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图像：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变

一、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论文文献综述）

张琼^[1]（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段晓晗^[2]（2021）在《近二十年许鞍华电影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由繁荣走向低迷。2003年,随着香港与内地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香港影人开始到内地拍摄电影,两地电影的融合呈现出新面貌。由于创作环境、观影群体的变化,香港电影导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创作产生了新变化。许鞍华作为其中一员,她也开始在内地取材,主动贴近内地。“北上”后,她共拍摄了《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天水围的日与夜》、《天水围的夜与雾》、《得闲炒饭》、《桃姐》、《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第一炉香》（未上映）9部电影。本文以文化研究、性别研究为方法,探寻许鞍华“北上”后的电影特征。在这一阶段,许鞍华的目光聚焦到庶民阶层、边缘群体,从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出发,思考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2014年,在社会背景、电影环境的影响下,许鞍华电影中的人物从庶民变为民国作家、历史英雄。电影《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透露了许鞍华深深的家国情怀,与她“北上”前创作的《投奔怒海》《上海假期》《客途秋恨》构成了一个完整序列,从中能够感受到根植于她血脉中的对中国的复杂感情。“北上”前,她的电影中既有丰富的女性形象,也有多元的男性角色。“北上”后,许鞍华则聚焦于女性题材的探索,她创作的9部影片都以女性为主要角色,从女性的命运中,能够感受到许鞍华的女性意识,她在不同阶段对女性有着不同的看法,显现了多元深广的探索。在影像风格上,本文认为许鞍华形成了“慢美学”的艺术风格。以往的研究中指出了她电影中的日常生活叙事,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叙事更多指的是影片的题材、内容,缺乏了对电影美学特征的强调。慢美学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能够更好地概括许鞍华的电影风格。此外,许鞍华还创造性地使用了间离手法,进行了美学创新。本文从许鞍华近二十年的创作入手,分析她的电影呈现的整体面貌、独特风格。论文共分为3章,第一章为社会之维,分析许鞍华的创作脉络,探析电影中的庶民叙事、家国叙事的特点;第二章为性别之维,探讨许鞍华影片中的女性形象、精神特质,及她的女性意识的流变;第三章为影像之维,探寻许鞍华近二十年的影像风格。

