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江门重大烟花爆燃责任人被查处

一、广东江门重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被查处（论文文献综述）

冯志峰^[1]（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温红超^[2]（2016）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制度的博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问题意识主要有两个:一是何以完善和发展法律博弈理论;二是如何将法律博弈理论应用于我国自贸试验区的法律实践当中。首先,法律博弈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并不乐观,其表现为以博弈论作为理论框架,而破坏了法学理论的完整性,或者进行个案的考察,而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因此,为了能够对自贸试验区法律制度进行深入的博弈分析,有必要在理论上做出前提性的回应。具体而言,法律博弈论就是以法律为本位的博弈分析理论,探讨作为博弈规则的法律和根据博弈形成的法律制度,它们分别对应法律适用和法律制定,即从博弈视角来解释法律的概念、创制、演化发展以及法律运行的问题。其次,“立法先行”“政府职能转变”和“司法保障”是自贸试验区法律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以其作为切入点,展开法律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运行分析,解析法律制度中的激励、协调和信号传递机制。通过对政府、社会以及公民等自贸试验区主体间多重博弈的考察,评估制度运行的社会效果,以期为自贸试验区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雷义^[3]（2014）在《乡镇花炮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湖南明义烟花集团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花炮发明于隋末唐初,距今已有1400多年。发展到今天,花炮产业不仅承载了历史、文化和民俗的内涵,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旅游价值；不仅是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也从一个侧面代表和反映了中国的形象,从而连通中国和世界,向全世界传递着和平、友谊和祝福。自产生至今,花炮产业经历了发明、分散、集中、整改、提升、转型等六个阶段。作为花炮原产地,花炮一直是浏阳市的支柱产业,目前,花炮行业正处于良性发展时期,同时也迈入了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的关键期。截至目前,在我国生产烟花爆竹的7600多家企业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集中在湘赣交界处的浏阳、醴陵、上栗、万载等四个县市,这些地区的乡镇花炮企业的产量占我国年产量的80%以上。由于这些县市的花炮企业基本上都分布在乡镇,所以乡镇花炮企业的发展态势决定了我国花炮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使得花炮市场空间大大拓展。同国内市场一样,当前的国际市场需求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快速增长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一方面给花炮行业带来了历史机遇；但是在另一方面,新一轮的花炮产业整合和行业规范给乡镇花炮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整合乡镇花炮企业和明确乡镇花炮企业的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花炮产业是浏阳的支柱性产业,就面临着产业整合和规范化以及政府对花炮产业行政管理的加强,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基于此,花炮企业的发展必需有明确的战略选择,而这种战略选择一方面需要立足于花炮产业本身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宏观环境的影响。因此,了解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宏观环境,分析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明确波特“五力模型”中的相关市场主体,花炮企业才可能准确地制定出符合自身需要和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湖南明义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义烟花）是一家创建于1982年,地处浏阳市的花炮企业。通过30多年发展,公司已经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焰火燃放于一体的大型民营花炮企业。近年来,与行业其他企业一样,该公司也面临产业的转型和改造,整合产业链资源,以更有效地适应及开发国内花炮消费市场。为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市场机遇和挑战面前,明义烟花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宏观环境来看,花炮产业面临相关法律和政府政策的限制以及民俗变化等不利的方面,但也存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人们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技术水平提升等有利的一面。从行业分析可以看到,浏阳花炮产业企业众多,各企业生产规模总体偏小,但作为浏阳市的支柱产业,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对花炮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五力模型”分析明确了行业现有竞争对手、潜在进入者、替代品、供应商和客户的状况。从公司的内部资源和能力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到公司具备适应发展的内部条件。通过SWOT分析,可以看到来自公司外部的威胁和机会,以及公司的内部优势和劣势,由此完成了公司的战略匹配。我们认为,明义烟花当前的总体发展战略应该是快速增长型战略。为保证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我们认为,明义烟花需要从管理、营销、研发、品牌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并落实具体的保障措施。乡镇花炮企业是花炮行业的主体,目前正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环境,明确企业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研究花炮行业的主体——乡镇花炮企业的发展战略,对浏阳市花炮企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将相关的战略管理理论和战略分析工具引入到乡镇花炮企业的战略设计与战略选择上,定位设计整体战略并制定实施规划,分析和诠释职能层战略的实施和整体的保障措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浏阳市和其他地区的乡镇花炮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明^[4]（2013）在《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文中提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整个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配套机制的不完善,财富分配的失衡,导致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和摩擦,利益冲突不断,群体性事件频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近些年来也在中国屡屡发生,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突发事件频发不是偶发事件,而成为了社会的常态。