义世界有所开掘,从而帮助我们解析包括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伟大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内涵。
白林文[8]（2012）在《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族志是研究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是研究民族渊源的史料。古代中国一直重视对各少数民族的记录,表现在官定的二十五史中都有专门列传、地理志、土司志等有关于四裔各族的记载。到了清代,由于国家统治疆域广阔,各种民族志纷纷涌现,其中私家民族志更是盛况空前。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清代改土归流后,原先由于闭塞而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各民族呈现在官修方志与私人着述之中。各私家“苗”族志记载的民族种类繁多而且风俗习惯异彩纷呈,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为此本文择取有代表性的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作为群体研究。本文首先考证了清代贵州私家“苗”族志成书时间、写作缘起、版本情况、志书主要内容以及作者生平事迹；然后简要介绍了“苗”族志写作体例和民族编排原则,并指出“苗”族志性质作为民族志的根据；接着对私家“苗”族志记录的清代贵州各种族群进行现代民族识别。首先论述了古代中国历史文献关于“苗”“·蛮”名称的演变情况,指出清代广义苗族与狭义苗族的记载规律。然后用历史文献排比方法,以贵州现代民族作为参考坐标,用语言谱系法、历史文献法、民俗学方法等对私家“苗”族志中的“白苗”、“黑苗”、“花苗”、“东苗”、“罗罗”、“僰人”、“白儿子”、“土人”、“龙家”、“仲家”、、“洞苗”、“侗人”、“水家”、“伶家”、“僮人”、“仡佬苗”、“木佬”、“宋家”、“蔡家”、“羿子”等几十种群体进行现代民族识别,从而归类为苗瑶语族民族、藏缅语族民族、壮侗语族民族、移民贵州少数民族化的汉语语族集团。长期以来,苗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风俗习惯,清代私家“苗”族志记载的苗族文化丰富多彩,与今天苗族文化仍有一定的渊源。本文用钟敬文先生民俗学分类法对清代苗族物质习俗中生产和生活的农业、手工、贸易,饮食、起居,服饰,社会习俗中的组织、婚嫁、丧葬,精神文化习俗中的节日、信仰、禁忌等进行归类,并简要论述其风俗演变历史过程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最后指出私家“苗”族志在研究地方民族民俗文化、少数民族族属的来源、民族交流融合状况、地区民族的生产生活历史演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参考价值。同时以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对清代贵州私家汉文“苗”族志历史局限性进行简要剖析。
潘志成[9]（2010）在《清代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与地域秩序》文中研究指明近来习惯法已渐成学术研究热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亦较显见,相当部分的研究成果在突出了习惯法自身功能的同时也割裂了与国家法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最晚到清朝中期,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几乎都被置于王朝的法律控制之下,虽然此种法律控制的重点及程度有所差异,不过无论如何,大一统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但这一外部环境在相关的研究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单纯研究习惯法及其功能,而轻视甚至漠视国家法律的影响,都会导致结论的片面性。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的组成部分,虽然其民族特色较为浓郁,但这种特色与其他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并无本质区别,都可视作“国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达,只不过因不同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秩序的时间有先有后,且因多种因素的差别,而在大传统之下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小传统而已。