田语^[3]（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提出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张惟喻^[4]（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张明^[5]（2020）在《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空间的角度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进行诠释和解读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所以这样说,主要基于三个原因:（1）空间既是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构成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要素。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基本要素,它在很长的时期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早期的叙事学理论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空间理论,有关空间问题的讨论虽然很多,但绝大多数都分散在其他相关课题之中。传统的研究,不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批评,都将时间视为比空间更重要的因素,极少有关于文学空间的专门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文学的空间形式被单独提出,现代文学叙事空间的研究出现日趋高涨的热潮。因此,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且大有可为的课题。（2）现代主义小说内部发生了空间转向。传统的文学更加注重叙事的逻辑关系,注重表现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场景、环境等空间因素处于从属的位置。而现代主义小说则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线索,而且形成了一种新的叙事逻辑,拥有一种新的时空形式。空间问题在现代主义小说中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叙事的核心问题。当前关于现代主义小说空间的研究丰富但散乱,局部的研究较充分,而总体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是必要且缺乏的。（3）后现代地理学开拓了空间理论的视域和边界,同时激发了文学空间问题研究的热潮。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列斐伏尔的生产空间理论、索雅的地理空间理论、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等为代表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对人文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丰富了空间理论的内涵,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内部形成了大局面的空间转向。空间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门学术话题。因此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研究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小说内部空间问题的凸显,另一方面是理论的繁杂。如何从文学现象本身出发来解读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形式、特征和关系是一个重要且值得回应的问题。现代主义小说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通过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能够透视现代文学的发展特点。空间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要素,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长期未受重视,却在最近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成为热点话题。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问题凸显的原因是什么?现代主义小说空间的形式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不十分充分。当前学界对文学的空间问题研究受到了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激发,文学的空间问题研究呈现为多种样态,但由于一部分研究过于注重理论对于现象的阐发,使得文学空间本身的文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因此,本文尝试从文学的空间现象本身出发,来探讨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问题,同时将现代主义小说置于西方文学史的坐标系中,从空间的角度审视现代主义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分野以及文学形式变革在空间问题上的体现,阐明现代主义小说空间形式及诸要素空间关系的内在逻辑。绪论部分从价值定位、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三个部分介绍了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的研究。指出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对传统小说在美学、技巧、风格、思想等诸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颠覆。现代主义小说在情节、场景、人物、语言、叙事等各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先锋性和实验特征,这些先锋与实验特征进而催生了新的文艺批评模式和话语。空间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得以凸显。正文由九章组成。第一章“空间概念的整理”:通过对欧洲历史上的空间概念演变的梳理和评价,辨析当前的几种主要空间理论并对空间问题进行引申和评述,进而提出西方历史上空间理论的三个阶段:“局域性”“非几何化”的空间观;“背景化”“几何化”“无限化”的空间观;“主-客”相融合和统一空间观。并指出后者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空间现象有着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理解。这一类理论认为空间既不是一种纯粹和抽象的形式,也不是一种自足、孤立的客观对象,而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产物,主体在通过自身的活动组建并生产着空间,而空间也在这种活动中对主体产生影响。第二章“文学的空间”:探讨更为具体的文学的空间,意图对文学的空间概念进行界定并进而指出文学空间形成的基础和文学空间的特点。提出意象是文学空间最基本的要素,文学空间的形成建立在现实空间体验的基础之上。文学作为一种承续性的艺术形式之所以能产生一种空间式的审美效果,乃是一种视域融合的结果,因此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具有同质性,文学的空间也和现实空间一样,具有身体性,其与人物及叙述主体的意识与行动具有密切的关联。第三章“现代主义文学与‘空间转向’”:分别从理论和现象角度审视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空间转向,进而提出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形式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现代小说空间转向与空间观念的转变有着深层的联系。就现代主义小说内部而言,空间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既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局面的“空间转向”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又与其形成了某种对话和联动:它一方面受到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激发,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第四章“从荷马到乔伊斯——西方叙事文学的‘空间’流变”:对西方叙事文学的“空间”问题的历史流变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将西方叙事文学的空间类型区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文学的空间问题与空间概念的发展的呼应关系。提出空间问题的凸显与20世纪初反理性思潮有密切的联系,其背后反映了一种价值观的革新。第五、六、七、八章是对几部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小说进行解读和分析,对小说的空间问题做出具体的解答,对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分析小说作品中的空间问题和空间现象。第九章“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与时间及人物的关系”:根据个案的分析,总结现代主义小说中空间与时间、空间与人物的关系特点。指出现代主义小说颠覆了传统文学原有的时空特点在人物、时间、空间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关系:现代主义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破了原有的均衡与统一,呈现出多元形态;人物与空间处于一种更为紧密的主客交融之中,人物思想和意识弥散在空间之中,空间反应着主体的情感和思维,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也组建着空间,空间处于一种不断生成的状态中。结语部分从“生成”与“隐喻”两个方面总结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逻辑,在本体论层面评价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特点,并指出这些特征背后所隐藏的现代性的价值和意义。

赵京强^[6]（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研究指明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安文龙^[7]（2019）在《意象的确认与嬗变：从神话原型到想象的共同体——以月亮意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概念,但关于意象的解释林林总总,关于意象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模糊不清。从月亮意象入手,探寻月亮意象的起源、发展及月亮意象从远古神话如何经由想象的方式进行确认,形成一个多义的丰富的文化意指符号,以期对意象的概念进行另一角度解读。