众多突发事件,给我国政府和媒体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应对体系中,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成了政府引导舆论,安抚民众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少成功的经验。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却出现诸多问题。在一些突发事件中,政府及媒体做了大量的舆论引导工作,但是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有时还引发反效果。遇到突发事件,我国各级政府往往是仓促应战,缺乏系统的制度安排。因此,要提升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果,必须要加强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并建立起相应的舆论引导效果评估指标和体系。本文是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的一个全新的尝试,论文分以下几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历史沿革。该章节详细梳理和回顾了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历史,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6年,1977-2003年,2004-。通过回顾厘清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历史的脉络,发现舆论引导的共同特征,以及潜在的问题。因为研究的需要,还对千岛湖事件、非典、汶川地震这3个代表性的突发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的实践单独进行了评析。第二个章节,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历史的相关思考。在前一个章节对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历史沿革梳理的基础上,本章节对此进行了相关的思考,主要有如下几点：突发事件中我国党和政府对媒体保持着绝对的控制；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不断提高,但在某些领域还是不能满足公众的期望；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路径更加多样化。但是在这些变化之外,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舆论引导的主体政府部门自身需要加强建设,政府还需要开拓新的舆论引导路径,欠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效果的评估指标和体系。第三个章节,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自身建设。政府作为舆论引导的主体,自身不能出现问题。但现实情况是,作为舆论引导主体的我国政府确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政府加强自身的建设,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落实和完善已有的法律和法规；建立健全舆情预警预测体系；提升政府自身的公信力；加强对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形成原因的研究；加强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养；提升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等。自身建设是根本,只有将根本处理好,才能提升舆论引导的效果。第四个章节,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路径研究。舆论引导的路径,决定着政府在舆论引导中可以选择的运作手段。该章节提出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可供选择的路径：利用政府网站进行舆论引导；利用政务微博进行引导；及时权威的新闻发布；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利用国外媒体；以及借助其他舆论引导主体（如媒体、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进行舆论引导等。第五个章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评估体系研究。长期以来,我国缺乏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的评估体系,导致事件中外界很难对政府的舆论引导实践进行评估。该章节借鉴了国内一些优秀的学术机构和地方的相关经验和成果,构建了全新的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指标和体系,以期促使我国的舆论引导评估更加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张娓^[5]（2013）在《安全事故视角下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文中认为责任政府理论起源于英国，随着长时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建设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负责的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责任政府是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核心概念，它的构建与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全国各地频繁发生的交通安全事故为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带来了不少冲击和挑战。本文从分析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坍塌事故着手，引出屡禁不止的“公路三乱”现象，试图以小窥大，发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探究其原因。由此说明在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期，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笔者借助大量的相关理论着作和文献资料对责任政府进行理论分析，由责任政府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从学理上勾勒出责任政府的基本轮廓，阐述其构建的意义与重要性。在实证分析部分，力图通过分析具体的安全事故，将责任政府的相关理论具体化。关于如何构建责任政府，本文通过分析和比照发达国家或地区建设责任政府的经验和启示，结合我国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责任政府职责体系是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和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提出的，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选择。

