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的主要影响及有关科技的主要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胡枚玲[1]（2020）在《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之后,GATT主要致力于削减和约束关税壁垒,到WTO协定建立了对国家贸易政策的协调体系。WTO协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规制措施建立了统一的纪律约束,比如关税、海关估价、原产地、反倾销等;对一国的国内规制措施也进行了约束,比如TBT协定、SPS协定、GATS协定等对国内规制措施明确了非歧视性、透明度以及不必要的贸易限制等要求。然而,WTO协定主要约束的是成员的贸易保护性国内规制措施,对规制约束的范围也有限,无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低效、重复的或非歧视性规制壁垒。而这些不受WTO约束的国内规制壁垒仍会对国际贸易带来负担。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监管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必要的规制,在成员的规制自主以及自由贸易之间实现平衡。WTO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家制定和实施规制措施时局限于国内思维,不仅可能会造成贸易壁垒也会导致成员之间的规制不一致从而增加贸易成本。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在规制制定过程中引入国际思维,考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规制一致性,进行国际规制合作。如今世界各国还面临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比如环境、金融、健康或安全等,一国无法有效应对,也需要进行规制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了困境,对国内规制监管的改革难以推进成功。2012年,美国通过了1360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并寻求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引入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的规制合作,致力于国家内部规制的一致性,国内规制的透明与高效。美国相继在TPP、TTIP谈判中引入“规制一致性”或“规制合作”议题。随后,CETA、JEEPA以及USMCA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纳入了这一新型规制合作。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目标、模式、规则以及保障等形成的规制合作机制,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规范。而中国所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没有引入此种规制合作,国内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良好规制机制。因此,需深入系统研究规制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国际经贸协定如何更好的实现规制合作、中国国内规制改革的策略以及参与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方案。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或控制形成了规制,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或制度等原因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规制,这种规制差异特别是不必要的规制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全球发展。各国的规制差异不会自动达成和谐状态,会形成规制的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合作,国际规制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化解规制冲突,促进经济的全球发展。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实践经历了从约束规制效果到约束规制过程、从约束歧视性规制到追求国内规制透明、一致、高效的转变,GATT时期注重国家的外贸政策的协调,WTO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关注国内规制效果的协调,新近国际经贸协定更追求规制过程的透明、一致与高效。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规制合作模式的选择与确定、规制合作规则的安排、规制合作如何保障等。第二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单一,而应是多元的分层次的体系,要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提高国内规制质量和水平,保证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但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存在困境,要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规制自主,而规制自主可能导致贸易壁垒,还会造成规制的冲突。因此,需要首先在规制制定过程中统筹考虑这些目标的平衡;其次应明确特定条件下一些重要的目标予以优先考虑。要实现这些目标,应坚持规制主权原则、多元治理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规制一致性原则。第三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规制合作模式主要有委托代理模式、复合网络模式以及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主要采取的是委托代理模式,由于委托事项不具体,委托后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一模式会引发成员国规制主权的担忧,也很难适应新产生的问题,虽然在具体领域探索了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但没有形成法律约束力;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确立框架目标,参与者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参与者定期汇报、公开评议,对框架目标进行定期修订。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充分尊重了成员国的规制自主,通过不断实践进行评议不断提高,代表了未来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趋势和发展方向。第四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对国内规制的约束主要包括非歧视性要求、必要性要求以及国际透明度,鼓励采用规制等效与相互承认、国际标准等实现规制协调。其致力于消除贸易保护性措施,无力解决非歧视性的规制冲突,重视规制的效果而忽视了规制过程的约束,约束的范围也比较局限,在保障国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规则更重视规制过程的透明度要求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创设了“良好规制实践”规则:包括内部规制协调审查、规制影响评估、透明度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同时注重规制合作交流以及规制协调等,形成了新的规制合作范式。在规制合作的具体规则上,新近国际经贸协定各具特点,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TPP/CPTPP的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通过示范引导成员实现“良好规制实践”,但不宜将一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作为示范性要求,可采取问题导向式,使成员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实践;TTIP的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注重协调融合成员不同的规则,但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规制影响评估的必然选择,可以作为其中一项选择;USMCA的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更注重强制性的透明度义务,但不应是一国国内法律制度的直接输出,而应体现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的融合。第五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规则采取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必要性”与科学性方面引起了质疑,还存在解决纠纷成本大、裁决过程不透明等问题需要进行完善。对传统规制合作领域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采取了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其争端解决机制是半开放的,引入了金钱补偿机制,只有USMCA的有限的硬性保障机制具有普遍适用性。传统国际经贸协定还采取了软性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发挥了积极效用,存在的问题在于审议范围太广而深度不够,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约束力不强,可以在全面审议的基础上增加分议题审议,有效衔接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贸易政策审议之后的后续监督。