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正与效率: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论文文献综述）
黄潇宇[1]（2020）在《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检视 ——法政策学视角下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案例指导制度立足于我国现实的需求,在执政党的政策推动下形成和发展。案例指导制度既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治理手段,而且还承担着最高人民法院部分政策创制的功能,因此,该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与政策存在着诸多关联性。但从目前该制度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方式来看,其“统一法律适用、实现司法公正”的政策目标尚未得到充分实现。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其运行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运行主体存在外部依赖性、案例筛选程序中公众参与度不足以及案例适用时的效力模糊等。本文试图以法政策学为视角,具体分析该制度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方式,指出其缺陷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完善的路径。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现实基础和动因。第一节首先介绍作为分析视角的法政策学,首先论述法政策学的研究内容,并阐述用法政策学分析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第二节论述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现实基础,具体包括: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具有的政策创制功能,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需要,以及发挥政策指导作用和弥补制定法的局限性等原因。第三节介绍案例指导制度建立的政策背景,指出该制度既是司法改革的制度性探索举措,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治理手段。第二章具体论述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方式。第一节首先论述效率性标准和正义性标准是评价法律制度运行的两个一般性标准。第二节首先介绍案例指导制度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是唯一的权威发布主体,凭借其政治地位和专业权威性来保障制度的权威性。随后阐释案例指导办公室在制度运行中所起到的遴选、审查等辅助作用。第三节以遴选和编写机制为重点论述案例指导制度的客体和运行机制。第四节论述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方式,指导作用和政策引导作用是指导性案例的两种主要作用方式。第三章主要论述制度运行实际成效和不足。第一节从制度的主体参与出发,具体论述制度运行主体的依赖性问题以及非法官主体无法成为指导性案例的司法运用主体问题。第二节具体论述制度运行机制中公众参与的问题,指出遴选和编辑机制中公众参与度不足的问题。第三节具体阐述制度中“应该参照”效力存在着模糊性,分别从法源角度、立法技术角度、文义角度、效力实现方式角度来进行论证。第四节具体分析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效用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表现,包括立法层面、司法层面和功能目标层面等方面的不足。第四章在前述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制度的完善路径。第一节针对指导性案例实际适用不强的现状,提出明确“应当参照”效力,解决其指导效力模糊的问题,并通过专家知识的引入来增强其说理性,从而达到增强其实效性的目的。第二节提出通过完善裁判要旨的指导功能和完善退出机制两方面,对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完善。第三节着眼于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环节以及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治理手段,在这两个政策基础上提出其完善路径,即需要坚持司法为民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善立法弥补制度运行的不足和效力的缺失情况。第四节将围绕如何正确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政策引导功能,提出司法政策应当符合立法政策,政策引导应当协调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奉鑫庭[2]（2020）在《民事调解自治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事调解领域,调解自治无疑堪称最为重要,同时也最具有研究意义的课题。其重要性和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众所周知,作为一种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存在“双重软化”现象的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调解唯有遵循调解自治,才具有正当性。在此意义上,没有调解自治,也就无所谓调解。第二,当前学理上虽然对调解自治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但围绕调解自治所进行的系统探讨尚不多见,调解自治的理论面相及其具体内容仍然模糊不清。所谓的共识,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共识,亟需对之进行法学和哲学层面的反思。第三,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这一改革过程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惑,其中又以如何建构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调解体系最为典型。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首先对民事调解自治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本文由导言（第一章）、本论（第二章至第六章）和结语（第七章）构成。导言部分主要提出问题,梳理研究现状并指出其不足,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本论部分由五章构成。第二章是民事调解自治概论,第三章是民事调解基本原则的建构与完善,第四章是民事调解启动机制,第五章是民事调解前置程序,第六章是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保障机制。结语部分则总结了本文的核心观点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章为民事调解、民事调解自治及其精细化。该章依次分析了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调解、民事调解自治及其精细化。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争议和冲突。民事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合理应对民事纠纷的方法,在于建构和完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公正、高效地化解纠纷。为因应现代社会纠纷形式日渐多元的趋势,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也应当多元化,民事调解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民事调解以遵循调解自治为其正当化前提,调解自治是民事调解的首要特征。对于调解自治的重要性,学理上虽然已经达成了共识,但这一共识仅能被称为一种简单的共识,调解自治的面相及其具体内容仍然模糊不清。学理上有观点认为,调解自治是私法自治在调解中的具体体现。然而,以公私法的划分标准为前提,结合当前学界对调解学科的课程讲授和学理研究情况以及私法自治的具体内容,便不难发现调解自治与私法自治之间虽然存在共性,但也存在差异。所谓调解自治是私法自治在调解中的具体体现的观点并不妥当,应当摆脱私法的影响,将调解自治理解为当事人实质性参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机会。学理上对调解自治研究不足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调解自治精细化的关注不够。正如民法虽以私法自治为基础,但也承认一定限度内的私法社会化与私法公法化,民事诉讼法虽以辩论主义为基础,但也大量存在关于修正的辩论主义的探讨一样,民事调解虽以调解自治为基础,但调解自治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其也在一定条件下受有限制。限制调解自治的形式,可以分为界限意义上的限制和范围意义上的限制。界限用以区分强制调解与自愿调解,是对性质明显不同的调解所进行的一种简单的、初步的区分。范围用以区分不同形式的自愿调解或不同形式的强制调解,是对性质相近的调解所进行的一种复杂的、进一步的区分。第三章自治理念下民事调解基本原则的建构与完善。该章首先以当前学理通说和立法机关工作人员所撰写的释义书为基础,对实证法上的民事调解基本原则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并以此为前提,一方面,就现阶段有关实证法上民事调解基本原则的理论争议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提出了笔者的一愚之见,另一方面,对实证法上并未规定但却有必要加以完善的民事调解基本原则进行了分析。具体而言:要求自愿调解的意思表示仅能以明示的方式做出并不妥当,应当允许当事人以默示的形式表明自己自愿调解的意思表示。调解程序启动以及进行的自愿与调解协议达成的自愿虽然是自愿原则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不能以学理通说“作茧自缚”,认为调解自愿原则仅仅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例如,调解员选择的自愿,也应当是自愿原则的重要内容。为避免误会,并尽可能忠实于法条原文,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应当被称为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在立法论上,有必要继续坚持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在解释论上,则应当妥当阐明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的应有之义。“事实清楚”的“事实”,不限于主要事实,而应当包含有利于促使调解协议达成的一切事实。“事实清楚”的“清楚”,通常应当采取合意标准,仅在有关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以及法律关系的性质等事实上,采取高度盖然性的法定标准。人民调解也有遵循解释论意义上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的必要性。在“调审合一”的模式下,虽然可以借助于庭审程序查明事实,但这并非正道,且一旦实行“调审分离”,这一方法将难以为继。调解中查明事实的方法,应当始终以劝和为目的,而不应加重对抗,因此,调解中实现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的方法应当契合于调解的本质。就合法原则而言,无论是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还是调解程序的合法性,均应当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意义上来理解,立法上的表述应当加以修正。为更好地贯彻调解自治,应当增加诚实信用原则和灵活性原则,并将实质上已经确立的保密原则条文化。第四章自治理念下的民事调解启动机制。该章首先对民事调解启动机制的意义与类型进行了介绍,并主要围绕民事调解主动调解机制进行了专门分析。民事调解的启动可以分为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后自发申请调解与调解组织主动进行调解。前者完全遵循了调解自治,无需多论,后者虽然是当前立法与实践中的常见情形,但却面临着学理上的质疑。主动调解是在自由价值与效率价值、申请调解的权利与诉请判决的权利、自由放任主义与法律家长主义之间进行衡平的结果,主动调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当事人的自由,但并不构成对当事人的强制。主动调解以纠纷具有调解可能性为前提,调解可能性应当在程序启动的意义上理解,而非从调解协议达成的意义上理解。从程序启动的意义上来理解调解自治时,仅在当事人既未表示同意,也未表示反对时,才具有调解可能性,其理由在于,在当事人均表示同意或均表示反对时,调解程序的启动或不能启动并不具有可能性,而是具有确定性。主动调解毕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因此,还应当以当事人拒绝权、主动调解的时间、次数、程序阶段作为其正当性保障。第五章自治理念下的民事调解前置程序。该章依次分析了法定调解前置、裁定调解前置与意定调解前置。法定调解前置有两种类型,法定诉前调解前置与法定诉中调解前置,我国当前实证法上仅有后一种类型。学理上,有观点认为《简易程序司法解释》中第十四条的规定仅仅是有关先行调解的倡导性规定,应当属于观点错误。之所以要进行法定调解前置,是因为其中蕴含着法律家长主义、不伤害原则以及维护双方当事人之友好关系的理念。法定调解前置属于在界限意义上对调解自治的程序维度进行的限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因此,应当遵循必要性和有效性原则。法定调解前置应当定位为司法性ADR,且应当在诉前进行,开展法定调解前置的主体无需一概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担任,开展法定调解前置的地点也无需一概在人民法院进行,哪些类型的案件适合法定调解前置,应当以调解试验项目证明有效为前提,纯理论的分析意见仅能作为参考。裁定调解前置应当定位为法定调解前置的补充,其目的仅在于调解那些确实适合强制调解,但却未能经由法定调解前置分流的“漏网之鱼”。在裁定调解前置中,还应当赋予当事人异议权。意定调解前置的法理基础在于程序选择权与诉权契约理论。意定调解前置的成立仅需双方当事人就调解前置达成合意即可,无需具体约定调解组织。意定调解前置的合意仅能通过合同行为达成,而不能通过决议行为达成。意定调解前置的合意的效力应当采取必须磋商说,仅需在遵循民事调解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实质性地进行磋商即可。