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论文文献综述）
薛晓涵[1]（2021）在《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文中认为在明清之际中欧文化交流这一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前辈学人们已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一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欧文化最初接触并频繁互动的地域,城市则是明清中国对外交往的出发点。研究明清之际发生在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实则是研究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交流的一个断面。本论文尝试将相关问题置于中欧文化交流的全局层面加以思考,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主线,对明清之际发生在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作一专题探讨。论文在大体上还暗含着一条逻辑线索: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不断获得提升。在研究方法上,对学术研究的多种理论、视角有所涉及,注重进行比较与互动的分析,并多借鉴历史学的考辨方法。在文献方面,大量应用中外文文献,特别是将若干葡文稀见文献作为史料突破的方式。本论文包括以下章节: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第1章讨论文化交流的缘起。首先考察欧洲人对于南京与杭州的城市书写,涉及若干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经典文本,几位作者有相类似的视角,但身份、经历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关注重点有所差异。而后对于耶稣会选择南京与杭州作为驻地进行一番考论,可发现士人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因而可以说,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间的互动,是文化交流生根发芽之时最初的支点。第2章讨论文化交流的空间。对于南京与杭州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的沿革,以及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分别进行一番考论。相关建筑与地点是中欧文化的相遇空间以及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空间。在本章节末,应用“接触地带”与空间理论进行相关论述。第3章讨论文化交流的媒介,即西学书籍。首先对书籍交流背后的两种学术传统加以讨论,其一是耶稣会的学术体系与“科英布拉评注”,其二是南京、杭州的耶稣会驻地藏书传统。西学书籍特别是西学汉籍作为中欧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加强互动的上佳选择。以相关学术传统为基础,在中国士人与耶稣会士两方合作之下,南京与杭州出现了活跃的西学译介、西学刊刻活动。中欧双方基于知识阶层的平等立场,借由书籍展开了有益的对话。第4章讨论文化交流的内容,即耶稣会士对南京与杭州的历史书写,其中留存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所涉及的相关文本,是对相关历史现场的记录与研究,可归于汉学研究历史学路径的脉络中。所选取的与西士、西教、西学相关联的三方面典型案例,展现出明清之际南京、杭州地方社会典型生活场景中的士人生活与士人精神。结论部分对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的意义予以总结。通过回顾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历程,可发现决定文化交流走向的,不是耶稣会士一方的作用,而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间的深度互动,这在文化交流的几个位面上表现明显。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互动而展开的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是异质文化间以相对平等的心态对话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良典范,是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论文后附六种附录。附录1至附录3对本论文主要参考的原始文献、所涉及问题的历史背景以及活跃于南京、杭州的耶稣会士的基本情况作出了说明,附录4至附录6是对几种相关材料具体处理的成果。