是故,王朝的大一统秩序及其典章制度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文化及秩序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因着上述的一些思考,本文以制度变迁为主线,描述国家力量进入贵州苗疆之后实施法律控制并逐渐建立统治秩序的过程,探明中央王朝推进其法律控制的历史过程以及地方社会采取了怎样的回应,分析国家的法律控制、村寨的固有习惯法各自的历史演变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各个阶层在构建地域秩序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是对贵州苗疆开辟之前地域秩序概况的研究。贵州苗疆的绝大部分地区在雍正朝以前属于“管外生界”,有着相当丰富的习惯法来维持地域社会的秩序,不过正因为贵州苗疆“不相统属”,正史对其均无具体记载,论文主要依据当时沿边府县从侧面报道的一些情况和苗族古歌及传说所流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的口碑资料以及近来的一些苗族研究成果等来描绘其基本状况。第二章是清廷对贵州苗疆的开辟及开辟后贵州苗疆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雍正朝时清廷在西南边疆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而对贵州苗疆则主要是通过武力征讨,开辟“新疆”,先后设置了古州、八寨等十二厅及永丰州、开泰县,分别派驻官员治理。清高宗对苗疆流官统治的要求是“可省而不可繁”,并要求保持地方治理的稳定,流官的主要职责在于弹压地方治安。不过从相关的文献记载看,最初的统治较为松散,很难称得上有实际控制可言。至于贵州苗疆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朝中期采用的是“流官——土官——头人——苗民”的权力结构。在雍乾苗民起义之后,清廷基于厅县以下的基层社会难以直接控制的现状,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大量增设土官,培植忠于清廷的基层力量来协助流官政权治理人民。在村寨一级,乾隆朝之初经历了头人制和保甲制之争,最终认可了原来的头人治理方式,对村寨自然领袖的地位予以认可,此一做法保证了国家公权力对基层社会一定限度的控制,同时也延续了贵州苗疆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为其传统社会组织和原有习惯法在地域秩序维系中的作用发挥留下了相对广阔的空间。第三章是清廷对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梳理清廷对贵州苗疆立法的脉络及相关法律的实施情况。文章认为今人对清廷苗疆立法的研究多是在所谓“民族法”层面进行的讨论,潜意识中将清廷对苗疆的立法与清廷对蒙古、西藏、回疆等民族地方的立法相比较,但事实上清代苗疆与蒙古等地的政治地位并不相同,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仅以“因俗而治’来看待相关的法律控制问题。贵州苗疆开辟之后,对此前规制苗民危害统治秩序和侵扰内地等严重犯罪行为的法律亦要沿用,但对苗民内部案件如何处理,清廷内部存在争论,有的主张一律依大清律例审理,有的认为贵州苗疆新辟未久,应推行灵活的司法管辖原则,随即爆发的雍乾苗民起义促使清廷采取了较为宽容缓和的统治策略,明确规定苗民内部一般案件适用其原有习惯法管辖的原则,同时为防止苗民与内地民人“勾结”,在法律上严禁内地民人无故擅入苗疆或是苗民擅入内地。不过,学者们往往忽视了乾隆二十七的条例,此条规定“苗民剃发衣冠与民人无别者”和内地民人同等对待,其犯罪也将受到同样的惩处,对这一司法管辖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应当予以足够关注。乾隆朝的上述立法确立之后,诸朝一直沿用,此后较为重要的立法主要是道光朝重申严禁民人擅入苗疆的规定,并对已经进入苗疆的内地民人加强了管理。对苗民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惩处是清廷法律控制的重点,不过在开辟之初对此类案件很难予以有效管辖,而从有限的案例来看,惩处时往往有首犯（较法律规定）加重、从犯减轻的倾向,既惩治犯罪、免除后患,同时又不致将事态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对苗民内部案件的管辖问题,地方官府的“实践”与中央政权的“表达”两者之间的“背离”是绝不能忽视的,地方官在处理案件时往往会对“苗例”的适用予以种种限定,多由地方官随时斟酌、灵活处理。例如嘉庆朝以后苗民内部事犯恶逆、有干伦常的犯罪多由地方官员按照大清律例的有关审理,不再任由其按原有习惯法处理,借助此类案件判决所产生的示范性效应,内地法律文化中的一些相应观念也逐渐渗透到贵州苗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与前述官府对苗民犯罪案件的主动管辖相比,苗民的争讼案件蕴含着更为丰富的信息。研究习惯法的学者多有认为人们在面临多元法律规范时往往会基于情感认同而进行选择,此种说法未免失之武断。随着清廷统治日久,即使是僻处贵州苗疆腹地者也很难不受到官法的影响,人们开始懂得怎样利用各种不同制度去打击对手,不再始终局限于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第四章讨论的是多元法文化冲突之下贵州苗疆习惯法的发展。贵州苗疆开辟之后,原有习惯法即处于多元法文化的接触、碰撞和影响之中,相关的影响主要来自流官政权的改革和汉族移民的涌入这两个方面。贵州苗疆开辟之后习惯法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汉文字的传播使习惯法由不成文向成文过渡,这一改变使习惯法得以在更为广泛的地域和更为长久的时间内得以流传,且在规范性、逻辑性和条例化等方面有所发展。