第六章自治理念下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保障机制。该章分析了法院调解中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意义、“反悔权”在实践中的异化及其矫正方法、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的完善等问题。在法院调解中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目的在于贯彻调解自治,但调解实践中当事人无故行使“反悔权”导致该权利发生了异化。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试图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其规定本身是否妥当尚待商榷。即使承认该司法解释的妥当性,也难以彻底矫正“反悔权”异化的问题。为彻底、妥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学理上有观点认为应当取消“反悔权”,或至少在“调审分离”的模式下取消“反悔权”。上述观点不尽合理,一方面,“反悔权”的宗旨毕竟是为了贯彻调解中的最高价值,仅以该权利在实践中存在异化为由便径直取消,难言正当;另一方面,将是否取消“反悔权”完全取决于法院调解究竟采取“调审分离”抑或“调审合一”,也有待商榷。合理的路径,是以民事调解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将当前实证法上无理由的“反悔权”修改为附理由的“反悔权”。人民调解协议一概无效以及一概具有执行力的观点,均不妥当。人民调解协议虽具有合同性质,但其效力应当高于普通民事合同。例外情况下,可以赋予特定行业、特定组织主持下所达成的诉讼外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进行司法确认的,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具有正当性,符合调解自治的基本原理。此时,仅仅以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降低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利用率为由,主张应当允许由一方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观点不具有说服力。但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要求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一概需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则失之绝对。其理由在于,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时并未就如何申请司法确认一并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固然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而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时已经就如何申请司法确认一并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则应当遵循当事人的合意,如此方才契合调解自治的基本原理。因此之故,《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应当修改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以及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黄宣植[3]（2020）在《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司法制度改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成果检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司法体制历经多次改革,从“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中国”,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我国最近一次司法体制改革始于2012年,已逐渐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同时,与我国相邻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司法制度历经多次重大改革,其最近一次改革始于2001年,与我国此次司法体制改革在时间上有重叠部分。面对司法制度改革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在实践所呈现的面貌、依据的改革理论及所总结的经验等,都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借鉴性的经验。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基本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司法制度改革是在司法领域所进行的一项改革。“司法”概念具有复杂性,也是司法制度改革中最核心的概念范畴。一般认为,司法具有独立性、法定性、中立性等特征。从司法在西方语境下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对司法及司法权的理解,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着的,其概念内涵也因此不断扩大,并逐渐承载以“裁判”为内核的法理功能之外的其他社会功能,如促进经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同时,司法概念背后的指导理论也在发生着变化,司法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理论开始逐渐冲击传统宪政主义下的司法独立理论。此外,通过概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日文语境下“司法制度改革”与中文“司法体制改革”具有相同的内涵。回顾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历史,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本世纪初最新一次改革为止,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历经从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向现代司法制度改革的转变。1871年以江藤新平担任司法卿为标志,日本近代司法制度正式开始建立,这一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包括日本各级法院的设立、地方司法权统一收归于中央等。这些措施使得日本近代司法权在形式上逐步脱离行政权。日本第一次重大的司法制度改革以《明治宪法》颁布为标志,主要内容包括《法院构成法》颁布、刑事诉讼的重大改革等。日本通过这次改革,确立了完整的司法制度体系。二战期间,日本司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但战前司法制度建设与改革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改革经验,在后续时间中继续发挥着影响。日本第二次司法制度改革,由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开始。新《日本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司法权在实质意义上独立于行政权,并确立了现代日本司法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组织形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日本司法制度进入停滞期。由于民权运动和诉讼延迟现象等原因,日本司法界在部分领域进行了小范围的改革,但总体而言,这段期间内司法制度呈现一种更加精致化与行政化的趋向。日本第三次重大司法制度改革,始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此次改革主导者为日本政界力量,其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将日本从事前限制、调整型社会向事后监督、救济型社会转变。此次改革涉及领域广,在改革计划的规划上,以“市场化”、“高效率”、“私有化”为关键词,在多个领域设定改革目标。随着《日本司法制度改革意见书》颁布,日本迅速进行相关立法,推进改革进程。经过十几年实践检验,此次改革中部分目标得到实现,取得一定积极效果。但同时,在法科大学院制度、律师任官制度等领域,则完全没有达到改革目标,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改革的预期相比,面对司法行政化、诉讼延迟等长期困扰司法制度的问题时,此次改革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实践状况的背后,是不同理论对改革的指导。这些理论也是司法制度改革得以进行的基础。通过梳理改革历史,有四种理论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法治主义理论统领日本近现代一百五十多年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主线,是构成改革的最基础理论;人权保障理论指引着日本司法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人权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断更新着历次司法制度改革的主题;司法民主理论扩展了日本司法概念的内涵和功能,使日本司法制度开始呈现更多的民主化色彩;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日本最近一次司法制度改革,并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成为日本在政治、经济、司法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改革的最核心指导理论。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对改革的刻画,最终呈现出改革中的四组主要矛盾:司法精英主义与司法民主主义的矛盾;司法改革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矛盾;司法独立与行政权力的矛盾;传统纠纷解决文化与现代司法制度的矛盾。这四组矛盾既是日本历次司法制度改革中所首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构成了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原生驱动力。正是这些问题催生出了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推进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向前。最新一次改革中,改革者尝试通过在司法制度改革目标的设置、改革具体举措的规划及改革实践结果的反馈三个方面的工作,去解决长期存在于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历史中的四组矛盾。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经验,是以对改革的实然状态的客观描述为基础,结合对改革背后的理论思考,所总结的综合性经验。日本此次改革成功经验方面,包括较为完善的改革计划与高效率的立法保障、适合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弹性的改革机制与制度化的改革反馈评价体系等。这些成功经验,使得日本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改革,并在改革后不断地通过制度化的评价机制确保已取得的改革成果。但另一方,此次改革中同样留下了许多失败的教训,包括司法制度改革承载过多功能目标、对改革实践复杂性的预期不足及改革缺少足够的物质资金支持等。这些问题共同导致此次改革在一系列领域的失败。这些实践中所反映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为反思日本此次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首先,在改革中需要正视司法功能的局限性,明确改革的动因和目的,这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其次,需要改革各方形成理论共识,认清改革的对象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司法改革理论上的分歧最终会直接导致对改革对象的误判,实践中大部分改革目标的错误设置,其根源来源于对理论的分歧;再次,改革需要重视本国国情,设计符合本国实践的改革路线。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对域外司法制度加以本土化改造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最后,总结实践经验,分析问题并修正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司法制度的实践经验,是改革者反思其指导理论并对理论加以完善的重要依据,也为改革者思考如何重新选择与实践相匹配的司法理论提供了依据。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经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中,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理论指导,加强对我国司法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视。这是司法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根本要素。其次,必须处理好司法规律和我国国情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司法规律普遍性的前提下,谨慎的通过技术处理的方式根据我国国情,对域外经验进行合理的本土化改造。再次,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建立改革的试行机制,由点及面,由少到多的推进改革进程,切忌一刀切、运动式的改革方式。最后,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树立法治权威,坚守法治理念,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方兆文(Fong Shiu ManDavid)[4]（2020）在《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合作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仲裁是一种“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作者把“替代性争议解决”定义为“双方同意的争议解决替代法院诉讼机制,其本质上是私人的和非正式的。”