付瑞怡[2]（2021）在《明清传教士的汉字研习方式及其对现代对外汉字教学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在研习汉字的过程中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一方面,他们从中国本土视角出发,结合六书与中国传统习字法,对汉字进行初步感知与识记,尝试总结汉字的识记规律;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母语的语言、文化特点,对汉字的音、形、义进行“异域改造”,通过“内化”汉字特征,提高汉字的识记效率。论文首先根据不同的研习背景与研习水平,将传教士的汉字研习分为16-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三个阶段,通过对三个时期七位传教士汉字研习方式的研究,总结出了传教士的汉字研习方法,包括图片法、立象-定位法、索隐法、汉字构形法（笔画-部件构字法、字根部首识字法）,从整体表象到部件切分,传教士逐渐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最简单、最直接的形、义单位。其次,论文将“笔画-部件构字法”“索隐法”在教学中进行了应用,并在课堂观察与学生访谈的基础上,对教学效果进行了分析。最后,结合明清传教士的汉字研习特点及教学实践分析,从“教”与“学”两个方面为对外汉字教学提出一些建议与思考。
沈思芹[3]（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提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李丹[4]（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黄秋硕[5]（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指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莫为[6]（2019）在《“自我启蒙”与徐家汇宗教文化艺术事业》文中指出今处上海西南地区的“徐家汇”,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巨大而无法忽视的文化存在。徐家汇既是近代上海城市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目击者,同时又是这段历史与文化的共同书写者。徐家汇的地名与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徒、科学家、东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徐光启永远联系在一起。不必讳言,历史上的徐家汇是天主教新耶稣会的堂区和教务中心。无论是明末清初来华的第一代耶稣会,还是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第二代耶稣会（也即“新耶稣会”,大部分活动在徐家汇）,其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传教,希望通过传播上帝的“福音”,使更多的中国本土人士建立起“信仰”。然而,任何一种文化活动都具有复杂性和多面向性。耶稣会自创立以来就是一支具有强烈革新意识的传教修会,并且善于在历史的进程中（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把握机遇,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耶稣会注重科学文化、注重人文教育的传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耶稣会在历史大潮中所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改良,可以称为“自我启蒙”。对于以利玛窦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来华耶稣会的研究成果,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十分丰富,但是对于活跃在上海徐家汇的第二代新耶稣会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比较零散的资料整合方面,且并未上升到将其精神渊源层面和事业活动层面联系起来研究的高度。本文试图主要从“纵”的（耶稣会精神渊源的历史走向,以对其“自我启蒙”的分析为核心）与“横”的（新耶稣会在徐家汇传教同时展开的启蒙性文化艺术事业）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在具体论述时,则时时注意历史回顾、融合与比较,以此见出传统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新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传教活动与文化艺术事业看似是一对矛盾,但在历史上和实践中,此二者往往凝聚为一个整体。着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曾倡导从“比较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艺现象。认为,在方法论上要注重“三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相结合。在充分认识到这是一种基于世界性宗教传统的“传教”活动的同时,本研究尽可能客观公允地揭示出这些文化艺术活动的多重属性。俄国美学家卡冈指出:“宗教把一切宗教艺术变成复功用艺术。”本文充分注意到这种“复功用艺术”的复杂性和现实性,将宗教艺术的审美（精神）功用和功利（物质）功用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从而解读新耶稣会在徐家汇的文化艺术事业对上海的海派精神、现代性起源及其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这项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新耶稣会在徐家汇的文化艺术事业,而且有专门的篇章论述了历史上徐家汇地区的宗教艺术形态及其意义。然而,由于徐家汇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局限性,研究难以做到完全从艺术的角度展开,这是需要说明的。