袁一鸣^[6]（2012）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以上海世博安保运行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建设取得显着成就,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系列社会问题和挑战也随之产生,计划经济时代稳定的城市安全结构逐步被打破,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城市间人员、科技、资金、物资和信息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城市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敏感,城市公共危机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已经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和谐与稳定的重要要素,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客观分析城市公共危机现状,了解城市公共危机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起有效的城市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和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艰巨任务。本文紧密切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公共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从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和公共卫生等方面阐述了全球化对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所带来的影响和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内在原因；之后,在对上海世博安保运行实践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水平的构想,以更好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适应国际化。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对国内外近年来的城市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归纳整理、筛选比较,以上海世博会安保运行实践为构想起点,以小见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深入分析全球化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深刻影响,从而对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体系进行构想,并试图从中寻找出最佳模式。

周慧^[7]（2011）在《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近年来推行的问责制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遏制突发事件频繁发生方面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因此,将问责和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来研究突发事件问责问题。第一部分是关于问责的历史、规范和概念,包含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研究,包含本文的第三、四、五章;第三部分关于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研究,包含本文的第六、七章,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是有关问责的历史和规范的研究。问责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历史问题。对问责历史的考察是从实践史、制度史和观念史三个层面分别着手的。问责史的考察范围围绕“问责制”的建设来确定。通过实证调查的方法详细考察我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颁布的问责法规,不仅了解到我国地方政府在问责问题上的态度,也为突发事件问责研究带来启示和思考。第二章是关于“accountability”的概念及其理论趋向的研究。依据英文相关文献,本章首先考察了accountability作为问责这层含义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和中文“问责”之间建立了相应的联系;其次还考察了问责的定义、问责类型和关系、问责的功能、不足与界限;第三,主要考察了问责理论基础及其新的理论趋向。基于民主宪政理论,现在平行问责、协商问责、事前问责、基于公共安全的个体问责等问责新观念比较流行。第三章是有关“问责”观念的重新解释。我国传统问责主要是一种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垂直问责,它是以事后的责任追究为主要内容,这种观念不仅与accountability概念内涵大异其趣,而且也不利于本文的进一步研究。第四章是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的研究。突发事件应对是一种过程应对。以事后责任追究为主要形式的现行问责制度不能有效监督突发事件应对过程责任的落实,构建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并将之作为法律追责的前置程序,不仅能弥补这一缺憾,而且有利于应急管理体制的完善。转变问责观念的直接动因是突发事件应对的现实困境。“问责”的核心内涵在于问责主体对责任主体履职过程的监督、过问,以及责任主体对监督、过问的回应,仅将问责制理解为责任追究制不可避免会带来诸多问题,突发事件事后问责不利于突发事件的整体应对,也难以保证应对过程责任的层层落实。构建应对问责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应急管理和落实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责任,因而应对问责应遵循三大原则;应对问责的法律关系是应对问责制的核心内容,它与应对问责制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客体、问责情形和方式等概念密切相连,主要表现为性质不同的三类问责主体与四类问责对象之间的五大关系;应对问责程序是以“责任实现”为中心而设计的,应遵循“闭合原则”和“效率原则”,但实践中程序模式的选择,应以非正式简易程序为原则,正式的普通程序为例外。第五章是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法制化研究。在现有的有关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来构建突发事件应对制是本章研究的出发点。因此,本章详细分析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责任条款,分析其中的不足并给出相关的修改建议。在此基础上,并结合上一章的内容,试拟了《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暂行办法》。第六章是有关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的整体考察。我国有关突发事件的安全监管的最大问题是监管主体过于复杂。因此本章主要考察了安全监管的机构及监管体制,并对突发事件安全监管的事前问责给予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第七章是有关事故灾难的安全监管问责研究。突发事件问责案例表明,突发事件频繁发生,除有关企业不落实主体责任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全监管责任没有落实。这是构建安全监管问责制度的直接动因。实施安全监管问责不仅有重要政治意义,也是现实的需要。安全监管体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监管事项众多、监管主体多元、监管职责交叉重叠上。安全监管体制直接关系到监管问责的主体、对象和客体。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重要性,安全监管问责应当考虑事前问责的必要和可能,借助“责任链”假说,可对此予以成功论证。安全监管责任的规定分散于不同层级的各类法规当中,它关系到安全监管问责情形的拟定和具体制度设计。基于防范同类事件发生的目的,拟定安全监管问责情形必须考虑以前的相关问责案例。“多头监管”是目前我国安全监管中的最大问题,解决此问题可构建“一头督查、多头分管”问责主体制度。

徐昕,田璐^[8]（2011）在《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1983-2009》文中研究表明暴力抗法是国家与社会的短兵相接。本文基于465起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案例,以司法能力为线索,从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结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视角进行分析。暴力抗法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能力的不足,体现在司法领域即司法能力的不足。治理暴力抗法的主要思路为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应从惩罚与激励两个方向入手,努力提升司法的强制能力、救济能力及合法性能力。