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普遍采取了软性保障机制,TPP/CPTPP建立了通知实施以及审议机制,TTIP采取部长级会议审议交流机制,USMCA鼓励成员之间寻求解决方式。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保障应采取硬性保障与软性保障的结合,鉴于规制涉及一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应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范围,完善软性保障机制,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机制。第六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规制合作新范式对国内规制的高标准高要求也给中国的国内规制带来了挑战。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层面积极应对:国内层面,中国需要对国内规制进行“良好规制实践”的改革和优化升级,提升透明度,保障公众参与,建立系统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建立规制协调机构,完善规制协调程序等;国际层面,中国可以考虑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升级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不宜采取强制的规制合作规则,应选择协调式的规制合作规则,可以接受引导式的规制合作规则;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方案:应明确在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多元目标的协调;肯定各国的规制原则和程序;倡导进行规制影响评估,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必须步骤;在促进规制一致性上,注重透明度以及公众参与;鼓励推动采用国际标准、相互承认等;排除争端解决机制,强调规制合作的实验主义治理。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合作规则的制定,又需要主动进行国内经济和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中国制度优势和“良好规制实践”,实现国际和国内法治格局的良性互动,提高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孙舒[2]（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游启明[3]（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张堂云[4]（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曲彤[5]（2019）在《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长期生存是一切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只有生存下来才可能获得发展,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以实现长久存活的目标。企业生存包含“量”和“质”两个方面。片面追求生存数量,即企业存续时间的延长,会扭曲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导致僵尸企业的出现,生存质量是企业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存质量的提高能够正面促进生存数量的增加。由于企业生存关乎就业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中央及各级政府为了促进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纷纷制定和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产业政策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现实中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不高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因此,本文从数量和质量的视角出发,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以科学评估产业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实施效果,为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本文综合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构建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011-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分析法、生存分析方法、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和工具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产业政策能够延长企业预期存续时间,增加企业生存数量,政治关联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当企业既受到产业政策支持又具有政治关联时,政治关联部分替代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促进作用。不同强度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呈U型特征,适度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促进作用最强。全要素生产率和寻租成本是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2）外部环境变化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加入WTO后,随着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从正向促进转为反向抑制。这一影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中没有差异,但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差异,加入WTO后民营企业生存数量显着增加,但国有企业的生存数量显着降低,存续时间大大缩短,大批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只有“优质”的国有企业才能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3）剖析产业政策降低企业生存质量的原因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直接带来“资源效应”,但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加之产业政策跨期较短以及部分支持以后期补助的形式发放,企业会通过策略性创新以获取政策支持,从而降低其实质性创新能力即生存质量。（4）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影响投资者关注影响企业生存质量,且该传导机制具有企业和行业异质性。产业政策除了“资源效应”,还能够带来“投资者关注”的间接效应,当资本市场有效性不足时会进一步诱使管理层选择低质量的创新策略,从而抑制企业生存质量的提升。对于国有企业及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产业政策的“资源效应”起主要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产业政策的“投资者关注效应”起主要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吸引投资者关注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质量,但在传统制造业中,该中介并不成立。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几点。（1）揭示了外部环境变化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与已有研究仅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静态影响不同,本文基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过阶段性改变这一事实,将外部环境变化纳入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研究框架,解释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动态影响,为经济“新常态”下政府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手段促进国有和民营企业生存发展,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经验证据;（2）发现了产业政策增加企业生存数量的适度区间以及变化趋势。本文综合考虑企业获得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控制关税政策并探讨政治关联这一隐性支持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避免因遗漏关键变量导致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有偏估计,进一步评估了不同强度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异质性影响以探求“适度区间”,为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以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提供经验证据;（3）揭示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及其企业和行业异质性特征。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遵循“产业政策—投资者关注—企业策略性创新”这一研究思路,将投资者关注这一关键变量纳入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研究框架中,发现产业政策带来的“投资者关注效应”是其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以及该传导机制具有企业和行业异质性特征,为厘清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产业政策与企业生存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4）构建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已有文献分别研究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不同,本文从“量”和“质”两方面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为政府科学有效地制定和评估产业政策提供微观理论基础。