本论文由八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研究对象,对主要概念术语进行了界定,对前人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就论文框架方法与创新意识做出说明。“第一章”就耶稣会的“自我启蒙”、历史发展与中国的联系等,作出说明和论述,这是全文的前提。“第二章”首先分析与描绘了新耶稣会徐家汇堂区特定的历史空间形态,在说明其“性别”特征的同时,阐释了这种空间区划的人文意义。“第三章”具体论述了新耶稣会在传教活动的同时,在启蒙观念的影响下,是如何通过《江南科学计划》来实施科学和自然的启蒙,并对上海地区现代性发生影响的。“第四章”围绕耶稣会重要的女性和慈善事业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细致分辨和揭示其中的人文因素。“第五章”从徐家汇堂区耶稣会建筑艺术的开放气象这个较新的角度,分析其艺术价值,以及其中隐含的启蒙性和人文因素。“第六章”以徐家汇“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为对象,揭示、分析、阐发其对海派艺术形成、职业教育与现代性萌芽的重大影响。“结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别有新意地提出了建立“徐家汇学”的大胆构想。文艺学是一个视界开阔的专业,天然具有跨学科、开放性的特点。作为“比较文学与文化”方向的论文,本研究的多维度性和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将耶稣会与启蒙运动及修会“自我启蒙”特性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对徐家汇宗教文化艺术事业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于这种研究自身充满的问题意识,本文尝试努力做出探索和回答。
匡洁[7]（2019）在《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1949年以来的游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游记是旅行者对亲身旅行经历的描写与记录,涉及旅行者的空间位移与文化位移,是建构他者形象的重要载体。作为面向大众的读物,游记可以反映普通民众的文化潜意识。因此,游记视角下德国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揭示德国普通大众对中国的期待与诉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里,旅华游记构成了德国人对华认知的主要渠道之一。首先来华的旅行者主要是受中国政府官方邀请的德国人。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大众旅行掀起了普通德国人的旅华热潮,此间出版的旅华游记是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一个繁荣时期。因此,本文选取1949年以来不同阶段来华德国人的旅华游记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与方法,旨在从来华德国人零散的中国话语中总结出典型的中国形象类型,并挖掘其形成、演变的原因。第一章梳理与归纳1949年以来的德国人旅华游记。本文将“德国人旅华游记”界定为“德国旅行者对亲身旅华经历的记录,涵盖旅行描写、旅行报道、旅行日记、旅行考察报告等多种本文类型”,并收集了80本1949年以来的德国人旅华游记。随着1949年以来中德关系的发展变化,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德国人旅华阶段:1、1949年至中西德建交前,2、中西德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初,3、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德国人旅华游记的创作主体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第一阶段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官方旅行者为主,第二阶段以联邦德国的官方旅行者为主,第三阶段以旅游或一般工作等原因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为主。从作者性别上看,大多数为男性,仅有少量女性。第二章涉及新中国成立后来华德国人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背景。通过梳理与综述中世纪至地理大发现时期、启蒙运动早期、启蒙运动中后期至一战、一战后至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形象,可以发现,从中世纪至1949年,德国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中国形象始终作为他者参与德国的发展,是德国文化的自我投射。第三章以1949年至中西德建交前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来华的民主德国旅行者与一些联邦德国旅行者构成“颂华派”,积极赞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人的勤奋与道德、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化,而另一些联邦德国旅行者则作为“贬华派”批判北京的单调统一、上海的衰落、中国人着装与思想的统一化以及工农业建设的落后等。这些旅行者在中国都仅停留数周,因此,他们未能通过中国旅行检验和反思自己所持有的固有观点,反而是强化了原有认知。