其二,内容的变化,表现有三：一是受汉文化的伦理观、价值观的影响,婚姻家庭继承领域的习惯法出现的变化,如废除或限制姑舅婚；二是移民涌入及经济发展后,大量新的法律关系出现后导致习惯法内容的增加；三是习惯法逐渐开始借助官府的权威作为其实施的保障。本章探讨习惯法的发展变化,同时亦指出习惯法仍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系地域秩序的作用,其原因有二：首先,清廷对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模式给贵州苗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留下了很大的生存及发挥作用的空间。其次,虽然贵州苗疆开辟之后这一地域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向多元化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绝大部分的苗民仍会选择其传统方式解决纷争,真正由官府解决的并不多,在苗疆腹地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时人的笔记或文集中多有记载。第五章探讨咸同苗民起义前后地域秩序的发展变化。咸同苗民起义历时十八年,造成了贵州苗疆统治秩序的剧烈动荡。起义平定之后,清廷虽然采取了若干措施重建其统治秩序,但贵州苗疆仍处于动荡之中。如何解决这种失序问题,对症下药,稳定人心,成为当时的地方社会首领人物和贵州苗疆官员的首要课题。咸同苗民起义平定之后,清廷的善后举措主要包括裁革土官、编联保甲两方面。土官是清代中期清廷控制贵州苗疆基层社会最主要的力量,但乾嘉以后人们对流官政权的认同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土官势力在苗变中受到摧毁,起义平定之后清廷将绝大部分土官予以革除,剩余的土官也丧失了实权。土官裁革之后,清廷为“清内匪”,在苗民社会中编立保甲,以原有的村寨头人担任保甲长,建立起逐层直接控制的模式,以加强对贵州苗疆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清内匪”的保甲制相对应的是承担“御外寇”功能的团练组织,这也与咸同苗变前后贵州苗疆地域社会的失序状态有关。论文以咸丰年间黎平知府胡林翼制定的保甲团练章程为例分析团练制的性质,指出贵州苗疆少数民族原有的款组织仍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团练制实质上就是嫁接在这一组织基础上,无疑这种做法较易为苗民所认可,在维系地域秩序的同时也借此实现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而在地域社会层面,咸同苗变后的一大变化是士绅阶层的崛起。无论是面对地方官府还是面对村寨社会中的普通百姓,这一阶层都拥有足够的权力,成为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咸同前后贵州苗疆的少数民族村寨以“条约”等形式制定的习惯法规约大量出现亦是地域社会动荡下的产物,本章中通过这一问题来探讨士绅等地方社会的首领人物控制基层社会、维系地域秩序的脉络。频繁的立约行为是地域秩序整合中的重要方面,相关的规约都有强调民间调解方式的规定。民间立约制度的强化虽然意味着地域社会自治程度的加强,但同时也需注意,地方首领人物对地域秩序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官府的权威,甚至有相当部分民间规约的制定要经过官府的批准。基于此,我们亦能看到咸同前后地域秩序的维系并非仅是官府或仅是地域社会一方所为,而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前几章的总结,探讨了清廷统治带来的地域秩序变迁以及官府与民间社会在构建地域秩序中极其复杂的互动过程。文章认为,清代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逐渐在贵州苗疆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统治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官府的法律控制、统治秩序逐步实现了地方化。而在同时,习惯法对地域秩序的维系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此时的习惯法已不是苗疆开辟之前的状态,本身亦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而非与国家法律天然对立的,可以说清代后期贵州苗疆的少数民族仍生活在“习惯法”的调控之下,但同时这也正是官府所确认或认可的秩序体系。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王朝的统治秩序得以建立起来,贵州苗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亦在其中获得重新解释,在王朝的统治秩序中获得了正当性。