那振芳[6]（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郑红玲[7]（2019）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对外贸易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中,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不断增大,贸易摩擦频率增多影响变大,诸多问题使中国必须思考产业转型发展升级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推动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在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促进竞争、示范学习、扩大市场等方面有着积极影响,利用国内外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对外贸易无疑对产业升级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思考经济转型发展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于中国不断提高经济质量,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论文先从概念界定、理论梳理及现状分析切入,接着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及生产分工四种视角逐一揭示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其间涵盖大量数据及运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如面板数据回归、面板Probit回归、面板门槛分析、产品空间邻近矩阵、马尔可夫链等,力求多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测度,之后分析了制约对外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最后在不同视角下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论文具体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期文献梳理及框架搭建工作。涵盖前三章的内容,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与思路,并列出创新点及不足。主要概念与文献综述部分介绍了有关产业升级的概念,从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生产分工等角度对产业升级的概念进行归类界定,然后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同视角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理论梳理部分从对外贸易理论、产业升级理论和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思想进行归纳,之后从市场供求机制、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国际分工效应等方面探讨开放经济下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第二部分为实证检验部分。涵盖了五章的内容,由现状分析入手,从产业间、产业内、产品间、产品内进行观察与解读,确定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四重奏:结构演进视角、经济效率视角、产品空间视角、生产分工视角。在对现状分析时,不仅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的现状,还分析了产业升级滞后于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结构演进视角下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在产业结构协调度、产业结构轻软度、产业综合效率和产业结构转换度等方面的影响。经济效率视角下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效率等方面的影响。产品空间视角下检验了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在比较优势及国际竞争方面的影响。生产分工视角下以世界投入产出表作为数据基础,分析中间品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在增值能力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因素分析及归纳总结阶段。涵盖了后两章的内容。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结合对外贸易发展固化性特征突出、国内要素红利已经逆转、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国际市场不完全竞争格局以及服务业基础薄弱等制约对外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之后在四个不同视角下对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并提出发挥贸易结构先导效应以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贸易溢出效应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提升产业攀升能力、不断完善国内价值链以增强产业升级稳定性等建议。论文研究结论简要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快速扩张,产业发展有显着变化。结构演进视角下,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协调是有益的、对产业综合效率的提升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对产业结构的转换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着影响;除服务贸易外,其他贸易形式对产业结构轻软度的影响均是负向的,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有助于产业结构轻软度的改善,对产业结构协调和产业综合效率的提高也是有益的。经济效率视角下,出口贸易发展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率的提升,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反;工业制品出口及服务贸易都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初级产品出口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为负。产品空间视角下,贸易产品蕴含的既有能力禀赋在推进产业升级时,发展中国家的效果好于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密度、进口产品密度、经济增长对产业升级均有正向推动作用。生产分工视角下,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早期阶段,随着国际分工参与度的提高,增值率不断上升,有助于产业升级;而后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及国际分工的不断成熟,某些领域的低端嵌入压力较大,增值率呈现倒U型轨迹;若考虑到产业关联,则增大全球产业链的融入深度有助于产业升级。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搭建出结构较为清晰的研究框架。在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和生产分工四个不同视角下,研究外贸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多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论证,这一研究框架的确立,延伸了同类研究的范围和逻辑,也构建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二是研究内容上,对产业层面的研究,既涉及产业间结构的演进,也涉及产业内效率的提升;对产品层面的研究,既涉及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也涉及生产分工的增值情况,四重奏模式使得研究内容更加完整。三是研究细节及数据使用方面。如变量选择,利用RCA进行升级判断时,不仅考虑逻辑判断,还对原始值进行追溯;对WIOT进行数据分析时,既考虑到中间产品也考虑到最终产品。此外,在数据使用上,从时序数据到面板数据,从产品空间数据到投入产出数据等,为增加论文的说服力,所用数据类型较同类研究更加丰富。