第四章以中西德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依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常用双重眼光观察与评价中国并试图反思自我的认知能力,建构了多元、矛盾和混杂的中国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分析中国的“现代化”与“自力更生”政策,观察中国人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试图证明变革中的中国不是联邦德国的威胁,而是联邦德国的合作伙伴。第五章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因旅游或一般工作等原因等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基本不再以考察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为重心,对中国的民主与人权、经济发展与教育现状仅有少量描写。他们大多渴望远离都市化的北京与上海,向往遥远的中国小城,期待在与中国的相遇中重新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他们想要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的文化习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是汉学家也不是中国文化研究者,只是短期来华旅行的游客,因而他们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描写大多基于有限的个体化体验,常常未能进行深度的文化阐释。国家关系、旅行者的身份与兴趣、旅华时间的长短、德国大众的期待视野等诸多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1949年以来不同时期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感知、体验和理解。他们观察与描写中国的目的仍在于德国自身,期待从中国找到可以佐证或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社会期待与个人愿望的事物。纵向来看,他们从用中国的发展状况证明本国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转向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自身的猎奇心理,用遥远的中国满足自我逃离现实、重新认识自我的需要,西方现代性的自我确认则始终影响不同时期来华德国人对中国是否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评价。上述研究既可以挖掘、理清1949年以来德国人旅华游记的书目、作者及其旅华时间,开辟新的一手资料,又可以通过亲历者的中国观察、描写与评价,考察1949年以来不同阶段德国人关注中国的视角及其背后隐藏的期待与诉求,对推动中德跨文化交流与理解具有现实意义。
侯乐（Bellone Emanuel Hou Le）[8]（2019）在《明末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的中文学习与教学方法探究与反思》文中提出本文主要研究和探讨了明末时期意大利传教士来中国学习汉语的方法与其影响。耶稣会士们刚到中国时,最先使用的学习模式是先文后语。这样的手段像极了儿童启蒙时期学习语言的方法——先熟练掌握字母或者单个汉字的使用方法,再学语言。先从汉字教学上手,是西方人传统语言学习经验带来的必然结果,先进行分化的基础教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此后,经历过无数的学习研究,再结合教学与实践带来的宝贵经验,耶稣会士们逐渐摸索出语文并重的学习与教学方式,将日常的口语实践融入到教学之中去,这样崭新的学习方法收获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对欧洲汉语学习与教学的数百年历程产生重要影响。教学内容包括以下方法:第一,聘请名师,互帮互教。学习语言最有效率的方法莫过于面对面的教学,因此聘请中国老师参与教学,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第二,编写语音教材,使用字母为汉字注音。葡汉词典这部巨着是最早以字母拼读汉字的教材,词典采用罗马字母,为所收录的汉字旁边注上声母和韵母,并给标上了五声符号,这样一来,外籍学生仅需跟着罗马拼音就能朗读出其所对应的汉语读音,第三,通过结合西方的迷宫式记忆法,分析并记忆汉字的结构。利玛窦的心血之作《西国记法》,便是用来分析、研究汉字的构造以便于学生理解的汉字教材。第四,不断练习口语与写作。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们在开展教学工作时会重视学生们说话与写作技能的同步培养,比如利玛窦教授汉语时,常常与学生们一同吃住在教堂理,而学生们也逐渐养成了这样的学习习惯,甚至当他们回到欧洲时,依然会用同样的教学方式推广汉语。学习写作是传教的需要,耶稣会士们作为外籍学生,清楚地明白,自身的口语也无法赶超中国人,故而有些会士在学习与教授汉语的过程中,会将重心放在与传教工作更为密切相关的写作能力培养之上。但对于外籍教师来说,先文后语的学习与教学方法,不利于口语的提高,而语文并重的学习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口语水平,也可以让口语水平与写作水平共同成长,不会出现学习能力不均衡的情况。