孙红竹^[9]（2011）在《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研究》文中指出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旨在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的现代民主制度安排,对于构建责任政府、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行政问责制基本理论的探讨,考察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历程和国外行政问责制的有益经验,分析当前中国行政问责制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境,探求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对策,以求对构建负责、高效、廉洁的责任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启发,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论文共分为五章：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分析了学术界当前的研究现状,对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进行简要说明。第一章主要对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行政问责制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新闻舆论、全体公民等问责主体对我国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问询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一种制度规范,它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内容、问责程序和问责结果等要素,近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为行政问责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实行行政问责制有助于明确政府责任、提高行政效率、防治行政腐败,对于我国构建责任政府、效率政府、廉洁政府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二章是对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发展历程的考察。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经历了一个提出与探索、初步构建、全面推行的过程。1978年底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提出与探索时期,此时期行政问责机构逐渐恢复和建立,在行政问责制度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3年非典以前是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时期,此时期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行政问责实践继续发展；2003年非典至今是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全面推行时期,行政问责制度逐渐完善,行政问责实践全面展开。第三章是对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分析。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行政问责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初步构建了行政问责的制度规范、处理了大批违法失职的政府官员、增强了政府及官员的责任意识等方面。但同时,中国行政问责制也还面临问责法律缺失、问责主体单一、问责范围狭窄、问责程序不完善、行政问责文化相对落后等许多发展困境。第四章是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借鉴思考。经过长期发展,英国、美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行政问责理论与实践方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重视权力机关的监督问责、落实政府内部监督问责、加强官员道德建设等,对于完善中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五章是对完善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当前,健全中国行政问责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完善行政监察制度、审计问责制度等行政机关内部的问责制度；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质询制度、罢免制度,提高人大问责能力,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问责作用；确保司法独立、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健全司法问责；提升公民问责素质、保障公民知情权、健全公民问责制度,促进公民参与问责；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优化行政问责环境,为行政问责制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万江^[10]（2010）在《中央经济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招商引资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任何带有良好愿望的法律或政策要起到实效,关键在于落实。制度再完善,得不到执行也只是一纸空文,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考察房价调控、产业调整、节能减排、耕地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煤矿治理、环境整治等等,都可以发现诸多中央法律和政策未得到地方政府的严格执行。在一个被认为高度集权的国家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为什么会失去约束力?中央政府为什么会容忍地方政府的违法违规行为?如何控制地方政府?与此同时,中央先后多次发文要求促进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强调依法行政。但政府为什么会自缚手脚?依法行政建设与政策软约束有无关联?依法行政能否解决央地关系失调?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地方政府功不可没。分灶吃饭、分税制改革都准许地方政府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共容利益的存在调动了地方政府与政府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加之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的改变,还促进了中国的地方竞争,这本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但要在地区竞争中获胜,就需要比其它地方有更好的吸引力,这包括更低的成本、更好的投资回报。一方面,地方政府展开了简化审批、提高社会治安、完善法院司法等方面的法治建设竞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又展开了牺牲环境、税收、土地资源等利益的让利竞赛。尽管实践中让利竞赛比法治竞争明显得多,但由于中央监管能力的有限性,加之要发挥地方积极性,中央—度容忍了地方政府的违法违规行为,默认甚至鼓励制度软约束之存在。随着招商引资竞争的加剧与扩展,耕地浪费、环境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等愈发严重。我国目前的现实是,地方政府忙招商引资竞争、忙发展,中央政府就不得不收拾地方招商引资竞争的残局,处理环境恶化、耕地浪费、政府民众冲突、宏观经济失调等问题。