陈磊[8]（2019）在《权力转移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提出权力转移理论诞生于美苏冷战时期,主要是指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中美贸易战”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1979年中美建交后,双方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两国贸易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贸易也开始出现不平衡;冷战结束后,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发展,两国贸易摩擦开始增多;2001年中国入世后,中美贸易快速增长引发贸易摩擦加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美国优先”,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致使贸易摩擦尖锐化。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双边贸易,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经济地位等众多领域,呈现出贸易摩擦发起者多为美国且摩擦频率不断加快,贸易摩擦领域广泛化、高层次化且手段多样化,贸易摩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贸易摩擦中中国反击力度呈强硬化趋等特点。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与“权力转移”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首先,国际社会出现权力转移迹象与趋势,主要是美国相对衰落、中国快速崛起、权力转移处于初始阶段;其次,中美在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和国际地位诸方面的相关指标对比出现“中兴美衰”的趋势;再次,权力转移与中美贸易摩擦互为因果,美国相对衰落促使其发动对华贸易战,中美贸易摩擦反过来推动权力转移。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中国快速崛起引起美国焦虑、现行贸易规则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缺陷等。因此,只有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坚持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尊重中美利益关切并消解彼此焦虑,在WTO框架下妥善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才能化解中美贸易摩擦,规避“修昔底德陷阱”。
黄金宇[9]（2018）在《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的支持者,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明显加快了签署FTA的步伐。截止到2018年7月,日本已经完成了17个FTA的签署,8个FTA正在谈判,其中日本-哥伦比亚FTA实质性达成一致,RCEP、日本-加拿大FTA均表示要在2018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土耳其FTA和中日韩FTA正加紧谈判,实际上只有与海合会和韩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中,尤其是日本-欧盟FTA的签订使日本从落后的状态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排头兵”,与韩国并肩领跑。在FTA谈判中,农业议题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随着FTA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面对日本这样巨大且贸易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产品市场时FTA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巨大考验,在不断加强的保护中日益衰落的日本农业已经无力经受自由化的冲击。日本FTA谈判在两难困境下取得了显着效果,既推动了本国FTA谈判进程,又较好地保护了农产品市场,因此对其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值得进行研究。文章以日本FTA进程中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运用“双层博弈”模型总结了五种谈判模式的建立、构成和推广,分析了五种模式产生的历史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现实根源,在对谈判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2006-2015年十年间的农业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形成了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经验。文章认为,日本深入地思考并灵活运用关税手段,通过设置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文章提出了中国在FTA进程中农业议题谈判以及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的建议,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对象国,中国耕地少、农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与日本类似,如何借鉴日本谈判模式推进FTA值得思考,做到有的放矢,占据有利地位,既保证谈判结果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文章分为7章展开。第一章是绪论。说明了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研究意义和目的,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梳理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评价。第二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等相关理论,建立了FTA协定签署或不签署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国际政治学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要求保护农业贸易与国际主流经济学要求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建立了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第三章是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梳理了日本FTA的签订过程,总结了日本FTA的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等五个主要特点,并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决策体制之间的分歧、国际上的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农业保护现状等方面对日本FTA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的谈判模式分析。归纳了日本十多年来在外务省、经产省、农水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FTA具体谈判实践中的五种谈判模式,即: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在双层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上述模式的建立、“赢集”的构成、谈判的探索与实现及复制与推广。第五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日本悠久的农业保护政策构成了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持续低迷、粮食依赖进口、利益集团博弈等经济、外交、政治因素是现实根源。通过对全球化、区域化两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三个FTA农产品贸易降税模式的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讨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第六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和实证分析。在建立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若做出较大让步将面临巨大的农业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因此遵循着尽量不做让步、尽量保护农业核心利益、尽力争取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安全等方面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实证方面,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东盟等12个国家或地区在2006-2015十年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人口规模、贸易距离、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农产品生产总额、汇率、物价增长率、是否同盟国、FTA是否生效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和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影响。在分析中发现关税税率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对进口价格、数量产生影响,又对进口、出口产生影响,尤其是与FTA是否生效交互发生影响。分析表明农业议题尤其是关税谈判在FTA进程中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通过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第七章是启示与建议。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了中国FTA进展现状和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比较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同时就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分别提出了建议。