邱健^[8]（2018）在《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文中指出“歌-诗”研究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它处于文学与音乐的交叉地带。但遗憾的是,文学史、音乐史在对其进行讨论时往往只注重各自熟悉的部分,这就让本来为一体的“歌-诗”出现了研究和阐释的断裂。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创作的主流“歌-诗”的诗意生成和表达系统进行研究,以求在学科之间找到诗意会通的可能。“语言漂移说”是当代诗人、学者李森提出的艺术哲学（诗学）方法论,这个理论认为,语言、心灵与世界三位一体的稳定性假设值得怀疑,语言既非形而上的,亦非形而下的,而是处于“形而中”的独立存在状态（“形而中”亦是李森提出的哲学概念）。语言建构了心灵,图示了世界,它是歌-诗的呈现方式。但语言是不稳定的和非本质的,它时刻处在漂移状态中。如果承认诗意的生发源自语言的配置,那诗意也就随着语言的漂移而漂移。本论文的总体架构是:从结构整合来领会“歌-诗”的整体性,从身份确认来解析“歌-诗”配置的共同体,从语言漂移来考察“歌-诗”所穿越的诸多领域。在这种探讨中“歌-诗”语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静态的文本,二是动态的表演。文本主要涉及歌词、音乐,表演主要涉及唱法。对这三者进行技术性分析是必要的,但核心问题是研究它们的变化以及诗意生成。笔者将以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为线索,挑选出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讨论。中国现代歌-诗是在依声填词的学堂乐歌中起步的,晚清的社会变革以及西方音乐的传入改变了既有的语言配置。音乐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听到了“歌”之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改变了文言文的歌-诗语言配置模式。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文学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看到了“诗”之新。当歌-诗发展到三十年代时,城市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了歌-诗语言的变革。现代海派文化孕育了商业化的流行歌-诗,使其变成了市民的娱乐产品。有声电影的发展,尤其是左翼电影,使歌-诗变成了具有主题性的意识形态产品。这两种产品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系统,各自在其认定的轨道上运转。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了一座歌咏城,红色歌-诗、革命歌-诗的创作实践在国家存亡之际为中华民族构建了精神家园。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是现代中国歌-诗创作的经典,它的语言配置方式成为了主流歌-诗的标杆。在新中国诞生后,歌-诗语言发生了重要调整。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观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引领了社会主义的歌-诗实践。颂歌、赞歌的写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歌-诗创作对政权巩固、民族团结、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歌-诗走向了畸形,在极左的思潮中其语言的单一化配置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由于此部分内容庞杂,涉及问题面广,限于篇幅不作讨论。在八十年代时,歌-诗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流行歌-诗、爱国歌-诗、民族歌-诗在历史的转型中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港台歌-诗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歌-诗语言的融合为其创新注入了活力,其诗意的漂移路径也更加多样,这都表现出了新时期的精神。在九十年代世纪之交,广东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岭南乐派的异军突起引领了时代潮流,新世纪音乐的诞生以及摇滚乐的迅速发展体现出了歌-诗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的丰富性。总之,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是在语言配置与诗意漂移中进行的。从乐歌到摇滚可以看到歌-诗审美的形态变化和时代精神的功用选择。从歌词、音乐、表演进行语言漂移说的讨论是学科之间的一次有益对话,亦是心灵与世界的相互交流。正如漂移说所言,语言本身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在时空的流变与绵延中向着直陈其事、修辞幻象、纯粹形式、意识形态等方向漂移,诗意的创造在此过程中绽放出了自身的光芒。