张海超,刘永青[10]（2007）在《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文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历史学和人类学遭遇了同样的表述危机,历史民族志可能是这两个学科用以应对危机的最佳表达载体。它是实验民族志中和中国研究主题最为贴近的一种,同时还被期待解决历史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在当前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热潮中,人类学的加入是有益和必需的。中国的历史民族志必须立足本土资料,同时在实践中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基本原则,而历史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也应该是重要的探索内容之一。
二、历史民族志《溪蛮丛笑》论略——兼论作者朱辅其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民族志《溪蛮丛笑》论略——兼论作者朱辅其人（论文提纲范文）
（1）哲学视角下土家族麻舞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前言 |
| 2 基于土家族哲学视角的土家族麻舞 |
| 2.1 基于巴蛇图腾文化哲学的土家族麻舞 |
| 2.2 基于廪君信仰文化哲学的土家族麻舞 |
| 2.3 基于盘瓠崇拜文化哲学的土家族麻舞 |
| 2.4 基于八部大王信仰文化哲学的土家族麻舞 |
| 3 基于土家族哲学视角的土家族麻舞演进路径 |
| 3.1 以民族传统体育形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3.2 以民族传统文化形态促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活态传承 |
| 3.3 以民族传统哲学思想促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元价值体现 |
（2）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3）侗族传统服装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以侗族为研究对象的着作 |
| 二、以侗族传统服饰为研究对象的着作 |
| 三、涉及侗族及侗族传统服装的方志、府志、民族志及游记 |
| 四、与本文相关的其它研究视角的着作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田野点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田野点说明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一、研究角度创新 |
| 二、建立结构图谱 |
| 三、梳理侗族支系 |
| 第一章 侗族及侗族传统服装概述 |
| 第一节 侗族及侗族传统服装探源 |
| 一、侗族族源与族称 |
| 二、侗族传统服装的起源与演变 |
| 第二节 黔、桂、湘三省侗族传统服装的分类 |
| 一、贵州侗族传统服装分类 |
| 二、广西侗族传统服装分类 |
| 三、湖南侗族传统服装分类 |
| 第二章 侗族传统服装的形貌 |
| 第一节 上装 |
| 一、交襟型 |
| 二、对襟型 |
| 三、偏襟型 |
| 四、缺襟型 |
| 第二节 下装 |
| 一、百褶裙 |
| 二、大头裤 |
| 第三节 辅助服装 |
| 一、首服 |
| 二、肚兜 |
| 三、围裙 |
| 四、绑腿 |
| 五、足部服 |
| 第三章 侗族传统服装的底色与装饰色 |
| 第一节 侗族传统服装的底色 |
| 一、底色与中华五色之关联 |
| 二、底色在民俗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侗族传统服装的装饰色 |
| 一、装饰色彩载体 |
| 二、装饰色彩分布 |
| 第四章 侗族土布纹样及其织造工艺 |
| 第一节 侗族土布的纹样种类 |
| 一、纱孔纹样 |
| 二、菱形纹样 |
| 三、格子纹样 |
| 四、斜纹纹样 |
| 五、团花纹样 |
| 第二节 侗族土布织造工艺分析 |
| 一、纱孔纹样的织造工艺 |
| 二、斜纹纹样的织造工艺 |
| 三、格子纹样的织造工艺 |
| 四、菱形纹样的织造工艺 |
| 第五章 侗族传统服装的精神内涵与审美特征 |
| 第一节 侗族传统服装的精神内涵 |
| 一、和谐共处的社会文化 |
| 二、乐天知命的民族精神 |
| 三、人衣合一的伦理观念 |
| 第二节 侗族传统服装的审美特征 |
| 一、造型：服务生活兼顾美观 |
| 二、纹样：观物取象应物象形 |
| 三、色彩：装饰为用赋色有序 |
| 第三节 与周边民族服装的比较 |
| 一、与贵州邻近苗族、水族服装比较 |
| 二、与广西苗族、瑶族服装比较 |
| 三、与湖南花苗服装比较 |
| 第六章 侗族传统服装的变迁与当代延续 |
| 第一节 侗族传统服装的变迁 |
| 一、生存环境的变迁 |
| 二、服装文化的变迁 |
| 三、服装艺术特征的变迁 |
| 第二节 侗族传统服装艺术的当代延续 |
| 一、作为“文化基因”的非遗抢救性保护 |
| 二、政府扶贫政策下的非遗化商业产销 |
| 三、“让文化走出去、让非遗活起来”的文创产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田野调查工作表 |
| 附录3 表录 |
| 附录4 图录 |
| 后记 |