邓平平[10]（2018）在《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世界经济体制变革,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希望赢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形成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格局。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主导地位面临着严峻挑战,全球贸易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重新塑造贸易秩序,再次夺回昔日的主导权,从根本上对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为积极地应对逐步形成的国际贸易新规则,中国需要在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基础上引领贸易新规则的制定,以提升在国际贸易新规则中的话语权。一国的话语如何成为全世界共同遵循的普遍共识,不仅关系到该国的国家利益,对于国际政治特别是国际格局的稳定具有深刻的战略性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对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影响非常重要,成为各国政府部门及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争夺已成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对其内涵、影响因素以及量化评估指标并未深入分析。中国要真正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必须从提升话语权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尝试构建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指标体系,科学地评估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才能有的放矢,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对策。文章由七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话语权理论、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制度创新理论、软实力理论;第三章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介绍了影响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因素;第四章分析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第五章构建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OECD国家、G20国家的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指数;第六章分析日本、美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最后一章为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对策思考。
二、加入WTO的主要影响及有关科技的主要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的主要影响及有关科技的主要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与主要结论 |
| 五、研究创新与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规制的起源 |
| 二、各国规制的冲突 |
| 三、国际规制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的实践发展 |
| 一、GATT 时期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协调 |
| 二、WTO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的协调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 |
| 二、规制合作的模式问题 |
| 三、规制合作的规则问题 |
| 四、规制合作的保障与实施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 |
| 一、确立规制合作的多元目标 |
| 二、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困境 |
| 三、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策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原则 |
| 一、规制主权原则 |
| 二、多元治理原则 |
| 三、成本效益原则 |
| 四、规制一致性原则 |
| 第三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的不同模式 |
| 一、委托代理模式 |
| 二、复合网络治理模式 |
| 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以委托代理模式为主 |
| 二、对实验主义治理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对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委托代理模式的改进 |
| 二、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 |
| 第四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一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一、规制合作规则的现行要求 |
| 二、规制合作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
| 三、规制合作规则的完善 |
| 第二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规则的新范式 |
| 一、国内规制程序:良好规制实践 |
| 二、规制合作交流:浅层次规制合作 |
| 三、规制协调与认可:深层次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规则 |
| 一、TPP/CPTPP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二、TTIP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三、USMCA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五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硬性保障机制 |
| 一、硬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软性保障机制 |
| 一、软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的选择与完善 |
| 一、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 |
| 二、完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建立对发展中国家规制合作的技术援助机制 |
| 第六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因素对中国的挑战 |
| 二、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对中国国内规制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一、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二、中国参与APEC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三、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应对策略 |
| 一、国内规制的改革与升级 |
| 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平台推动规制合作 |
| 三、中国参与的国际经贸协定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5）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思考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1.6 论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因素 |