所以,文化的推介工作也是教学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论文最后的部分也总结了耶稣会士在文化交流方面带来的影响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李强[9]（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蔡乾[10]（2017）在《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文献学的考证和分析、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依靠史料方面的深入发掘,并结合地理、贸易、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同时段欧洲大陆各国汉学成果进行补益和参照,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中探讨以往被学术界所低估的专业汉学阶段之前的英国汉学所取得的成果。更试图在钱锺书、范存忠、陈受颐等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补充、修正和推进,来探究英国汉学产生时期的历史语境。在具体人物的思想观念中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汉学文本或问题,从产生汉学着作的动态社会历史和知识文化背景中把握汉学家思想观念的转折和变化,尽力展示英国汉学学科体系奠基、并协助英国文化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从而把握本时段英国汉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并更客观和充分地认识其意义和价值。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总结学术成果、理清本文研究思路。第一章首先回顾和分析了“中国”（China）一词的确立过程,即“契丹和中国是否为同一个国家”这一英国汉学研究起点问题形成的历史语境、讨论与验证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为后文的研究勾勒了历史的背景。第二章的视线转向“中国风尚”时期英国人对瓷器、茶叶和园林艺术这些同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和实体的研究,探索它们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对英国社会习俗进步的促进。第三章对英国汉学中的汉语研究进行梳理,重点探讨“普遍语言”观念影响下的汉语研究与18世纪欧洲语言观转变后汉语落后观念的形成。第四章讨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并对译介水平与特点、文学评论“以中证西”的论证模式和比较视野的初步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五章中集中研究英国学者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宗教、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讨论。本文注重将“中国风尚”、“普遍语言”观念、“中国年代学争论”、“礼仪之争”、“英国自然神论”、“古今之争”、“爱尔兰启蒙运动”等思潮和事件结合进论述之中,以探索同英国汉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和历史动态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本时段的英国汉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走过了一条由名到实,从语言基础到文学、艺术审美批评,再到深涉文明核心的伦理道德、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讨论的道路。进而可以总结出本时段英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其研究既同欧洲大陆汉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立场诉求,并在强烈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促进了英国现代观念的形成。
二、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意义 |
| 研究方法 |
| 创新之处 |
|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1章 文化交流的缘起:为何是南京与杭州 |
| 1.1 欧洲人对南京与杭州的城市书写 |
| 1.1.1 耶稣会士来华前欧洲人对南京与杭州的书写 |
| 1.1.2 耶稣会士对南京与杭州的书写 |
| 1.1.3 欧洲人的书写焦点:尼霍夫的“南京瓷塔” |
| 1.2 耶稣会对南京与杭州的选择 |
| 1.2.1 耶稣会选择南京考论 |
| 1.2.2 耶稣会选择杭州考论 |
| 小结 |
| 第2章 文化交流的空间:南京与杭州的耶稣会驻地 |
| 2.1 南京与杭州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沿革考论 |
| 2.1.1 南京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沿革考论 |
| 2.1.2 杭州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沿革考论 |
| 2.2 南京与杭州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考论 |
| 2.2.1 南京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考论 |