但地方政府却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中央政令被悬空得不到落实。执政权威与执政合法性受到严重威胁,中央不得不对地方政府的越轨行为进行校正,防止基层政府的不规范行政影响政府权威与社会稳定。中央为此开始强化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力,要求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严格执行土地利用、税收、环境等法律和政策。但执行这些法律和政策会导致地方政府在地区招商引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地方政府就通过各种策略来削弱中央政策和法律的影响。中央不得不对政策和法律进行再细化与再完善,中央地方的这种双向互动博弈就演变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局面。中央近年来的策略是推行依法行政,要求地方政府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行政,但由于制度设计不当以及信息不对称之存在,仅有口号式的依法行政难以解决地方政府行为失控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中央还出台了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限制、税收减免控制等配套制度,并辅以相应的人事考核制度改革,这就改变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竞争的成本收益结构。地方政府发现仅靠优惠政策无法在地区竞争中获胜,加之企业对法治水平的敏感度提高,地区竞争开始从让利竞赛转向法治竞争。不过由于地方民众缺乏约束能力,地方政府的法治竞争更容易被资本俘获,地方民众收益不大。如此,调整地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激励,强化地方民众的约束能力是必须的。第一章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文本入手,分析了地方政府为在地区引资竞争中获胜所采取的策略,包括低税收、低地价、“先上车后买票”等优惠政策以及政府职能转型、优化社会治安、完善法院司法等法治竞争,法治竞争与逐底竞争同时存在。进而,以招商引资竞争中的工业用地竞争为例,分析了中央和地方在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刻画了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与中央政策再调整双向互动下的制度演变路径。而这种中央与地方经济政策的双向互动和博奕,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转型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和基础之所在。第二章转而分析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法律和政策的7种策略,包括政策变通、象征性执行、公然违反等。我们发现法律和政策并不能完全约束地方政府,法律和政策约束能力软化的关键原因是地方政府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中央政策软约束呢?随后的分析指出,由于法律和政策的不完备、制度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之矛盾、社会转型、中央目标函数的多元,单一制国家里中央只得容忍政策约束的软化。第三章则考察中央治理策略的演变。中央调整了中央地方权力的配置,并一改以往“光打雷不下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之做法,通过依法行政来对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化规束。中央之所以推进依法行政的原因与传统法学的假设显然有区别。中央策略的调整也改变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竞争的成本收益结构,地方政府不得不改善投资软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者。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优惠政策竞争与地方法治竞争会同时存在,并揭示了中国法治政府生成的另一条道路。第四章则考察中央现有治理策略存在的问题。尽管依法行政约束了地方政府行为,但在法律和政策不可能完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具体行政中总有剩余控制权,亦即地方政府总能脱离中央控制,中央的单向约束必然是有限的。由于地方民众对地方政府行为更为敏感且有更好的信息获知能力,与其让地方政府失去控制不如让地方选民参与到地方政府的约束中去。此外,法院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亦不可缺,最终应建立对地方政府的中央、民众、法院的多层次约束机制。最后一章是对全文的总结与提炼,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与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广东江门重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被查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江门重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被查处（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制度的博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乡镇花炮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湖南明义烟花集团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安全事故视角下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6）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以上海世博安保运行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央经济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招商引资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广东江门重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被查处（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制度的博弈分析[D]. 温红超. 烟台大学, 2016(03)
• [3]乡镇花炮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湖南明义烟花集团的实证研究[D]. 雷义. 成都理工大学, 2014(04)
• [4]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D]. 陈明. 华中科技大学, 2013(02)
• [5]安全事故视角下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D]. 张娓. 河北大学, 2013(S2)
• [6]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以上海世博安保运行实践为例[D]. 袁一鸣. 复旦大学, 2012(03)
• [7]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D]. 周慧. 中国政法大学, 2011(06)
• [8]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1983-2009[J]. 徐昕,田璐. 法治论坛, 2011(02)
• [9]新时期中国行政问责制研究[D]. 孙红竹. 首都师范大学, 2011(09)
• [10]中央经济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招商引资为例[D]. 万江.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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