而仲裁则应定义为“是且仅是当事人合意将争议提交给双方选择的,或为双方指定的非政府裁决机构,并由其遵循中立的,给予任一方陈述案情机会的审裁程序,做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的程序。”1仲裁有不同的类型,它可以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私人之间以及私人与私人之间进行。第一类属于国际公法范畴,例如1872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阿拉巴马号仲裁案（The Alabama Claims Arbitration）,不在本论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第二类仲裁可以在投资仲裁中涉及,本论文将在适当时简单的提及。本文的重点是私人之间的国际商事仲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中世纪以来,仲裁就一直被商人用以解决争端。由于《纽约公约》的成功,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跨境商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与诉讼相比,当事人有机会选择其仲裁员和仲裁程序、保密的范围以及相对于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具有更大的可执行性都是当事人选择国际仲裁的重要原因。加强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支持的倾向已经成为各国法院和立法机关的普遍性共识,他们都认为应当支持仲裁程序而不是予以干预。例如,《纽约公约》第三条规定了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协议和裁决的要求,以及《示范法》规定国内法院协助而不是干预其境内的仲裁。此外,事实证明,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用于私人之间以及私人与国家实体之间的争端。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任何规定仲裁的法规（如《仲裁法》、《示范法》等）中,都有专门关于司法机关与仲裁之间关系的章节。司法机关同时承担了对仲裁进行支持和司法监督的角色。在考察国内法院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关系前,有必要对国际仲裁理论进行梳理。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作者认同应采用多元论进行分析。从本质上讲,这一理论提出了仲裁地法院对仲裁具有主要管辖权,执行国的国内法院对仲裁具有次要管辖权,司法对仲裁的控制主要是为维护其基本公正。相对于其他两种不同的理论,作者认为这一理论最准确地描述了一个现实,即法律制度的多元性可以保证仲裁的效力。因此,作者将以多元论为基础,考察国内法院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关系。就仲裁的程序公正而言,国内法院应采取“最大支持、最小干预”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国内法院和国际商事仲裁不是竞争对手,也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促进其管辖地成为主要的国际/区域争端解决中心的合作伙伴。这一设想的最好例子是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前首席大法官黄锡义高级律师主张的“判决-裁决转换协议”,在该协议中,关于法院金钱判决执行的任何争议将提交仲裁,从而转换为仲裁裁决。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法域的国内法院和国际商事仲裁界内进一步携手合作,强强联合。各国法例,例如《仲裁法》、《1996年仲裁法》、《2005年仲裁法》、《仲裁条例》和《国际仲裁法》1均未对“仲裁”进行定义。在本文中,作者认为“仲裁是一种私下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在该方式中,争议各方书面同意将争议提交给一个或多个第三方中立机构,称为当事人选择的仲裁员,并由该仲裁员作出最终裁决。仲裁员的决定是最终裁决,对当事各方具有约束力,通常没有上诉权,并且该最终裁决可由国内法院执行。”另一方面,作者将“国内法院”定义为“由国家任命的法官工作人员创建的国家机关,它具有裁决其管辖下的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宪法作用和强制力”。理想的仲裁制度均应包括上面讨论的每一个方面,每种方法都有其内在优势,从宏观的角度为仲裁理论提供了不同的、独特的价值;在一个最优的仲裁制度中,区分它们的整体重要性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不同的用户可能对仲裁的优点有不同看法,其中一些优势在制定最佳仲裁策略时比其他优势更为重要。仲裁员的中立性和专业性在仲裁理论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它们各自推进公平政策,并有助于实现公正的结果。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被纳入仲裁规则和仲裁机构。尽管各方对此仍有分歧,但笔者认为当事人自治和保密性胜过其他方面,包括专业知识和终局性。笔者认为,这两个优点对仲裁至关重要,并能在涉及仲裁所依据的价值观的政策权衡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应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保密性置于最佳仲裁制度优势的最顶端。必须指出的是,国内法院和仲裁庭都是为解决当事方之间的纠纷而指定的社会机构,国内法院在一个社会中比仲裁处于更高的地位,这是由法律规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仲裁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如诉讼。正如本文导言所讨论,这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且不断发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5年6月21日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示范法》涵盖了仲裁程序的始末,为一个国家在其国内法适用提供了框架性范本。《示范法》的目标是促进“仲裁程序法的统一性和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实际需要”。如前所述,仲裁是一种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机制,这是没有异议的。替代是指替代法院诉讼。因此,在定义上仲裁可以被认定为削弱了国内法院系统的作用,因为国内法院系统具有公共性质。但是,尽管仲裁是一种私人的解决纠纷的途径,其不能完全脱离国家。例如,《1996年仲裁法》第1（b）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应自由商定如何解决其争议,仅受到必要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约束。”以上例子说明,的确存在为了公共利益而对仲裁这种私人争议解决机制的监督。不可避免地,仲裁与司法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此外人们自然会担心,仲裁是否会在司法监督的面纱下被司法化。在实践中,仲裁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因国家而异。《示范法》不是公约或是条约,相反,它是“‘国际最佳惯例’的汇编”,是为了协助各国仲裁程序法律改革,以适应国际商事仲裁的独特特点和需要。《示范法》涵盖了仲裁程序的所有阶段,从仲裁协议、仲裁庭的组成和管辖、法院干预程度到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它反映了在国际仲裁实践的关键层面,各个法域之间达成了普遍的共识。《示范法》于1985年首次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2006年修订。截至2019年1月9日,《示范法》已经在111个法域的80个国家中被。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都采用《示范法》为它们的仲裁法律,而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则没有采用《示范法》。所有《示范法》法域均已加入《纽约公约》。有学者认为,《示范法》是“仲裁友好型”法域的六个基本要素之一。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是围绕《纽约公约》和《示范法》两项文件发展起来的。《纽约公约》被认为是20世纪最成功的国际公约之一。截至2020年2月4日,有162个签署国或地区为其成员。《示范法》虽然只是一项“软法”,但正如前述所言,在111个法域80个国家采用了《示范法》。这两项文件规定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包括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纽约公约》中“法院”一词只在第三条中被使用。另一方面,规定拒绝承认和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理由的第五条使用“主管机关”一词。但在实践层面,根据作者的研究,缔约国或地区总是指定国内法院为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主管机关”。另一方面,《示范法》中虽然也使用了“其他机构”（“主管机关”）一词,用以表明特定职能需要被履行（例如《示范法》第13条）,但《示范法》中基本使用“法院”一词（例如《示范法》第5、6、8、9、27、34条……等）。故与《纽约公约》相比,《示范法》对仲裁与国内法院的关系作出了更为妥帖的定义。另一方面,就《纽约公约》所涵盖的事项而言,《示范法》在所有方面都与《纽约公约》相一致。在本文的第一章中,作者提出了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之间的连接点是仲裁地法,它几乎全面规定了国内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作用。如果需要从《纽约公约》和《示范法》中各选择一条至上条款,则它们必须是《纽约公约》第三条和《示范法》第5条。其分别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并依援引裁决之地的程序规定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执行之”和“由本法管辖的事情,任何法院不得干预,除非本法有此规定”。《纽约公约》第三条的精神则反映在《示范法》第35条中。不可否认,《纽约公约》和《示范法》除提供协助外,还规定了国内法院对仲裁行为的监督作用,例如在确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和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方面。但如果认为国内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行使监督作用,就意味着国内法院与国际商事仲裁之间是主从关系,国际商事仲裁次于国内法院,这种观念在根本上就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各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监督作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仲裁程序的完整性。因此,虽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事实上国内法院的监督作用是强化两者间的合作关系。总之,《纽约公约》和《示范法》确立了司法机构与国际商事仲裁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使21世纪的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为各个法域所遵循。仲裁是一种协商一致的争议解决的过程,是法院诉讼的一种替代性手段。它的主要优点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高效率、低成本和程序简单。然而,目前仲裁并不能完全符合上述优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仲裁已经被司法化,它已经成为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成本高昂且仲裁的合意性正在受到侵蚀。伊朗-美国索赔法庭法官Charles N Brower在2007年举行的第十七届Goff讲座上为“仲裁司法化”作以下的定义:“意味着仲裁往往以程序复杂性和手续性更频繁地进行,而这种复杂性和形式性更倾向于本国法院的诉讼,并且它们更经常受到司法的介入与控制…”。仲裁司法化并不是一个新事物,早在90年代初期便有学者对此作出讨论。国际商事仲裁面临的司法化程度日益提高使其与诉讼极为相似,从而损害了作为诉讼替代性手段的制度完整性。例如,从法院诉讼中引进包括多方仲裁（非合意合并仲裁和新增第三方当事人）、文件披露、证人陈述书、证人盘问等等,而其他诉讼的事项还在持续地引入进来。所有这些都是对仲裁的质疑。建立在公认的国家传统基础上的司法程序和手续对外国个人和实体的影响大不相同,“这正是仲裁一开始试图避免的”。例如,澳大利亚《国际仲裁法》第39第2款将仲裁描述为“解决商事争议的高效、公正、可执行和及时的途径”。当然,这些是衡量任何仲裁制度的“黄金标准”。司法化是一个本质概念,没有情感价值。不过,这一概念的确意味着某些司法程序正在被其他程序所复制。所以要问的是,其他程序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它需要复制司法程序?司法化能解决问题吗?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司法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管辖层面;（2）仲裁协议主体的扩张:仲裁第三人和（3）上诉机制。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化的涉及各个方面,其关键在于弥补各个仲裁制度的缺陷。鉴于仲裁是一种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其必然会从司法程序中复制,从而实现司法化。虽然没有完美的争议解决机制,但司法制度作为一种常规运行程序会随着时间的演讲显现出自身的优劣。而仲裁作为司法程序的替代性方式,随着案件量的增加也逐步显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为了维护仲裁制度的延续性,包括用户、仲裁员、法官和仲裁机构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都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完善仲裁制度。