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年来蒙医史研究之概况（论文文献综述）
吴佳彧[1]（2021）在《《中国医籍考》文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医籍考》原名《医籍考》,是由丹波元简、丹波元胤、丹波元坚父子三人相继完成的一部中医目录着作,编撰历时30余年,成书于1831年。丹波元胤对此书贡献最大,因而一般称此书为丹波元胤所撰。《中国医籍考》在成书之后经历了钞本流传、刊刻传播和补充完善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因此,此书的流传是近世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中国医籍考》收录了上自秦汉,下至清道光2000余年间的中国医学着作。全书共着录医籍2876部,标注存891部,佚1070部,未见904部,阙11部。所谓“存”,即存世医籍;“佚”,指亡佚失传医籍;“未见”,指作者当时未见;“阙”指书籍残存不全。书中分为医经、本草、食治、藏象、诊法、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9类。其中,着录方论类医籍的数量最多,共2043部,占全部载录医籍数量的70%以上。所着录的医籍,引录文献源自目录书、地方志、医书、文集和其他相关文史类着作,尤以史志目录和目录专着为主。选录医籍的原则为不收房中、神仙等修真导引类医籍;不收治牛、治马等兽医类书籍;不收香薰、粉泽等制香美容类书籍。这种排除标准,可能受到了丹波家族治学理念和部分目录学着作收书范围的影响。《中国医籍考》体例效仿清朝朱彝尊《经义考》一书,以辑录体为主,每着录一书,均载其作者、书名、卷数（含卷数异同）、出处,并说明存、佚、未见、阙4种情况。其后或录其书各种版本的序跋,或取目录书中与该书相关的提要,或摘录医家、学者的评述论说。若有考证,则再附以按语详细说明。此书共辑录了 2087条文献。除去难以追溯来源者,主要源自序跋、提要、地方志和其他文史着述中的内容。丹波父子对《中国医籍考》引录文献的处理,可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以采录各医书序跋为重点,通过原始文献揭示该书的内容主旨;其次,以目录书的解题和提要等内容为辅,借他人之文综合评述该书价值所在;最后,以地方志中记录的医家生平和其他相关文史资料涉及的医书背景作为补充,从而更加全面地展示该书成书背景、学术渊源、体例特色等,令读者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该书。在《中国医籍考》一书中,共有577部医籍采录有诸书序跋。其中,丹波氏标注为“存”或“阙”且录有序跋文的,共有475部;标注为“佚”和“未见”但仍录有序跋文的,共有102部。丹波父子采录的102部亡佚或未见医书的序跋,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从诸家文集中辑录摘引;其二,自现存医书卷首或卷末采撷而来。通过将《中国医籍考》引录序跋内容与本人搜集到的对应医籍的序跋进行对比后发现,丹波父子所录序跋中有68篇为节选。通过分析节选内容与未选内容可知,丹波父子对序跋内容的取舍有4个特点:有关作者生平经历及成书渊源的内容,全部收录;有关书籍体例、特色、价值的内容,大体收录;涉及书籍刊刻经过和作序者评述的,有选择地收录;大凡铺陈引语和赞美之词,基本不予收录。笔者根据搜集到的医书序跋,对《中国医籍考》中文字有缺失或错误的13篇序跋进行了初步的校正。综上所述,《中国医籍考》是日本学者编着而成的中医目录集大成之作。此书的编撰与流传,是中日医学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在考证中国医学着作的传承、源流等方面也具有极大价值。丹波父子在编撰《中国医籍考》时,采用辑录体的编纂体例,取材广泛,旁征博引;对收录的引文多数都信而有征,所述按语多在求证事实。这种编撰方式,体现了丹波父子彰往而知来、追本而求实的编纂思想。尽管《中国医籍考》书中仍然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对此书进行研究,能够为现代中日医学交流、中医学术源流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陈路遥[3]（2021）在《蒙药安神补心六味丸组方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回顾性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基于安神补心六味丸的组方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回顾性分析,初选安神补心六味丸的临床适应病证并局限治疗范围,为其精准临床定位提供理论依据和临床应用数据。