| 2.2.2 杭州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考论 |
| 小结 |
| 第3章 文化交流的媒介:南京与杭州的西学书籍 |
| 3.1 书籍交流背后的学术传统 |
| 3.1.1 来华耶稣会士的学术生成与传播至中国的“科英布拉评注” |
| 3.1.2 南京与杭州的耶稣会驻地藏书 |
| 3.2 南京与杭州的中欧书籍交流 |
| 3.2.1 中国士人与耶稣会士合作下的西学译介活动 |
| 3.2.2 中国士人与耶稣会士合作下的西学刊刻活动 |
| 小结 |
| 第4章 文化交流的内容与时代精神:耶稣会士对南京与杭州的历史书写 |
| 4.1 耶稣会士历史书写中的晚明士人生活 |
| 4.1.1 南京的士林交游:以利玛窦在南京为例 |
| 4.1.2 江南居乡士大夫对地方行政的干预:以李之藻退居杭州为例 |
| 4.2 耶稣会士历史书写中的明清鼎革与士人精神 |
| 4.2.1 明清鼎革中的耶稣会士与文本交织的可能 |
| 4.2.2 耶稣会士对鼎革之际南京与杭州历史现场的书写 |
| 4.2.3 鼎革之际文本的交织与情感的互动 |
| 小结 |
| 结论 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的意义 |
| 附录1 主要参考的原始文献述评 |
| 附录2 作为本论文历史背景的南京与杭州中欧文化交流大事纪 |
| 附录3 活跃于南京与杭州的耶稣会士的基本信息 |
| 附录4 《泰西殷觉斯先生行略》全文(BNF Chinois 1096) |
| 附录5 何大化《远方亚洲》中涉及南京与杭州的章节标题一览 |
| 附录6 1645年至1649年耶稣会中国年信选译 |
| 参考文献 |
（2）明清传教士的汉字研习方式及其对现代对外汉字教学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明清传教士汉字研习方式综述 |
| 1.3.2 现代对外汉字教学方法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明清传教士汉字研习方式 |
| 2.1 传教士汉字研习背景 |
| 2.2 传教士汉字研习方法 |
| 2.2.1 十六到十七世纪汉字研习 |
| 2.2.2 十八世纪汉字研习 |
| 2.2.3 十九世纪汉字研习 |
| 2.3 明清传教士汉字研习特点 |
| 2.3.1 强烈的汉字研习动机 |
| 2.3.2 西方本土视角解析汉字结构 |
| 2.3.3 注重汉字本体研究与规律总结 |
| 2.3.4 注重创造多样化的研习条件 |
| 第3章 明清传教士汉字研习方法的教学应用研究 |
| 3.1 东华大学汉字教学情况分析 |
| 3.2 传教士汉字研习方法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
| 3.2.1 笔画、部件构字法 |
| 3.2.2 图画-索隐法 |
| 3.3 教学效果分析 |
| 第4章 明清传教士的汉字研习方式对现代对外汉字教学的启示 |
| 4.1 教学者 |
| 4.1.1 注重汉字构形 |
| 4.1.2 增强汉字输出力度 |
| 4.1.3 加强汉字书写引导与监控 |
| 4.2 学习者 |
| 4.2.1 强化汉字学习自我效能感 |
| 4.2.2 建立多元汉字学习社团 |
| 4.3 问题与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 一、易学中的“数” |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 一、易学中的“象” |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 二、“太极”非“天主” |
| 三、“太极”即“天主” |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 二、“圣人”为耶稣 |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6）“自我启蒙”与徐家汇宗教文化艺术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自我启蒙”与文化“桥梁” |
| 第一节 耶稣会与宗教改革的关系 |
| 第二节 耶稣会与西方文化运动 |
| 第三节 将中国文化带入启蒙运动 |
| 第二章 独特的历史文化空间 |
| 第一节 反思与进入 |
| 第二节 肇嘉浜划分出的性别空间 |
| 第三节 上海的“拉丁区” |
| 第三章 科学文化观念与自然启蒙 |
| 第一节 “双重真理论” |
| 第二节 新耶稣会的“江南科学计划” |
| 第三节 徐家汇天文台与气象科学 |
| 第四节 徐家汇博物馆与自然历史 |
| 第五节 中国文化与新汉学启蒙 |
| 第四章 女性与慈善事业中的人文性 |
| 第一节 “隐性”的人文主义 |
| 第二节 全人与实用：神学教育的人文内涵 |
| 第三节 慈爱与独立：妇幼教育与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拯救与和平:善牧院的作用 |
| 第五章 建筑艺术的开放气象 |
| 第一节 庄严的耸立：徐家汇宗教建筑群 |
| 第二节 观看与审美：哥特式大教堂 |
| 第三节 璧合的艺术：徐家汇建筑的美学 |
| 第六章 土山湾的艺术生产 |
| 第一节 工艺美术的善功 |
| 第二节 “圣路加”的美术启蒙事业 |
| 第三节 艺术生产的理想范式 |
| 结语 |
| 徐家汇宗教文化艺术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成果 |
（7）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1949年以来的游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1.话题缘起与学术意义 |
| 2.研究现状综述 |
| 3.研究对象 |