因此,司法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仲裁制度将随着法律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随着《纽约公约》的普及,在新世纪以来的20年里,利用仲裁解决跨境争议的普及程度显着提高。然而,仲裁只是解决跨境争议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虽然它具有程序的保密性和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的优点,但并不意味着仲裁没有任何缺点。据“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仲裁的三大缺点就是:成本过高、仲裁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裁和缺乏与第三方有关的权力。相反,诉讼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如果法院判决的可执行性问题得以解决,诉讼的优势就会进一步凸显。然而,案件转移到仲裁而非到法院诉讼,诉讼到法院的案件数量相对的减少,将阻碍以判例制度为基础的普通法发展。法院的判决在发展商法与其他领域一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诉讼数量的减少降低了法院制定和解释法律的可能性。普通法的司法机关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其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还在于推动判例法的发展。为了保持普通法系的活力和血脉,各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针对仲裁的普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本章将讨论过去十年中一个非常显着的发展,即国际商事法院的兴起,并且也一并讨论“反仲裁禁令”以及《海牙公约》和可执行性的关系。中国有着深厚的国际商事仲裁传统。在建国初期,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即于1956年4月成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共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布之前专门管辖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际商事仲裁在中国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腾飞发展,并在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取得了进一步的跨越式发展。尽管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肇始于贸仲的成立,但中国的第一部仲裁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布于1994年8月31日,并于1995年9月1日起生效。《仲裁法》分为7章,共80条。这一法律是从国内而非国际角度制定的法律,因《仲裁法》是没有“仲裁地”/“仲裁地点”的概念。任何的改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总是受到现有法律框架的制约。中国的仲裁和司法改革也不例外。只有对《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等法规进行修订,才能实现有意义的改革。任何的改革都是异常艰难。但任何改革都必须符合改革的目标,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中国在仲裁和司法关系方面的任何改革,都应该助力中国成为一个“仲裁友好型”的法域,最终是以上海成为亚洲的国际仲裁中心为目标。因此,司法机关应采取“不介入原则”,即在支持仲裁（包括仲裁裁决的执行）方面发挥最大作用,在发挥其他监督作用方面作最小的介入。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得介入仲裁程序。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改革重点,无疑是仲裁裁决的执行。直到今天,在中国仲裁裁决的执行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地方保护主义仍然盛行,特别是被申请人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时。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透明度,使不具备汉语能力的外国当事人能够使用汉语,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法规、司法解释和仲裁指导案例的官方译本,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指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指南》均应以英文出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应更多地参与到与世界各地其他国际商事法院法官和仲裁、法律从业人员的国际交流中。除此之外,配套的法律框架尽管在仲裁和司法关系领域之外,对于中国成为一个有利于仲裁的管辖区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配套的法律框架包括:几乎没有强制性规定,允许双方当事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就代理律师、应遵循的程序、仲裁语言和解决其争议的仲裁庭等事项达成协议。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律师、专家和技术人员（如翻译人员、速记员和信息技术人员）的人才库,为他们提供服务,使他们能够适应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大量多样性的争端。一旦在国际上被公认为“仲裁友好型”法域,随着中国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被用户所接受,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从中获益并且国内生产总值也将随之提高。在这些变化前,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下,人民法院应当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法院介入之间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对21世纪仲裁与司法机关合作关系的演变提出了展望。
郑令晗[5]（2019）在《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发现、选择与适用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裁判文书改革不断强化和细化,我国民事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改革已经逐渐深入到“说理依据”上来。在建设高效率的智慧法院背景下,将裁判文书的各个要素都实现智能化生成,尤其是裁判理由部分的自动生成,有赖于说理依据的结构化、客观化和计量化。因为裁判理由是法官价值判断的过程,而说理依据则是该价值判断的载体。因而,有必要将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研究置于“智慧司法”或“智慧法院”场域中,以“说理对象=说理理由+说理依据”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构造公式,从“基本原理”“现状实证”“适用情形”“发现方法”“选择准据”和“能动适用”构建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理论-应用”体系。“理由”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它具有主观性的因素,理由的“主观性”需要依据的“客观性”来排除。裁判说理彰显着司法论证的实践理性,裁判理由是进行裁判说理给出的理由,说理依据是裁判理由的事实样态,由此可以推导出说理依据是指在裁判文书中支持被说理对象的说理理由的一般性依据。说理依据与裁判依据既有关联性,又存在实质性区别。无“依据”则无“说理”,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既是规范与事实的连接点,也是同案不同判的理性尺度,这是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独立价值。知识是人类经验的凝结,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来源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以及隐性知识显性化,这也是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知识图谱可行的理论依据。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发现”的现状表现为“依靠个人经验发现依据”“法官缺乏检索依据技能”“存在说理依据库的需求”,而且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选取的整体思路、主要类型和考量因素等存在现实困境;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适用的现状表现为“说理均有说理依据”、“部分说理没有说理依据”和“说理没有说理依据”。简而言之,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发现的工具不便利、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选择的标准不统一、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适用的能动性不够,是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发现难、选择难和适用消极的主要原因。在证据审查阶段,举证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证据三性以及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等都须要说理依据;在事实认定阶段,审查诉称事实、认定法律事实、确认事实争点、以及根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采用推定方法认定事实都须要说理依据;在法律适用阶段,法律漏洞出现、法律适用争议、法律规范竟合时都须要说理依据;在自由裁量阶段,是否运用自由裁量权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因素都须要说理依据。作为专业术语的“说理依据发现”是指司法的一种过程,而不属于立法范畴,因而它强调从“现有的依据”中找到“适当的依据”,而非是从“无”到“有”的创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知识图谱构建可分为四步展开:从实体抽取、关系抽取、属性抽取方面完成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信息抽取;从实体链接（实体消歧和共指消解）、知识合并方面完成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融合;从本体构建、知识推理和质量评估方面完成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加工;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构建并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需要不断地对建成的说理依据知识图谱进行优化和完善。最终,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知识图谱为基础构建说理依据库和说理风险评估体系,不仅实现说理依据智能检索的功能,更能降低法官说理的风险,破解“不愿说理”“不敢说理”和“不愿说理”的难题。民事裁判要求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做出价值衡量,不是所有的依据都能成为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法官在选择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时,应该分三步判断:首先,考察说理依据的“合法性”,即从“合乎现行法律”考察说理依据的形式合法性,从“实现法律效果”考察说理依据的实质合法性;其次,考察说理依据的“必要性”,即遵循“缺位-弥合”模式考察说理依据能否弥合法律漏洞,遵循“诉求-回应”模式考察说理依据能否说理理由均有说理依据;最后,考察说理依据的“可行性”,即从“说依据本身无须再证”考察说理依据的客观性,从“说理依据之间不相冲突”考察说依据的一致性。新类型依据能否成为民事裁判文书的说依据,不需要一一列举,而是需要设定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判定模型来统一识别的标准。应分别从心理和行为两方面来分析法官与法院之间的互动行为,引入心理契约理论来审视法官和法院间的隐性心理期待,引入助推理论来释明法院激励法官应该采取隐性行为策略。法官身份一旦得到确定,在法院与法官之间除了书面契约（合同）以外,诸如隐含的、动态的以及无法公开说明的相互心理期望也随之形成。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心理机制,就是要在心理契约形成、维护和履行阶段让法官形成愿用说理依据、敢用说理依据和用好说理依据的隐性期待。此种采用“隐性”策略来引导公众达成某种特定目的的手段,比采取硬性规定或强硬措施更好,更容易让人在兼得“自由选择权”和“利益最大化”。建立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助推机制,就是要形成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繁简”分流为内容的简化机制,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体例灵活调整为核心的纠正机制,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辅助生成的默认机制。