（4）清至民国贵州民族图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图志国内外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贵州民族图志概略 |
| 第一节 《五溪蛮图志》 |
| 第二节 (康熙)《贵州通志·蛮僚》 |
| 第三节 (嘉庆)《皇清职贡图·贵州诸夷》 |
| 第四节 “百苗图” |
| 第五节 《苗族调查报告》 |
| 第六节 《贵州边胞风习写真》 |
| 第三章 贵州民族图志与民族经济 |
| 第一节 采集与渔猎 |
| 第二节 农耕经济 |
| 第三节 畜牧业及农副业 |
| 第四节 手工业 |
| 第五节 林副业 |
| 第四章 贵州民族图志与民族习俗 |
| 第一节 婚姻习俗 |
| 第二节 丧葬习俗 |
| 第三节 祭祀习俗 |
| 第五章 贵州民族图志与民族信仰 |
| 第一节 祖先崇拜 |
| 第二节 自然宗教 |
| 第三节 巫术占卜 |
| 第四节 佛教信仰 |
| 第五节 天主教信仰 |
| 第六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意大利藏“百苗图”抄本所涉贵州苗族文化生态研究 ——以生产生活工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百苗图的研究 |
| 二、本研究所涉“文化生态”理论概况 |
| 三、关于生产生活工具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藏“百苗图”各抄本的由来与价值 |
| 第一节 国内“百苗图”各抄本简介 |
| 第二节 新获意大利藏本简介 |
| 第三节 意大利藏本的资料价值 |
| 第四节 选用藏本原因 |
| 第三章 “克孟牯羊苗”：藤乔丛林中的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各版本所见“克孟牯羊苗”之图与文 |
| 第二节 麻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专用农具“钱镈”的由来及效用 |
| 第四节 工具的生态适应效能 |
| 第四章 “爷头苗”：山间湿地中的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各版本所见“爷头苗”之图与文 |
| 第二节 从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专用农具“人力犁”的由来及效用 |
| 第四节 工具的生态适应效能 |
| 第五章 “花仡佬”：山脊疏树草地中的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各版本所见“花仡佬”之图与文 |
| 第二节 黄平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专用“逐鹿网雀”猎具的由来及效用 |
| 一、弩 |
| 二、绳套 |
| 三、环首刀 |
| 第四节 工具的生态适应效能 |
| 第六章 总结与思考 |
| 一、对“百苗图”抄本中生产生活工具的再讨论 |
| 二、对“百苗图”中文化生态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
| 三、对生产生活工具与文化生态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宋代五溪蛮地区民族关系、政策与西南边疆开发——以《溪蛮丛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溪蛮丛笑》与五溪蛮地区 |
| 二、《溪蛮丛笑》对五溪蛮地区民族关系及西南边疆开发情况的反映与展现 |
| 三、五溪蛮地区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
（7）基于“苗图”的苗族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写作缘起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与历史范式 |
| (一) 国内“苗图”研究大略 |
| (二) 国外“苗图”研究概览 |
| 三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 |
| 四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与研究意义 |
| (一)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第1章 “苗图”的形成与流变 |
| 1.1 “苗图”的形成与创构 |
| 1.1.1 “苗图”中的“苗”与“蛮” |
| 1.1.2 “苗图”形成的时代背景 |
| 1.2 “苗图”的流变与演化 |
| 1.2.1 “职贡图”的历史渊源 |
| 1.2.2 “职贡图”的典范:《皇清职贡图》 |
| 1.2.3 职贡体系下“苗图”的滥觞 |
| 第2章 “苗图”的版本及文本解读 |
| 2.1 “苗图”版本概览 |
| 2.1.1 中国大陆藏本 |
| 2.1.2 中国台湾藏本 |
| 2.1.3 中国大陆以外藏本 |
| 2.2 六种“苗图”概说 |
| 2.2.1 “国会本”:《苗蛮图册页》 |
| 2.2.2 “台甲本”:《苗蛮图册》 |
| 2.2.3 “台乙本”:《番苗画册》 |
| 2.2.4 “早甲本”:《黔省诸苗全图》 |
| 2.2.5 “早乙本”:《蛮苗图说》 |
| 2.2.6 “石印本”:《黔南苗蛮图说》 |
| 2.3 “苗图”中所涉苗族“说”解 |