王可刚^[9]（2019）在《中国画从文人传统水墨到现代水墨的“语言转向”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画中的水墨绘画艺术,有着自我的文化性格和内在的精神品质。从传统的水墨绘画发展至今,自身有着相对完整的形态语言结构系统,这一语言系统形成了大的艺术文化范畴中东方艺术的特殊性和地域性。从文化存在的语境来看,任何艺术语言转向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本体,是在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滋养中生发和演变的,从传统水墨到现代水墨具有清晰的顺序和逻辑关系。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水墨绘画的形态史,就是中国水墨绘画语言流变的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后,水墨绘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受到了艺术界与学术界的关注,同时艺术国际化的背景也给中国水墨绘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表现空间。随着中国“八五新潮”的影响,国内艺术界随之出现了水墨语言形态的巨大转型与面向现代视觉审美图像的演变。现代水墨与实验水墨是在现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艺术表现方式与文化载体,现代的水墨绘画中的内容与笔墨传达的韵味已经与传统文人情趣拉开了距离,也远离了传统书法用笔的语言形态,从精神关注层面上具有了现代的气息,这是现代水墨与实验水墨的重要艺术特征。本论文旨在探索水墨文化的语言现代转型与内在观念变化的认识问题。通过分析中国水墨画语言的不同与时代的对应表达方式,来把握从传统水墨到实验水墨的绘画语言转型演变的总体趋势,探寻水墨绘画形态流变的深层机制。从目前国内艺术生态来看,以水墨绘画语言作为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符号和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当代学术关注。作为物象的呈现符号,水墨语言也随着社会经济与时代观念的变化而演变,这种演变是在东方中国的文化范围内发生并面向国际的文化舞台。而现代水墨语言随着社会转型,其艺术精神的的现代转化是和文化语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说明了这需要在自己的文化群体讨论其发展才会有意义,所以研究水墨语言转向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母体进行论证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本文从艺术精神的文化背景、转化的途径、美学理念建构和文人水墨语言的现代转向几个方面阐述了现代进行中的水墨绘画发展的形态语言。具体来说是从水墨绘画的语言形态,审美观念,艺术精神,时代背景四个方面阐述了语境文化背景变化所带来的语言形态转换。从中国画概念的逻辑错误剖析了中国绘画、古画、水墨画、水墨丹青、文人画、新文人画、都市水墨、表现水墨、现代水墨、当代水墨、实验水墨、抽象水墨理解误区与发展脉络。概括来讲,本论文总体研究了水墨语言的文化特色与语言形态转型动机,详细分解论述了现代水墨与实验水墨的语言形态,以及在水墨语言转向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分析了水墨画语言转型时期的文化使命与发展途径,目的是尝试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讨论民族艺术的发展前途与文化使命。