石立春[6]（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柴苗苗[7]（2018）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2016年开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全国18个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只是“完善”,并非“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实现刑罚的宽缓化;二是通过繁简分流的程序,提高诉讼效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质是,减少控辩双方在定罪方面的对抗性,实现程序简化和量刑从宽的合作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突破了传统诉讼程序中各诉讼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带来刑事诉讼的新变化和新效果。本文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范畴、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借鉴域外国家的立法经验、反思我国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问题,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模式,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字面含以上看,可分解为“认罪”、“认罚”、“从宽”三个元素。要准确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含义,必须逐步解释这三个元素的含义,进而对这三个元素的内在关系进行论证,最终提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性质,其实体性和程序性可以从“认罪”、“认罚”“从宽”等字面含义中解读而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是从宽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积累而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实体性和程序性,其正当性离不开实体法和程序法理论基础的支撑。人身危险性理论、刑罚谦抑性理论和刑罚效益理论构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基础。对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从宽处罚,一方面,体现了刑罚的宽容与仁慈;另一方面,从宽处罚并非任意而非,从宽幅度必须满足预防犯罪的需求。程序主体性理论、协商性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构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法基础。被追诉人作为诉讼的主体,应当享有决定程序进程及方向的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选择,也体现其实体与程序结合的性质,追求实体结果公正底线基础上的程序效率最大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域外成功经验的借鉴,域外国家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称为有罪答辩,域外有罪答辩可以引起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处理。在实体方面,有罪答辩从宽通过辩诉交易完成,辩诉交易作为一项程序制度,解决的是实体问题,根据从宽交易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定罪及量刑从宽、定罪从宽和量刑从宽三种模式。在程序方面,根据案件性质及双方当事人的态度,有罪答辩可以作审前程序简化处理,审判程序简化处理及刑事和解程序处理。通过对域外有罪答辩从宽处理的比较,为我国提供借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列为司法改革的内容后,在立法与实践领域得以迅速发展。在立法方面,国家机关颁布了全国性立法文件,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各试点城市在全国性立法文件的指导下,颁布了各种地方性立法文件,增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运行中的可操作性。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两年期间,部分城市结合实际情况,形成了特色模式。本文选取了杭州模式、西安模式、郑州模式作为样本,分析出各试点模式主要在加快流程、细化量刑、强化律师辩护等方面有所建树,并在实践运行中取得良好效果。随着实践工作的不断运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人案矛盾仍然存在、认罪形式化现象普遍、刑事和解功效不佳、量刑从宽幅度混乱等,经过分析,其主要由审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薄弱、控辩协商制度尚未确立、审判简化程序规制不明晰、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缺陷、缺乏统一量刑机制等原因所致。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问题的梳理及其成因的分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作好铺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完成试点工作之后,需要以立法的方式进行确立。在立法完善的总体思路上,通过特别程序和基本原则两种方式的比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适宜选择基本原则的方式立法,且在适用范围、适用阶段、诉讼结构、证明标准等方面重塑了框架结构。在具体完善中,从设置认罪认罚评估机制和精确量刑从宽等级方面完善了实体从宽路径;从审前简化制度、控辩协商制度、审判简化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方面完善了程序简化路径;并从预防性保障、救济性保障和职业惩戒措施方面,完善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保障机制。
雍自元[8]（2018）在《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研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法学本科生,这一司法职业后备军进行司法公正观教育的专项研究,它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范畴。也是对高校在法学本科生这个特定群体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化研究。文章从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基本概念界定、培育必要性与可行性、培育指导思想与思想资源、培育目标与原则、培育内容、路径与方法五个方面展开。司法公正观是围绕司法的宗旨与性质、司法公正的目标、内容、具体表现、评价标准、实现路径等一系列问题形成的观点与思想认识。正确的司法公正观是司法公正实践的前提,而错误的司法公正观则是导致司法不公正的内因,为此,我们应该重视司法公正观培育。从本质上看,司法公正观培育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组成。其培育的主阵地在高校;培育对象为可能从事司法工作的本科生;培育内容为中国特有的司法公正观,它以马克思主义司法公正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兼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精神。培育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有现实的需要。法学本科生是法治中国的建设者、是司法职业的后备军、是司法公正的践行者,这些角色要求他们必须具有正确的司法公正观。但是,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现状堪忧,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实践薄弱,因此,强化培育是使法学本科生树立正确司法公正观的必由之路;是提升人民群众司法公正感受的治本之策;是打造高素质司法人才的应然选择;是保证法治国家建设实践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来自司法实践部门的经验总结。司法公正观可育、法学本科生可塑、高校有培育优势,这些有利条件使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成为可能。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培育的方向。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司法公正以“良法”为前提,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观,以及广义的“法律”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司法公正观,即以司法为民为价值目标、以追求平等为一贯主张、以依法司法为基本前提、以司法队伍建设为突出特点,以错案必究为不变态度。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精粹和西方优秀司法实践经验是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思想资源。传统司法文化强调的司法慎重、司法平等、依法司法、廉洁清明要求是应该被薪火传承的历史瑰宝;西方司法实践中,为防止司法不公正而确立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实践经验是我们应该汲取的域外借鉴。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目标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观培育实践的成败。培育目标可以分解为认知、观念和行为三个方面。认知是基础、观念是枢纽、行为是归宿。通过教育,使学生体认司法公正的政治维度,掌握践行司法公正必备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建构司法公正的伦理向度和“实体、程序、感受”三位一体的司法公正观;教育学生养成审慎行事、权衡判断的习惯,培养他们法律思维、释法说理以及扞卫司法公正的能力。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应该遵循时代性原则,培育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治人才;应该遵循系统性原则,力求“整体大于部分”的培育效果;应该坚持长期性原则,实现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持续推进;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促进学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科学开展。在培育内容方面,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价值引领;以“实体、程序、感受”三位一体的司法公正观教育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内在与外在价值教育为合力驱动;以司法职业道德教育为实现载体。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路径和方法既要守正也要出新。要依托高校主阵地强化培育,挖掘专业教师、法学本科生辅导员的培育潜力,发挥法律职业伦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培育优势,同时也要创设化育学生司法公正观的校园环境;要立足专业课堂渠道,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形式,提升司法公正观理论教学效果;要深化实践教学,汇聚社会资源促进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知行合一;要借助网络,实现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现实与虚拟培育相结合。
刘治斌[9]（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制度自觉的检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文本》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由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改革所引发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触发了社会的整体转型。虽然我们深刻意识到正在进行的这场涉及广泛的"社会转型"面临着许多困难,也正在带来并将会带来更多问题。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华民族由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懵懂,终于觉悟到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是这个时代的重大进步。在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李大勇[10]（2015）在《最高法院行政诉讼司法政策之演变》文中研究表明从1949年建国至今,行政诉讼制度经历了初创试行、确立探索、制度完善三个阶段,同时也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行政诉讼司法政策弥补了法律制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落差,形成了行政诉讼法不变、行政诉讼司法政策不断调整的格局。行政诉讼司法政策逐渐形成从强调稳定到注重公平与效率,从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维护与监督并举、支持与制约并重,从司法消极主义迈向司法能动主义的演变脉络。
二、公正与效率: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正与效率: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1）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检视 ——法政策学视角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以法政策学分析案例指导制度的基础与动因 |
| 第一节 作为分析视角的法政策学 |
| 一、何谓法政策学研究 |
| 二、以法政策学作为分析视角的价值 |
| 第二节 案例指导制度的现实基础 |
| 一、发挥政策作用和弥补制定法的局限性 |
| 二、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 |
| 三、两大法系融合背景下的案例指导制度 |
| 四、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创制功能 |