| 2.2 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因素 |
| 2.2.1 内部因素 |
| 2.2.2 外部因素 |
| 2.3 影响企业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因素 |
| 2.4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 |
| 2.5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2.6 产业政策对企业其他方面的影响 |
| 2.7 文献评述 |
| 3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 |
| 3.1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2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3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4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4.1.2 描述性统计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基本统计事实 |
| 4.2.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
| 4.3 内生性检验 |
| 4.3.1 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 |
| 4.3.2 基于匹配样本的估计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基于TFP和寻租的中介效应 |
| 5.1 研究设计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 5.2.2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动态传导机制 |
| 5.3 进一步回归 |
| 5.3.1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 5.3.2 传统制造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6.1.2 描述性统计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 |
| 6.2.2 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检验 |
| 6.2.3 基于匹配样本的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估计 |
| 6.3 本章小结 |
| 7 产业政策影响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基于投资者关注的中介效应 |
| 7.1 研究设计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3 进一步回归 |
| 7.3.1 不同产权性质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7.3.2 政治关联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7.3.3 不同类型产业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论文存在的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1998-2007年基于产业政策进行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
| 表A-1 基于产业政策进行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对外贸易 |
| 2.1.2 产业升级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 第3章 相关理论与影响机理分析 |
| 3.1 相关理论 |
| 3.1.1 对外贸易相关理论 |
| 3.1.2 产业升级相关理论 |
| 3.1.3 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相关理论思想 |
| 3.2 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2.1 市场机制的普适性机理 |
| 3.2.2 交易主体全球化的竞争效应影响机理 |
| 3.2.3 全球贸易往来的产业关联效应影响机理 |
| 3.2.4 贸易市场扩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影响机理 |
| 3.2.5 对外贸易发展的溢出效应影响机理 |
| 3.2.6 贸易产品的空间邻近效应影响机理 |
| 3.2.7 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深化效应影响机理 |
| 3.2.8 引致需求诱发的要素流动效应影响机理 |
| 第4章 对外贸易发展与产业升级的现状分析 |
| 4.1 对外贸易现状分析 |
| 4.1.1 货物贸易现状 |
| 4.1.2 服务贸易现状 |
| 4.2 产业升级现状分析 |
| 4.2.1 结构演进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
| 4.2.2 经济效率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
| 4.2.3 产品空间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
| 4.2.4 生产分工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
| 4.3 产业升级滞后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 |
| 4.3.1 外贸规模膨胀降低了产业升级的内在激励 |
| 4.3.2 产业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占位较低 |
| 4.3.3 外贸的粗放发展加重了产业升级的负担 |
| 4.3.4 服务贸易水平低对产业升级的支撑力度不足 |
| 4.3.5 要素引进推动产业升级的道路曲折 |
| 第5章 结构演进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结构演进视角下外贸影响产业升级的特征 |
| 5.2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5.3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
| 5.4 结构演进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1 商品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检验 |
| 5.4.2 服务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检验 |
| 5.4.3 一般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检验 |
| 5.4.4 加工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检验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结构演进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结论 |
| 第6章 经济效率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经济效率视角下外贸影响产业升级的特征 |
| 6.2 基础模型设定与相关指标解释 |
| 6.2.1 基础模型设定 |
| 6.2.2 相关指标解释 |
| 6.3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效率实证检验 |
| 6.3.1 全国层面的检验 |
| 6.3.2 省际层面的检验 |
| 6.4 基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效率实证检验 |
| 6.4.1 全国层面的检验 |
| 6.4.2 省际层面的检验 |
| 6.5 基于微观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
| 6.5.1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6.5.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6 经济效率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结论 |
| 第7章 产品空间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产品空间视角下外贸影响产业升级的特征 |
| 7.2 产品空间及相关指标解释 |
| 7.2.1 产品空间 |
| 7.2.2 相关指标解释 |
| 7.3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7.3.1 基础模型设定 |
| 7.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3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
| 7.4 产品空间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4.1 具体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 |
| 7.4.2 检验结果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产品空间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结论 |
| 第8章 生产分工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1 生产分工视角下外贸影响产业升级的特征 |
| 8.2 投入产出表及相关指标解释 |
| 8.2.1 投入产出表 |
| 8.2.2 相关指标解释 |
| 8.3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8.3.1 基础模型设定 |