| 4.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5.研究目标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1949年以来德国人旅华游记概述 |
| 1.1 德国人旅华游记及其文本类型的界定 |
| 1.2 1949年以来德国人旅华游记及其作者群的统计与分类 |
| 1.3 1949年以来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维度 |
| 第二章 中世纪至1949年德国106的中国形象 |
| 2.1 中世纪至地理大发现时期：从“赛里斯”到“契丹” |
| 2.2 启蒙运动早期：“孔教乌托邦”与“中国热” |
| 2.3 启蒙运动中后期至一战：“停滞”与“黄祸” |
| 2.4 一战后至1949年：“儒释道”与中国革命 |
| 第三章 1949年至中西德建交前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
| 3.1 来华德国人及其旅华游记 |
| 3.2 中国形象 |
| 3.2.1 中国的城市 |
| 3.2.1.1 作为共产主义天堂的北京与红色北京 |
| 3.2.1.2 人民的上海与衰落的上海 |
| 3.2.2 “正直、聪明和获得尊严的中国人”与“蓝蚂蚁” |
| 3.2.3 经济：进步与落后 |
| 3.2.4 教育：丰富多彩与贫乏落后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德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
| 4.1 来华德国人及其旅华游记 |
| 4.2 中国形象 |
| 4.2.1 中国的城市 |
| 4.2.1.1 变化中的红色北京 |
| 4.2.1.2 心灵驶向反方向的上海 |
| 4.2.2 “非蓝蚂蚁”与“中国新人” |
| 4.2.3 政治：“接班人”与“中国牌” |
| 4.2.4 经济：“自力更生”与“现代化” |
| 4.2.5 教育：从政治化到“贝多芬”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
| 5.1 来华德国人及其旅华游记 |
| 5.2 中国形象 |
| 5.2.1 中国的城市 |
| 5.2.1.1 反差之城：北京 |
| 5.2.1.2 超级大都市上海 |
| 5.2.1.3 “浪漫的”小城 |
| 5.2.2 中国人的西方化与国民性 |
| 5.2.3 政治、经济与教育：从“三峡大坝”到“教育比赛” |
| 5.2.4 习俗：从饮食习俗到宗教信仰 |
| 5.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949年以来德国人旅华游记书目 |
（8）明末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的中文学习与教学方法探究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理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理由 |
| 0.1.2 选题来源和研究思路 |
| 0.1.3 研究意义 |
| 0.2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汉语习得与教学的国内外研究情况 |
| 0.2.1 相关课题国内研究现状 |
| 0.2.2 相关课题国外研究现状 |
| 0.3 趋势及应用情况 |
| 第一章: 意大利籍耶稣会上的中国语言文化探索之路 |
| 1.1 耶稣会士——明清时期特殊的东学曲传使者 |
| 1.2 先文后语:罗明坚的汉语学习方法与弊端 |
| 1.2.1 罗明坚的汉语学习方法 |
| 1.2.2 口语能力缺失——先文后语学习方法的弊端 |
| 1.3 语文并重:利玛窦的汉语学习方法与启示 |
| 1.3.1 利玛窦学习汉语的过程与方法 |
| 1.3.2 利玛窦的汉语学习经验带来的启示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的汉语教学方法 |
| 2.1 先驱者范礼安与耶稣会士的汉语教学指导思想 |
| 2.1.1 文化适应政策 |
| 2.1.2 重视教育影响 |
| 2.1.3 名师的领路人 |
| 2.2 罗明坚与耶稣会士的汉语语言文化基础教材 |
| 2.2.1 编写葡汉辞典 |
| 2.2.2 首译儒家经典 |
| 2.2.3 罗明坚汉学研究教材的影响与意义 |
| 2.3 利玛窦的汉语语音与文字教学 |
| 2.3.1 《西字奇迹》——发音规律总结 |
| 2.3.2 《西国记法》——文字记忆方法 |
| 2.3.3 利式汉语教与学的成果与启示 |
| 2.4 耶稣会士的教学方法对当代意大利汉语教学的影响 |
| 第三章 批判与思考——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的学习动机与带来的文化影响反思 |
| 3.1 传教——毁誉参半的学习动机 |
| 3.2 文化推广工作的最大障碍——17-18世纪中欧文化中心主义 |
| 3.3 由“实”到“虚”——对外汉语的教学宗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 期刊论文 |
| (二) 外文文献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专着 |
（9）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10）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一、题目解析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从契丹到中国——英国汉学的缘起 |
| 第一节 “契丹传说”的产生与发展 |
| 一、“契丹传说”的产生和柏朗嘉宾的证实 |
| 二、鲁布鲁克和罗杰·培根的契丹认识 |
| 第二节 “契丹传说”的兴盛和英国的接受 |