| 第三节 案例指导制度的政策背景 |
| 一、作为司法改革的制度探索举措 |
| 二、法治国家建设的治理手段 |
| 第二章 案例指导制度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方式 |
| 第一节 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评价标准 |
| 一、效率性标准:统一法律适用 |
| 二、正义性标准:维护司法公正 |
| 第二节 案例指导制度的主体 |
| 一、权威性主体:最高人民法院 |
| 二、功能性主体: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 |
| 第三节 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机制 |
| 二、指导性案例的编写机制 |
| 第四节 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方式 |
| 一、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 |
| 二、指导性案例的政策引导方式 |
| 第三章 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缺陷和实际成效 |
| 第一节 运行中主体参与的相关问题 |
| 一、制度运行主体存在一定外部依赖性 |
| 二、指导性案例司法运用主体范围具有局限性 |
| 第二节 制度运行机制的公众参与度问题 |
| 一、遴选机制的公众参与度不足 |
| 二、编辑机制的公众参与度不足 |
| 第三节 制度运行方式的效力模糊 |
| 一、法源角度:非公共参与而形成的正式法源 |
| 二、立法技术的角度:效力设计缺乏公共参与的应然性 |
| 三、文义的角度:效力的生成非公共参与的产物 |
| 四、效力实现方式角度:是行政权威保障的结果 |
| 第四节 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效用未达到预期目标 |
| 一、司法层面:案例数量偏少、内容标准化 |
| 二、立法层面:创制规则功能合法性缺失 |
| 三、功能目标层面:指导目标未充分实现 |
| 第四章 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指导性案例的实际适用的效率性 |
| 一、明确“应当参照”效力 |
| 二、专家知识的引入应用 |
| 第二节 完善运行机制以加强制度权威 |
| 一、裁判要旨指导功能的完善 |
| 二、完善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 |
| 第三节 确保制度的发展方向及合法性 |
| 一、坚持司法为民的发展方向 |
| 二、发挥人大功能完善立法 |
| 第四节 正确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政策引导作用 |
| 一、司法政策应当符合立法政策 |
| 二、协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民事调解自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民事调解、民事调解自治及其精细化 |
| 2.1 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
| 2.1.1 民事纠纷及其特征 |
| 2.1.2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
| 2.2 民事调解 |
| 2.2.1 民事调解的概念 |
| 2.2.2 民事调解的分类与种类 |
| 2.2.3 民事调解的特征 |
| 2.3 民事调解自治及其精细化 |
| 2.3.1 民事调解自治的概述 |
| 2.3.2 民事调解自治的特征 |
| 2.3.3 民事调解自治的精细化及其方法 |
| 第3章 自治理念下民事调解基本原则的建构与完善 |
| 3.1 民事调解基本原则概述 |
| 3.1.1 民事调解自治与民事调解基本原则 |
| 3.1.2 现行立法上的民事调解基本原则及其解读 |
| 3.1.3 小结 |
| 3.2 自治理念下民事调解基本原则的争论与思考 |
| 3.2.1 有关调解自愿原则的思考 |
| 3.2.2 有关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思考 |
| 3.2.3 有关合法原则的思考 |
| 3.3 自治理念下民事调解基本原则的完善 |
| 3.3.1 诚实信用原则 |
| 3.3.2 保密原则 |
| 3.3.3 灵活性原则 |
| 第4章 自治理念下的民事调解启动机制 |
| 4.1 民事调解启动机制概述 |
| 4.1.1 民事调解启动机制的概念与类型 |
| 4.1.2 调解自治与民事调解启动机制 |
| 4.2 民事调解主动调解机制论 |
| 4.2.1 民事调解启动程序的规范体系 |
| 4.2.2 民事调解主动调解机制的法理基础 |
| 4.2.3 民事调解主动调解机制的逻辑前提 |
| 4.2.4 民事调解主动调解机制的制度保障 |
| 第5章 自治理念下的民事调解前置程序 |
| 5.1 民事调解前置程序概述 |
| 5.1.1 民事调解前置程序的概念与类型 |
| 5.1.2 调解自治与民事调解前置程序 |
| 5.2 法定调解前置 |
| 5.2.1 法定调解前置概述 |
| 5.2.2 域外法定调解前置程序的立法与实践 |
| 5.2.3 为什么要调解前置——法定调解前置程序的法理依据 |
| 5.2.4 为什么可以调解前置——法定调解前置的正当性 |
| 5.2.5 我国法定调解前置程序的建构和完善 |
| 5.3 裁定调解前置 |
| 5.3.1 裁定调解前置程序概述 |
| 5.3.2 裁定调解前置的立法例 |
| 5.3.3 我国是否有必要建构裁定调解前置 |
| 5.4 意定调解前置 |
| 5.4.1 意定调解前置程序概述 |
| 5.4.2 意定调解前置程序的法理基础 |
| 5.4.3 意定调解前置程序建构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
| 第6章 自治理念下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保障机制 |
| 6.1 民事调解协议效力保障机制概述 |
| 6.1.1 民事调解协议效力保障机制的概念与意义 |
| 6.1.2 调解自治与民事调解协议效力保障机制 |
| 6.2 诉讼调解协议效力保障机制 |
| 6.2.1 “反悔权”的意义与异化 |
| 6.2.2 现有矫正路径及其不足 |
| 6.2.3 自治理念下“反悔权”的完善路径 |
| 6.3 诉讼外调解协议效力保障机制 |
| 6.3.1 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规范梳理 |
| 6.3.2 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学理争论与本文观点 |
| 6.3.3 自治理念下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完善路径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3）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
| (一)中文文献研究情况 |
| (二)英文文献研究情况 |
| (三)日文文献研究情况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语义分析法 |
| (四)价值分析法 |
| (五)其他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概念分析 |
| (一)司法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
| (二)西方语境下司法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
| (三)司法与相关概念辨析 |
| (四)司法制度改革的概念含义及构成要素 |
| (五)不同语境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制度改革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日本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与改革 |
|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近代司法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央国家集权体制的建立与司法权的出现 |
| (二)大理院与其他各级法院的设立 |
| (三)《治罪法》的颁布与律师制度的设立 |
| (四)调解制度的完善 |
| 第二节 宪法的颁布与司法制度改革 |
| (一)《明治宪法》与《法院构成法》的颁布 |
| (二)诉讼法改革与《陪审法》的制定 |
| (三)战时立法对司法的破坏 |
| 第三节 战后日本司法制度的重建与改革尝试 |
| (一)新宪法的制定与司法制度的变化 |
| (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
| (三)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议与临时意见书 |
| 第二章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背景 |
| 第二节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特点 |
| (一)由政治力量主导的改革动力 |
| (二)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改革理论 |
| (三)多领域、效率优先的改革路径 |
| 第三节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
| (二)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
| (三)司法人员制度改革 |
| (四)其他领域改革 |
| 第四节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实践结果 |
| (一)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结果 |
| (二)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结果 |
| (三)司法人员制度改革结果 |
| (四)其他领域改革结果 |
| 第三章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法治主义理论 |
| 第二节 人权保障理论 |
| 第三节 司法民主主义理论 |
| 第四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 |
| 第四章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矛盾与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司法精英主义与司法民主主义的矛盾 |
| 第二节 司法制度改革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矛盾 |
| 第三节 司法独立与行政权力的矛盾 |
| 第四节 日本传统纠纷解决文化与现代司法制度的矛盾 |
| 第五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 |
| 第五章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经验总结 |
| 第一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分析 |
| (一)较为完善的改革计划与高效率的立法保障 |
| (二)适合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
| (三)弹性的改革机制与制度化的改革反馈评价体系 |
| 第二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失败教训分析 |
| (一)司法制度改革承载过多的功能目标 |
| (二)对改革实践复杂性的预期不足 |
| (三)改革缺少足够的物质资金支持 |
| 第三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反思与展望 |
| (一)正视司法功能的局限性,明确改革的目的 |
| (二)形成理论共识,认清改革的对象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重视本国国情,设计符合本国实践的司法制度改革路线 |
| (四)总结实践经验,分析问题并修正对司法改革理论的选择 |
| 第四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树立正确理论指导,加强对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视 |
| (二)尊重司法规律,根据国情对域外改革经验加以本土化改造 |
| (三)建立司法改革试行机制,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进程 |
| (四)坚守法治理念,加强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合作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关系连接点:仲裁地法 |
| 第一节 仲裁地法 |
|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理论 |
| 一、地域论 |
| 二、多元论 |
| 三、自治论 |
| 四、本研究选择的仲裁理论 |
| 第三节 国内法院在仲裁理论中的角色 |
| 一、原则 |
| 二、国际商事仲裁不同阶段法院介入仲裁的形式 |
| 三、国内法院介入的影响 |
| 第四节 普通法国内法院发展普通法与国际仲裁的关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仲裁核心价值与司法的支持关系 |
| 第一节 仲裁核心价值与司法的支持关系 |
| 一、当事人自治 |
| 二、保密性 |
| 三、中立性 |
| 四、专业性 |
| 五、一裁终局 |
| 六、可执行性 |
| 第二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示范法》和《纽约公约》的角度探讨仲裁与司法的合作关系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示范法》和《纽约公约》 |
| 一、《示范法》的结构 |
| 二、《纽约公约》的条文内容 |
| 三、《示范法》和《纽约公约》的比较 |
| 四、普通法法域《示范法》和《纽约公约》的判例 |
| 五、《示范法》和《纽约公约》判例的启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化导致司法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化 |
| 一、仲裁“司法化”概念 |
| 二、管辖层面 |
| 三、仲裁协议主体的扩张:仲裁第三人 |
| 四、国际商事仲裁仲裁上诉机制 |
|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化”原因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竞争现象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国际商事法院的兴起 |