| 8.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3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
| 8.4 生产分工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8.4.1 具体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 |
| 8.4.2 检验结果分析 |
| 8.4.3 稳健性检验 |
| 8.5 生产分工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结论 |
| 第9章 制约对外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9.1 贸易惯性削弱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向上流动性 |
| 9.2 要素红利逆转约束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
| 9.3 国际市场竞争格局限制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利得积累 |
| 9.4 服务业基础薄弱降低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效率 |
| 9.5 频繁的贸易摩擦增大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阻力 |
| 第10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权力转移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权力转移”及其理论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 |
| 四、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工具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理论分析工具 |
| 五、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与特点 |
|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与发展 |
| (一) 中美建交并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后两国贸易出现不平衡 |
| (二) 冷战结束后中美经贸关系深化导致贸易摩擦增多 |
| (三) 中国入世后中美贸易快速增长引发贸易摩擦加剧 |
| (四)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致使贸易摩擦尖锐化 |
|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领域 |
| (一) 双边贸易 |
| (二) 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 |
| (三) 人民币汇率 |
| (四) 知识产权 |
| (五) 市场经济地位 |
|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
| (一) 贸易摩擦发起者多为美国且摩擦频率加快 |
| (二) 贸易摩擦领域广泛化、高层次化且手段多样化 |
| (三) 贸易摩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
| (四) 贸易摩擦中中国反击力度呈强硬化趋势 |
| 第二章 权力转移进程中中美实力变化与贸易摩擦 |
| 一、国际社会出现权力转移的迹象与趋势 |
| (一) 美国的相对衰落 |
| (二) 中国的快速崛起 |
| (三) 权力转移处于初始阶段 |
| 二、中美相关实力指标对比 |
| (一) 经济实力对比 |
| (二) 军事实力对比 |
| (三) 科技实力对比 |
| (四) 国际地位对比 |
| 三、权力转移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系 |
| (一) 美国的相对衰落促使其发动贸易战 |
| (二) 中美贸易摩擦反作用于权力转移 |
| 第三章 权力转移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
|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 |
|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 三、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
| 四、中国快速崛起引发美国焦虑 |
| 五、现行贸易规则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缺陷 |
| 第四章 化解中美贸易摩擦,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思考 |
| 一、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
| 二、坚持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 |
| 三、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 四、尊重中美利益关切并消解彼此焦虑 |
| 五、在WTO框架下妥善解决中美贸易争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FTA进程研究 |
| 1.2.2 日本FTA农业贸易问题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 |
| 2.1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 |
| 2.1.1 博弈论 |
| 2.1.2 国际贸易谈判理论 |
| 2.1.3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的联系 |
| 2.2 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 |
| 2.2.1 国家利益理论 |
| 2.2.2 关于农业贸易的相关经济学理论 |
| 2.3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2.3.1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3.2 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第3章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
| 3.1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 |
| 3.2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特点 |
| 3.2.1 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 |
| 3.2.2 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 |
| 3.2.3 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 |
| 3.2.4 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 |
| 3.2.5 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 |
| 3.3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3.1 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
| 3.3.2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 3.3.3 来自美国因素的影响 |
| 3.3.4 农业保护政策因素的影响 |
| 第4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分析 |
| 4.1 主要政府部门对FTA战略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
| 4.1.1 外务省关于FTA战略的指导方针 |
| 4.1.2 经产省关于FTA战略的基本原则 |
| 4.1.3 农水省关于FTA战略的谈判要点 |
| 4.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一个双层博弈模型 |
| 4.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主要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
| 4.3.1 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2 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3 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 |
| 4.3.4 “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 |
| 4.3.5 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 |
| 第5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 |
| 5.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保护政策 |
| 5.1.1 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2 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一个横向对比 |
| 5.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2.1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 |