| 2.3.1 黔中南支系 |
| 2.3.2 黔东南支系 |
| 2.3.3 湘西支系 |
| 2.3.4 川黔滇支系 |
| 2.3.5 滇东北支系 |
| 第3章 “苗图”的形式构成与题材谱系 |
| 3.1 “苗图”的形式构成 |
| 3.1.1 图文轮置 |
| 3.1.2 图文融合 |
| 3.2 “苗图”的题材谱系 |
| 3.2.1 耕种渔猎图像 |
| 3.2.2 跳月游方图像 |
| 3.2.3 祭祀占卜图像 |
| 3.2.4 劝架盗劫图像 |
| 3.2.5 其他诸类图像 |
| 第4章 “苗图”的图像之美与风格事象 |
| 4.1 “苗图”独特的图像之美 |
| 4.1.1 传统中国画文化之中的“苗图” |
| 4.1.2 受西方绘画观念影响的“苗图” |
| 4.2 “苗图”的原型与象征 |
| 4.3 “苗图”的事像与风格 |
| 4.3.1 “牯牛”与苗民 |
| 4.3.2 “芦笙”与苗民 |
| 4.3.3 “跣足”与苗民 |
| 4.3.4 “砍马”与苗民 |
| 第5章 “苗图”的图像承传与当代重构 |
| 5.1 “苗图”与民族审美文化的承传因革 |
| 5.1.1 作为民族古典绘画艺术特有形式的“苗图” |
| 5.1.2 作为民间艺术与地方性知识载体的“苗图” |
| 5.2 “苗图”与民族审美文化的当代重构 |
| 5.2.1 “苗图”的政治意涵 |
| 5.2.2 “苗图”的生命情怀 |
| 5.2.3 “苗图”的生活图景 |
| 结语“苗图”图像的激活、衍伸与利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 学术前史分析 |
| (三) 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 |
| 一、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写作背景、概况以及作者生平 |
| (一)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写作历史背景 |
| (二)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成书、版本、内容 |
| (三)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作者生平 |
| 二、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体裁、义例及其性质特点 |
| (一) 清代贵州“苗”族志体裁名称 |
| (二)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义例 |
| (三)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性质 |
| 三、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所载民族类别综合疏释 |
| (一) 古代中国“苗”“蛮”名称指代民族考略 |
| (二) “苗”族志种类族源及其现代民族识别 |
| 1、“苗”族志族属种类及其民族界说 |
| 2、“苗”族志所载苗瑶语族民族解说 |
| 3、“苗”族志所载苗族命名方式考 |
| 4、“苗”族志所载藏缅语族民族识别 |
| 5、“苗”族志所载壮侗语族民族识别 |
| 6、“苗”族志所载汉族移民集团识别 |
| 四、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所载苗族主要风俗浅释 |
| (一)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所载苗族物质民俗考 |
| 1、“苗”族志所记苗族物质生产习俗考 |
| 2、“苗”族志所记苗族物质生活习俗考 |
| 3、“苗”族志所记苗族服饰风俗考 |
| (二)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所载苗族社会民俗考 |
| 1、“苗”族志所载苗族社会组织风俗考 |
| 2、“苗”俗志书所载苗族婚嫁习俗考 |
| 3、“苗”族志书所载苗族节日文化考 |
| 4、“苗”族志书所载苗族丧葬习俗考 |
| (三)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所载苗族精神民俗考 |
| 1、苗族祭祀和巫鬼信仰风俗文化考 |
| 2、苗族纪年及忌讳观念考 |
| 五、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文献价值及其不足 |
| (一) 清代私撰“苗”族志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
| 1、“苗”族志为现代的民族识别提供文献依据 |
| 2、“苗”族志是研究民间基层组织的宝贵材料 |
| 3、"苗"族志是清代人们生产生活的历史记录 |
| 4、“苗”族志研究民族习俗文化的纸质载体 |
| 5、“苗”族志记录了民族交流融合的信息过程 |
| 6、私家“苗”族志可以弥补官修方志的不足 |
| (二) 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的时代局限 |
| 1、语言理解障碍局限 |
| 2、华“夷”文化本位局限 |
| 3、统治阶级立场局限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论文发表 |
| 后记 |