| 一、引言 |
| 二、用词不当 |
| 三、管辖权 |
| 四、终局性 |
| 五、可执行性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
| 六、在岸国际商事法院和离岸国际商事法院的共通性 |
| 七、国际商事法院的起源 |
| 八、中国国际商事法庭 |
| 九、法官 |
| 十、本节小结 |
| 第三节 反仲裁禁令 |
| 一、引言 |
| 二、赞成反仲裁禁令的理由 |
| 三、反对反仲裁禁令的理由 |
| 四、反仲裁禁令与仲裁理论 |
| 五、当事人为国家机关的反仲裁禁令案件 |
| 六、普通法系授予反仲裁禁令的法律原则 |
| 七、普通法系不授予反仲裁禁令的法律原则 |
| 八、反仲裁禁令和《示范法》及《纽约公约》的关系 |
| 九、国内法院可以下达反仲裁禁令的情况 |
| 十、本节小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商事仲裁与司法关系的改革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仲裁体系 |
| 一、法律文件 |
| 二、中国仲裁法律体系裁决的不同类型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下仲裁与司法之间的关系 |
| 四、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事前”报告制度 |
| 五、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仲裁与司法关系体系的改革建议 |
| 一、现况 |
| 二、改革建议 |
| 第三节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与国际商事仲裁的改革建议 |
| 一、强调和加强基于合意的管辖权 |
| 二、以包容性方式参与“一站式”争端解决机构 |
| 三、对透明度的大力支持 |
| 四、能力建设 |
| 五、委任中国国籍专家委员会委员作为人民陪审员 |
| 六、继续提高法院判决的可执行性 |
| 七、本节小结 |
| 第四节 构建上海成为亚太国际仲裁中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仲裁地法规范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的关系 |
| 二、《示范法》的效力 |
| 三、未来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发现、选择与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建设高效率的智慧法院 |
| 1.1.2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改革 |
| 1.1.3 小结:背景反映的问题意识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基本要素和其必要性 |
| 1.2.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的原则、方法与选取因素 |
| 1.2.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问题、因素与完善 |
| 1.2.4 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述评 |
| 1.2.5 小结: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研究的必由之路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1.3.1 基本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潜在的不足 |
| 第2章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基本原理 |
| 2.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本体论 |
| 2.1.1 裁判说理:司法论证的实践理性 |
| 2.1.2 说理依据:裁判理由的事实样态 |
| 2.1.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内涵 |
| 2.1.4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构造 |
| 2.1.5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与裁判依据的关系 |
| 2.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独立价值 |
| 2.2.1 无“依据”则无“说理” |
| 2.2.2 事实与规范的连结点 |
| 2.2.3 同案同判的理性尺度 |
| 2.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知识来源 |
| 2.3.1 说理依据的显性知识来源 |
| 2.3.2 说理依据的隐性知识来源 |
| 2.3.3 说理依据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来源 |
| 第3章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现状实证 |
| 3.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发现的现状:基于访谈样本 |
| 3.1.1 依靠个人经验发现依据 |
| 3.1.2 法官缺乏检索依据技能 |
| 3.1.3 存在说理依据库的需求 |
| 3.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选取的现状:基于问卷样本 |
| 3.2.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需要说理依据的情形 |
| 3.2.2 选取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整体思路 |
| 3.2.3 可选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主要类型 |
| 3.2.4 影响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选取的因素 |
| 3.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适用的现状:基于案例样本 |
| 3.3.1 说理没有说理依据 |
| 3.3.2 说理均有说理依据 |
| 3.3.3 部分说理没有说理依据 |
| 3.4 小结:说理依据发现难、选择难、适用不当 |
| 第4章 民事裁判文书须要说理依据的适用情形 |
| 4.1 证据审查说理阶段须要适用说理依据 |
| 4.1.1 举证证明责任分配须要说理依据 |
| 4.1.2 证明标准须要说理依据 |
| 4.1.3 证据三性须要说理依据 |
| 4.1.4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须要说理依据 |
| 4.2 事实认定说理阶段须要适用说理依据 |
| 4.2.1 审查诉称事实进入法律事实须要说理依据 |
| 4.2.2 认定事实及确认事实争点须要说理依据 |
| 4.2.3 根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须要说理依据 |
| 4.2.4 采用推定方法认定案件事实须要说理依据 |
| 4.3 法律适用说理阶段须要适用说理依据 |
| 4.3.1 法律漏洞出现时须要说理依据 |
| 4.3.2 法律适用争议时须要说理依据 |
| 4.3.3 法律规范竟合时须要说理依据 |
| 4.4 自由裁量说理阶段须要适用说理依据 |
| 4.4.1 运用自由裁量权须要说理依据 |
| 4.4.2 自由裁量所考虑因素须要说理依据 |
| 第5章 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发现方法:以知识图谱为模型 |
| 5.1 从法律发现到说理依据发现 |
| 5.1.1 发现的内涵 |
| 5.1.2 法律发现的内涵 |
| 5.1.3 说理依据发现的内涵 |
| 5.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知识图谱构建 |
| 5.2.1 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信息抽取 |
| 5.2.2 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融合 |
| 5.2.3 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加工 |
| 5.2.4 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更新 |
| 5.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应用 |
| 5.3.1 说理依据的发现Ⅰ:构建说理依据库 |
| 5.3.2 说理依据的发现Ⅱ:优化说理依据检索 |
| 5.3.3 说理依据的发现Ⅲ:降低法官说理风险 |
| 第6章 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选取准则:以宪法规范为例证 |
| 6.1 选取准则Ⅰ: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合法性 |
| 6.1.1 形式合法性:合乎现行法律 |
| 6.1.2 实质合法性:实现法律效果 |
| 6.2 选取准则Ⅱ: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必要性 |
| 6.2.1 弥合法律的漏洞:缺位—弥合模式 |
| 6.2.2 回应当事人诉求:诉求—回应模式 |
| 6.3 选取准则Ⅲ: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可行性 |
| 6.3.1 具有客观性:说理依据本身无须再证 |
| 6.3.2 具有一致性:说理依据之间不相冲突 |
| 6.4 小结:新类型依据成为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判定 |
| 第7章 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适用机制:以能动司法为视角 |
| 7.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理论基础 |
| 7.1.1 心理契约:法官与法院间的隐性心理期待 |
| 7.1.2 助推理论:法院激励法官的隐性行为策略 |
| 7.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心理机制 |
| 7.2.1 心理契约形成:愿用说理依据 |
| 7.2.2 心理契约维护:敢用说理依据 |
| 7.2.3 心理契约履行:用好说理依据 |
| 7.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助推机制 |
| 7.3.1 简化机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繁简”分流 |
| 7.3.2 纠正机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体例灵活调整 |
| 7.3.3 默认机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辅助生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外文译着 |
| (二)外文文献 |
| (三) 中文着作 |
| (四) 中文报刊 |
| (五) 学位论文和报告 |
| (六) 电子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件 |
| 附件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研究访谈提纲 |
| 附件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研究访问卷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引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念厘定 |
|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释义 |
|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 |
|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 |
| 第二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性质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法性质 |
| 第三节 认罪认罚从宽思想的源流 |
| 一、认罪认罚从宽思想之“源” |
| 二、认罪认罚从宽思想之“流” |
| 第二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基础 |
| 一、人身危险性理论 |
| 二、刑罚谦抑性理论 |
| 三、刑罚效益理论 |
| 第二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法理论基础 |
| 一、程序主体性理论 |
| 二、协商性司法理念 |
| 三、恢复性司法理念 |
| 第三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选择 |
| 一、司法效率相对优先 |
| 二、恪守司法公正底限 |
| 第三章 有罪答辩从宽处理的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域外考察 |
| 一、定罪及量刑从宽交易 |
| 二、定罪从宽交易 |
| 三、量刑从宽交易 |
| 第二节 有罪答辩程序简化的域外考察 |
| 一、有罪答辩审前程序简化 |
| 二、有罪答辩审判程序简化 |
| 三、有罪答辩刑事和解程序 |
| 第三节 域外有罪答辩从宽处理的比较 |
| 一、域外有罪答辩从宽处理的相似性 |
| 二、域外有罪答辩从宽处理的差异性 |
| 三、域外有罪答辩从宽处理的启示 |
| 第四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现状与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一、全国性法律文件的立法现状 |
| 二、地方性法律文件的立法现状 |
| 第二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模式探索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杭州模式探索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西安模式探索 |
|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郑州模式探索 |
| 第五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人案矛盾仍然存在 |
| 二、认罪形式化现象普遍 |
| 三、刑事和解功效不佳 |
| 四、量刑从宽幅度混乱 |
| 第二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审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薄弱 |