| 5.2.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现实根源:经济、外交、政治 |
| 5.3.1 农业持续低迷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经济根源 |
| 5.3.2 粮食依赖进口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外交根源 |
| 5.3.3 利益集团博弈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政治根源 |
| 5.4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未来将促进农业改革 |
| 第6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及实证分析 |
| 6.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分析 |
| 6.1.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建立 |
| 6.1.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的评价 |
| 6.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实证分析 |
| 6.2.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的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过程 |
| 6.2.4 主要结论 |
| 6.3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主要经验 |
| 第7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FTA战略进展情况 |
| 7.1.1 中国FTA战略现状 |
| 7.1.2 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 |
| 7.2 对中国继续推进FTA战略的启示与建议 |
| 7.2.1 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 |
| 7.2.2 推动RCEP进程的建议 |
| 7.2.3 推动中日韩FTA进程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2.1 “话语权”的研究成果 |
| 1.2.2 全球贸易治理的研究成果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主要的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方法 |
| 1.4.2 案例分析方法 |
| 1.4.3 实证分析方法 |
| 1.4.4 比较分析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理论基础 |
| 2.1 话语权理论 |
| 2.1.1 话语理论的语言学阐释 |
| 2.1.2 话语理论的分析路径 |
| 2.1.3 话语理论的关键词 |
| 2.2 国家利益理论 |
| 2.3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4 制度创新理论 |
| 2.4.1 制度创新理论的内涵 |
| 2.4.2 制度创新作用 |
| 2.5 软实力理论 |
| 2.5.1 “软实力”的提出 |
| 2.5.2 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 |
| 第3章 影响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因素 |
| 3.1 硬实力因素 |
| 3.1.1 资源禀赋因素 |
| 3.1.2 经济实力 |
| 3.1.3 科技实力 |
| 3.1.4 军事实力 |
| 3.2 软实力因素 |
| 3.2.1 政治实力 |
| 3.2.2 文化实力 |
| 3.2.3 外交实力 |
| 3.2.4 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 |
| 3.2.5 国家政策 |
| 第4章 中国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1 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外部环境 |
| 4.1.1 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着明显的话语霸权地位 |
| 4.1.2 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
| 4.2 当前全球贸易治理特点 |
| 4.2.1 WTO的贸易治理作用被削弱 |
| 4.2.2 区域贸易协定主导贸易规则的制定 |
| 4.2.3 全球贸易治理形式多样化 |
| 4.2.4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不合理 |
| 4.2.5 逆全球化下国际贸易规则重构 |
| 4.3 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3.1 综合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
| 4.3.2 在现有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中缺少话语权 |
| 4.3.3 创设创新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作为有待加强 |
| 4.3.4 中国的智库和复合型人才建设不足 |
| 第5章 中国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指数的测算 |
| 5.1 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指数测算的方法 |
| 5.1.1 构建原则 |
| 5.1.2 指标体系设计 |
| 5.1.3 测算方法 |
| 5.2 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指数的测算与评估 |
| 5.2.1 硬实力 |
| 5.2.2 软实力 |
| 5.2.3 主要国家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指数测算 |
| 第6章 日本、美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6.1 日本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经验研究 |
| 6.1.1 日本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主要经验 |
| 6.1.2 日本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
| 6.2 美国主导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经验研究 |
| 6.2.1 美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主要经验 |
| 6.2.2 美国主导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第7章 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对策思考 |
| 7.1 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为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奠定更加强大111111111的物质基础 |
| 7.2 依托现有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平台提升话语权 |
| 7.3 创立新的平台以获取更多、更大的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 |
| 7.4 依托RCEP等区域经济组织提升话语权 |
| 7.5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更多的支持 |
| 7.6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引领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 |
| 7.7 科学地制定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策略 |
| 7.8 加强并提升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加入WTO的主要影响及有关科技的主要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D]. 胡枚玲.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4]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5]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D]. 曲彤.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6)
- [6]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7]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D]. 郑红玲. 辽宁大学, 2019(07)
- [8]权力转移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陈磊. 苏州大学, 2019(06)
- [9]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 黄金宇. 辽宁大学, 2018(05)
- [10]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话语权的影响因素研究[D]. 邓平平. 辽宁大学,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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