| 一、《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契丹传说”和在英国的接受 |
| 二、《曼德维尔游记》何以比《马可·波罗游记》更为畅销? |
| 三、《曼德维尔游记》中的“契丹传说” |
| 第三节 从英国到契丹(中国)的征程 |
| 一、英国人对“东北航道”的探索 |
| 二、英国人对“西北航道”的探索 |
| 三、英国人通过东方航路来到中国 |
| 第四节 英国学者对“契丹/中国”问题的讨论 |
| 一、英国的契丹与中国知识来源 |
| 二、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及其他着作的影响 |
| 三、塞缪尔·帕切斯的“契丹/中国”问题讨论 |
| 四、“契丹/中国”问题的解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17、18世纪的英国汉学与“中国风尚” |
| 第一节 瓷器 |
| 一、英国的瓷器消费:从收藏到日用 |
| 二、“ware”、“porcelain”和“china”的词义考察 |
| 三、热潮和反思: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描写 |
| 第二节 茶叶 |
| 一、中茶西传英国小史 |
| 二、英语中的茶:从“chaa”到“tea”的演变研究 |
| 三、从宫廷赞誉到民间争论:17、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茶叶 |
| 第三节 园林艺术 |
| 一、17世纪中国园林艺术在英国的传播 |
| 二、英国自然风景园林的形成与中国园林风格的影响 |
| 三、威廉·钱伯斯与中国园林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7、18世纪英国汉学中的中国语言研究 |
| 第一节 17世纪的英国汉语研究 |
| 一、17世纪前欧洲学者对中国语言的初步印象 |
| 二、普遍语言:白来德、培根、威尔金斯、韦伯等英国学者对汉语的研究 |
| 三、托兰德和莱布尼茨关于汉语学习难易问题的通信 |
| 第二节 18世纪语言观念的转变和英国的汉语认知 |
| 一、18世纪欧洲(英国)学者语言起源问题的探讨和汉语落后观念的形成 |
| 二、詹姆斯·伯尼特的汉语研究 |
| 三、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汉语报告:先在观念和实地印象的嬗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7、18世纪英国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翻译和影响 |
| 一、初步的接触:转译而来的中国文学 |
| 二、《好逑传》的英译与中国文化认识 |
| 三、威廉·琼斯的中国经典翻译 |
| 第二节 初步的比较视野:中国文学的评论 |
| 一、理查德·赫德《贺拉斯致奥古斯都诗简评注》中的戏剧批评 |
| 二、约翰·布朗对中国诗歌和音乐的讨论 |
| 三、威廉·琼斯《论中国的第二部经典》中的文学评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7、18世纪英国汉学中的中国宗教和社会研究 |
| 第一节 “中英初识时期”的中国宗教和社会认识 |
| 一、哈克路特编着中的中国宗教和社会认识 |
| 二、帕切斯的中国宗教和社会制度描述 |
| 三、其他英译文献中的相关介绍 |
| 第二节 “礼仪之争”的英国回响 |
| 一、“礼仪之争”之简述 |
| 二、“礼仪之争”文献的英译和出版 |
| 三、“礼仪之争”影响下的英国的中国宗教研究 |
| 第三节 英国自然神论者的中国奥援 |
| 一、自然神论的中国“起点” |
| 二、从赫伯特到伯朗特:英国自然神论者中国论述的转变 |
| 三、从托兰德到拉姆齐:英国自然神论者与护教者的中国论辩 |
| 四、博林布鲁克子爵:英国自然神论者中国论述的余晖 |
| 第四节 英国学者的中国社会认识和研究 |
| 一、从伯顿到坦普尔:17世纪英国仰慕中国社会的开始 |
| 二、航海游记文学热潮和18世纪英国中国社会认识的转变 |
| 三、从报端到案头:18世纪英人对中国社会的臧否和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一、19世纪前之英国汉学要事系年 |
| 附录二、中西译名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D]. 薛晓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2]明清传教士的汉字研习方式及其对现代对外汉字教学的启示[D]. 付瑞怡. 浙江科技学院, 2021(04)
- [3]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自我启蒙”与徐家汇宗教文化艺术事业[D]. 莫为.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7]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1949年以来的游记为例[D]. 匡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明末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的中文学习与教学方法探究与反思[D]. 侯乐（Bellone Emanuel Hou Le）.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9]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10]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D]. 蔡乾.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