| 二、控辩协商制度尚未确立 |
| 三、审判简化程序规制不明晰 |
| 四、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缺陷 |
| 五、缺乏统一量刑机制 |
| 第六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思路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方式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框架重构 |
| 第二节 完善认罪认罚实体从宽路径 |
| 一、设置认罪认罚评估机制 |
| 二、精确量刑从宽等级 |
| 第三节 完善认罪认罚程序简化路径 |
| 一、完善审前简化制度 |
| 二、构建控辩协商制度 |
| 三、优化审判简化程序 |
| 四、健全刑事和解程序 |
| 第四节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保障机制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预防性保障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救济性保障 |
|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职业惩戒措施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8）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重难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基本概念 |
| 第一节 “公正观”厘定 |
| 一、“公正”释义 |
| 二、公正观的维度 |
| 第二节 “司法公正观”阐释 |
| 一、司法公正观界定 |
| 二、司法公正观的主要范畴 |
| 三、司法公正观的功能 |
| 第三节 “司法公正观培育”解析 |
| 一、司法公正观培育的理论依据 |
| 二、司法公正观培育的价值旨归 |
| 三、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构成要素 |
| 第四节 “法学本科生”及其特性 |
| 一、法学本科生是法治中国的建设者 |
| 二、法学本科生是司法职业的后备军 |
| 三、法学本科生是司法公正的践行者 |
| 第二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必要性 |
| 一、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现实状况堪忧 |
| 二、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实践薄弱 |
| 三、强化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意义 |
| 第二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可行性 |
| 一、正确的司法公正观能够培育 |
| 二、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有可塑性 |
| 三、高校有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优势 |
| 第三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指导思想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指导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司法公正观 |
| 二、中国共产党司法公正观 |
| 第二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司法公正思想精粹 |
| 二、西方司法公正观的有益经验 |
| 第四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的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目标 |
| 一、认知目标:引导学生体认司法公正的政治维度与知识体系 |
| 二、观念目标:指引学生建构兼顾多元的司法公正观 |
| 三、行为目标:培养学生践行司法公正的习惯和能力 |
| 第二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原则 |
| 一、坚持时代性,培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治人才 |
| 二、坚持系统性,力求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整体效果 |
| 三、坚持长期性,实现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持续推进 |
|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培育科学开展 |
| 第五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内容、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内容 |
| 一、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二、核心内容:“三位一体”的司法公正观教育 |
| 三、合力驱动:司法公正内在与外在价值教育 |
| 四、实现载体:司法职业道德教育 |
| 第二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路径与方法 |
| 一、依托高校主阵地,内部挖潜强化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 |
| 二、立足专业课堂渠道,提升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理论教学效果 |
| 三、深化实践教学,汇聚社会资源促进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知行合 |
| 四、借助网络,实现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现实与虚拟相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1-6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制度自觉的检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 一、作为改革开放“护法”的人民法院 |
| 二、努力参与国家法制建设的法院 |
| 1. 持续不断地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18]“徒法不足以自行”,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仅有宪法和法律本身并不能达致公平正义, 唯有经学识、品行、智慧和能力都卓尔不凡的法官操持,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才能清晰可见, 公平正义人人才能共有……法律才能成为现实的法律, 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公器, 成为事实公正的度量衡。”[19]“文革”结束后, 恢复建设的各级各类法院在人员奇缺的情况下, 其人员调配继续坚持了新中国对司法干部“又红又专”、“红”字当头的一贯要求。如1983年8月,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不久的郑天翔在同省、市、自治区法院院长谈话时说:“中央政法委员会提出为政法系统增加二十万人, 会分到法院系统一些。数额有限, 吸收人要强调质量。条件是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思想品行端正, 不能有‘三种人’, [20]年龄要轻一些 (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岁) , 高中以上文化 (语文程度要适当高一些, 起码能搞笔录) , 身体健康。”[21]从谈话内容来看, 他对法院拟招收人员的政治立场、品德、文化程度和身体条件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对其本应有所要求的专业知识或者从业经历却只字未提。这个人员招用要求, 似乎与两个月前其前任江华院长在刚刚闭幕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工作报告中关于“审判人员只具有良好政治素质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认识并不契合。可以理解的是, 在各行各业都实行党管干部的基本用人原则下, 人民法院在法官队伍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始终是有限的。对此, 从满足审判工作需要的角度, 最高人民法院希望, “根据改革的精神, 法院也能有用人的自主权。无论是社会招干, 还是单位调配的或转业军人, 都坚持标准, 公开招考, 择优录用, 不合格的坚决不要。”[22] |
| 2. 规范法律适用, 维护法制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努力,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而言, 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工作和中国特色判例制度[27]的建立进行的;对于其他各级人民法院而言, 主要是通过“严肃执法”和“公正司法”来进行, 而抗击和排除各种权势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案件的干扰, 则是各级法院需要共同努力面对的问题, 往往基层法院在这方面的工作更为艰难。1986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四个部分以“严肃执法, 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而奋斗”为题, 严肃指出了人民法院依法开展“独立审判”在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识到这种困难的长期性并能勇敢面对。“从许多事实来看, 当前的问题主要的还不是无法可依, 而仍然是已经制定的法律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执行。”“在执法过程中, 干扰和反干扰, 违法与纠正违法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人民法院不能回避这种斗争。”[28] |
| 3. 监督法律的严格适用。 |
| 三、适应要求的服务型法院 |
| 四、迷失于改革中的法院 |
| 五、政治上不断反思检讨的法院 |
| 六、结论 |
| 1. 在三十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中, 人民法院的功能是多元的, 而不是单一“定分止争”;很长一段时期内人民法院的建设和改革是同步进行的, 人民法院对人民司法工作规律的认识也是在法院建设和改革中通过不断探索才渐渐明晰的;但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司法的“公正高效权威”的制度构建和创新中, 也即在“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中, 人民法院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却日渐式微。 |
| 2. 三十多年来, 人民法院在建设和完善自身机构及队伍, 承担服务不同时期党和国家总任务总目标的核心职能的同时, 逐渐明确了人民司法工作的主题: |
| 3. 政治正确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更为明确。 |
| 4. 现行司法体制中, 无力引领人民审判工作依司法规律运行的人民法院, 其司法的现实结果就是: |
| 5. 在时下司法体制改革规划中的人民法院, 充其量是大司法 (或者说社会综合治理) 格局中的普通一员, 绝难担当维护司法“公正高效权威”的大任。当司法不能成为纠纷或者争议的终局裁决时, 信访 (上访) 司法、舆论司法、网络司法、群众 (感受) 司法等现象依然会常态化。 |
（10）最高法院行政诉讼司法政策之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制度初创、试行阶段 |
| (一)适用单行法律(1979年——1982年) |
| (二)适用民事诉讼法(1982年——1986年) |
| (三)行政审判组织初设(1986年—1989年) |
| 二、制度确立、探索阶段 |
| 三、制度发展、创新阶段 |
| (一)倡导公正、高效(2000年—2003年) |
| (二)强调司法为民(2003年—2007年) |
| (三)突出多元化、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2007年—2014年) |
| 四、行政诉讼中司法政策之演变趋势 |
| (一)从稳定到公平与效率 |
| (二)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 |
| (三)维护与监督并举、支持与制约并重 |
| (四)司法消极主义迈向司法能动主义 |
四、公正与效率: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检视 ——法政策学视角下的分析[D]. 黄潇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民事调解自治论[D]. 奉鑫庭. 湘潭大学, 2020(10)
- [3]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研究[D]. 黄宣植. 吉林大学, 2020(08)
- [4]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合作关系研究[D]. 方兆文(Fong Shiu ManDavid).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发现、选择与适用研究[D]. 郑令晗. 湘潭大学, 2019(12)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7]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D]. 柴苗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研究[D]. 雍自元. 安徽师范大学, 2018(01)
- [9]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制度自觉的检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文本[J]. 刘治斌. 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 2016(00)
- [10]最高法院行政诉讼司法政策之演变[J]. 李大勇.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