（9）清代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与地域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项研究的动机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之界定 |
| (一) 关于"苗" |
| (二) 关于"生苗"与"熟苗" |
| (三) 关于"苗疆"与"贵州苗疆" |
| 三、相关研究回顾 |
| 四、相关研究理论检视 |
| (一) 关于"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 |
| (二) 关于法律多元的理论 |
| (三) 关于"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 |
| 第一章 贵州苗疆开辟前的地域秩序概况 |
| 一、贵州苗疆开辟前的社会组织 |
| (一) 血缘亲族组织 |
| (二) 地缘社会组织 |
| 二、雍正朝前贵州苗疆的习惯法与地域秩序 |
| (一) 习惯法的制定 |
| (二) 习惯法的执行 |
| 第二章 开辟贵州苗疆及其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 |
| 一、开辟贵州苗疆 |
| (一) 清以前中央王朝对贵州苗疆的控制 |
| (二) 雍正朝开辟贵州苗疆 |
| 二、贵州苗疆开辟后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 |
| (一) 流官统治的进入 |
| (二) 贵州苗疆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 |
| 第三章 清廷对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 |
| 一、清廷对贵州苗疆的立法 |
| (一) 清廷对贵州苗疆立法的形式 |
| (二) 开辟贵州苗疆前后的立法及有关争论 |
| (三) 雍乾苗民起义后贵州苗疆立法的稳定和完善 |
| (四) 乾隆朝以后对贵州苗疆的补充立法 |
| 二、对苗民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惩处 |
| (一) 苗民反抗等直接危及统治秩序的行为 |
| (二) 苗民侵犯内地民人的案件 |
| (三) 其他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 |
| 三、对苗民内部案件的处理 |
| (一) 官方的主动管辖 |
| (二) 苗民的争讼案件 |
| 第四章 多元文化冲突下贵州苗疆习惯法的发展 |
| 一、贵州苗疆开辟后多元法文化的接触、碰撞和影响 |
| (一) 流官政权对习惯法的改革 |
| (二) 汉族移民的涌入与法文化的碰撞交融 |
| 二、贵州苗疆习惯法的发展变化 |
| (一) 贵州苗疆习惯法形式的发展变化 |
| (二) 贵州苗疆习惯法内容的发展变化 |
| 三、贵州苗疆开辟后习惯法对地域秩序的维系 |
| 第五章 咸同起义后贵州苗疆地域秩序的整合 |
| 一、咸同起义及其后的地域动荡 |
| 二、社会失序下官府法律控制的加强 |
| (一) 裁革土官 |
| (二) 推行保甲团练制 |
| 三、士绅群体的崛起与民间立约制度的强化 |
| (一) 士绅群体崛起及村寨权力结构变化 |
| (二) 民间立约制度的强化 |
| 结语 |
| 一、法律控制与统治秩序的推进 |
| 二、地域秩序中的习惯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历史学和人类学:在表述危机中靠近 |
| 二、作为“实验民族志”一种的“历史民族志” |
| 三、历史民族志的书写实践 |
| 四、总结:历史民族志与历史人类学的定位 |
四、历史民族志《溪蛮丛笑》论略——兼论作者朱辅其人（论文参考文献）
- [1]哲学视角下土家族麻舞演进研究[J]. 宋庆龙,沈莉,王先茂. 武术研究, 2022(02)
- [2]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3]侗族传统服装艺术研究[D]. 张云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清至民国贵州民族图志研究[D]. 熊珍. 贵州大学, 2019(09)
- [5]意大利藏“百苗图”抄本所涉贵州苗族文化生态研究 ——以生产生活工具为中心[D]. 张宝元. 吉首大学, 2018(02)
- [6]宋代五溪蛮地区民族关系、政策与西南边疆开发——以《溪蛮丛笑》为中心[J]. 胡振.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7(02)
- [7]基于“苗图”的苗族图像研究[D]. 王万发.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3)
- [8]清代私撰贵州“苗”族志研究[D]. 白林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0)
- [9]清代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与地域秩序[D]. 潘志成. 西南政法大学, 2010(09)
- [10]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J]. 张海超,刘永青. 云南社会科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