马春光^[10]（2016）在《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文中认为本文尝试从“时间抒写”这一视角出发,探寻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中新诗所呈现出的现代人对“时间”的体验、意识与想象,以及这一过程中彰显的抒情姿态、审美向度等等。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时间体验”的角度考量中国诗歌的历史转型。第一节通过对汉语中“时”、“时间”的概念史梳理,发掘古今时间意识嬗变的深层线索,进而考察中国古代时间观的特征及思想文化意义,最后就现代汉语中“时间”概念的形成、现代时间观的生成及其特征进行考察。第二节考察时间体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动态关系。首先梳理中国古典诗歌中时间意识的产生及演变,然后试图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时间主题,以及时间抒写的“意象模式”与“表现模式”。第三节从“时间体验”的角度契入“中国新诗的发生”这一话题。从理论阐释、文本构造及接受形态等层面考察现代时间体验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产生的助力与推动作用。从“时间体验”的角度勘探“新诗的发生”这一问题,既是从思想、文本以及接受等层面揭示新诗发生的深层动因,同时也是对以往新诗发生学研究固有模式的某种质疑与反思。第二章尝试梳理新诗“时间”抒写的历史脉络。从诗歌文本彰显的“时间观”来考察,百年中国新诗存有如下时间抒写的线索：一是以现代性进步时间观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进步时间观与现代中国的革命化历史语境高度藕合,成为部分现代中国诗人的“时间信仰”,规约了其诗歌文本中显豁的未来时间指向,并因其与时代思想的高度契合而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主潮。二是以后现代的“当下”时间意识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祛革命化”日常语境中,伴随着现代性进步时间观的瓦解,诗歌中的未来时间指向转向对时间之当下的关注与体悟。与消解未来同时出现的,是对实存性的线性历史的消解,个人化的历史观照视野在他们的诗歌文本中出现。三是以传统时间观（乡土时间观、宗教时间观）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在时间进步的幻象之外,时间的另一真实面目——循环时间——在很多诗人那里依然是时间感受和人生体验的重要内容。道家、佛教思想对现代文学的渗入,在中国新诗中鲜明地体现为时间感知的宗教方式。第三章试图对新诗文本呈现的四个集中、显豁的“时间主题”展开解读。一,在现代知性诗学的影响下对时间的哲思,主要表现为时间的诗意赋形、时间的冥想、“瞬间”的诗思等方面。二、新诗对“时间流逝”的诗性表达,主要体现为对时间消逝过程的细腻体验、“午后”的哀思以及更加强烈的时间焦虑。三、现代时间意识烛照下的死亡想象,对死亡的意识形态赋值、“绝对死亡”观念及诗学呈现、对死后时间的玄理想象是其典型体现。四、性别视野下的新诗“时间之思”,在现代时间观的影响下,女性时间体现了自己的特性,在新诗中鲜明地体现为“黑夜意识”的凸显和“个体生命时间”的彰显。这四个方面彰显了现代语境中中国新诗“时间探询”的重要向度,凸显了其“时间抒写”的现代特质,标志着现代人“时间困境”的加剧和对时间与人类生存之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第四章将论述的视角聚焦于中国新诗的“时间意象”。首节尝试对新诗中现代时间意象的营造进行论述,“世纪”、“黎明”以及以“凌晨三点”形式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夜晚”是考察的重点。现代时间意象在彰显现代时间观的同时,有效拓展了诗歌的表达技巧与抒情模式。第二节从“季节”、“黄昏”、“水”等“原型”时间意象入手,考察新诗对传统时间意象的现代转化。传统时间意象在新诗中被赋予了新的时间内涵,在现代语境中传达了更加丰富的对时间的思考。第三节则以“钟表”意象为中心,通过一个典型的时间意象来考察新诗时间抒写的意象模式与表现模式。“钟表”是现代时间的塑造者,现代诗人以不同的抒情姿态对“钟表”展开了丰富的抒写。从意象的角度对新诗的时间抒写之美学向度的考察,可以从诗歌文本内在结构的层面透析新诗时间抒写的现代性特征,为更好地认识中国新诗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型提供可资参照的角度。第五章深入具体的个案,通过对穆旦、西渡、洛夫等诗歌“时间抒写”的辨析,发掘更加个人化的时间抒写,进而窥视中国新诗时间抒写的诸多细微部分。在穆旦诗歌中,“时间”既是一个核心意象,又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在对时间经验的多层面书写中,穆旦诗歌展示了“时间之流”中不断挣扎的现代自我,企图抵达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西渡通过个人化的“时间想象力”在诗歌中让时间不停地回旋或凝固,有效拆解了客观时间在诗歌中的方向性和紧迫感。西渡以细微的想象力和冥想式的诗歌语言,呈现了现代时间暴政下生命个体的复杂精神体验。“时间”在洛夫的诗歌中同样是一个贯穿的重要主题,他在“镜像”中体验时间,通过超现实的方式对时间进行抒写。洛夫敏锐的时间意识突出地体现为他对“时钟”的抒写以及对“时间之伤”的呈现。对个案的研究与阐发,试图避免宏观研究对历史细节与丰富性的遮蔽,期待形成交错式的论述格局。结语指出,面对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时间节奏和不断加剧的时间焦虑,中国新诗在用语言深刻指认、揭示它们的同时,试图从多个层面抵抗“时间之快”缓解“时间焦虑”。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诗歌在特定时代的“无用之用”。在“娱乐至死”的当今时代,诗歌面临娱乐化的陷阱。在深层上,诗歌能否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地揭示时代发展的症结,发现人类生存的真正困境,检验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诗歌的生命力。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在彰显现代中国生存经验的同时,尚存在诸多的思想与艺术问题,只有对此有深刻的体认,在厘清新诗“时间抒写”之历史线索的同时,匡正某些弊病,才能在理论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参照。

二、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1）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二十年许鞍华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7）意象的确认与嬗变：从神话原型到想象的共同体——以月亮意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画从文人传统水墨到现代水墨的“语言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论文参考文献）

• [1]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D]. 张琼. 西南大学, 2021(01)
• [2]近二十年许鞍华电影研究[D]. 段晓晗.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3]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4]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5]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研究[D]. 张明.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6]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7]意象的确认与嬗变：从神话原型到想象的共同体——以月亮意象为例[J]. 安文龙. 怀化学院学报, 2019(10)
• [8]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D]. 邱健. 云南大学, 2018(04)
• [9]中国画从文人传统水墨到现代水墨的“语言转向”研究[D]. 王可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10]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D]. 马春光. 山东大学, 2016(10)

标签：酒神精神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