研究方法:首先在蒙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文献学和考据学研究法,系统查阅和梳理历代文献,考证安神补心六味丸的组方源流,分析其组方依据、组方结构和组方特色,再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梳理安神补心六味丸的组方配伍理论,总结其核心功效和主治病证,为精准临床定位提供理论依据;其次采用病例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三家医院5年（2015年1月-2019年12月）用安神补心六味丸治疗的住院患者电子病历,提取患者的基本信息、诊断信息和用药信息,利用Microsoft Excel 2019做描述性分析,IBM SPSS Modeler 18.0做关联规则分析,为精准临床定位提供临床应用数据。最后结合组方配伍理论和临床应用数据,初选安神补心六味丸的临床适应病证,局限治疗范围。研究结果:（1）组方理论研究:①组方源流:经文献收集与查证,收录安神补心六味丸的文献共有19部;本方首载于1971年的《蒙药验方》,原方名“宝荣宁-6”,主治心慌、心脏不适引起的气短;199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分册》将本方正式定名为“安神补心六味丸”,有祛“赫依”,镇静功效,主治心慌,气短;虽然文字记载较晚,但本方在1971年前就已被广泛用于临床;本方共有11个方名,均以方中君药或方剂功效命名;方中六味药物基源和剂量配比稳定,一般制为每丸3g或5g的蜜丸,每次服用1丸,每日1到3次不等,用温开水或蜂蜜水送服,无服药禁忌的记载。②组方依据:安神补心六味丸主治赫依盛型心悸症、赫依性激荡和赫依性心刺痛等心赫依病,其核心病机为病变赫依客于心脏,常见心慌,心悸,心胸疼痛,头晕,耳鸣,失眠,情绪不稳,舌干燥,尿清泡沫多等症;治疗以镇赫依为基本原则,配以补心止痛、镇静安神、解郁除烦。③组方结构:安神补心六味丸以野牦牛心（牛心）为君,丁香、肉豆蔻、广枣为臣,枫香脂为佐,木香为使,全方效重、腻,味辛、甘、苦,镇赫依的同时又能清希拉,是消化味和药物功能相符的性温方;六药相伍,既可镇赫依,又能补心、止痛、镇静。④组方特色:选药配伍具有功能组方和标本兼治的特色,善用野牦牛心（牛心）此类动物脏器药达到以补为养的目的,利用镇赫依的功能和使用治疗郁症的高频药物发挥形神同调的治疗效果。综上,安神补心六味丸以镇赫依为核心功效,兼能补心止痛、镇静安神、解郁除烦,是治疗心赫依病的良方。（2）临床应用回顾性研究:共收集3家医院5年病例5796例,剔除病历信息不完整病例14例,入院诊断疾病不符合安神补心六味丸适用范围病例3443例,最终获得病例2339例用于分析。结果显示,安神补心六味丸临床应用情况为:①使用人群:临床使用人群无显着性别差异,以中老年患者为主,年龄集中在46-69岁和69岁以上,平均年龄为61.52±12.68岁。②应用科室:应用科室分布广泛,但主要用于脑病科、心身医学科、心病科、针推科及肺病科五个科室。③主要治疗疾病:西医诊断为冠心病、脑梗死和高血压病,蒙医诊断为心刺痛、萨病和白脉病,病程以一年以上居多。④主要治疗症状:头晕,头痛,气短,胸闷,心悸,胸痛,乏力,心慌,失眠,胸部不适;关联规则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应用症状组合主要为“头痛+头晕”和“胸闷+气短”。⑤蒙医辨证:描述性分析及关联规则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应用证型主要为“赫依偏盛伴希拉紊乱”;主要舌象为舌淡红、苔薄白;主要脉象为弦、虚、微、滑、数;主要病位在心、肝和白脉;病因主要为赫依、希拉和血。⑥服用天数、单次用药剂量及给药时辰:服用天数最长为150天,最短为1天,但集中于8天、7天和7天以内;最多的单次使用剂量是2粒,单次剂量平均值为6.8粒,中位数为5.5粒;给药时辰常在晚上,其次是早上。⑦合并用药:沉香安神散是最常用的药引;从用药频次分析,联用蒙成药最多的是珍宝丸,其次是沉香安神散和檀香三味汤;关联规则结果显示,最常合并使用2种蒙成药的组合是“珍宝丸+檀香三味汤”“珍宝丸+扎冲十三味丸”和“珍宝丸+草果四味汤”;最常合并使用3种蒙成药的组合是“珍宝丸+沉香安神散+檀香三味汤”。研究结论:结合安神补心六味丸的组方配伍理论和临床应用数据认为,本制剂为镇赫依之经典制剂,具“双心同调”与“心脑同治”的治疗优势,其临床适应症为头痛,头晕,胸闷和气短;蒙医治疗优势病种为赫依偏盛伴希拉紊乱的心赫依病;西医治疗优势病种为心脑血管病合并精神心理障碍。
陈雨露[4]（2021）在《药用墨的古代文献研究》文中指出目的药用墨不仅具有书画的功能,更具有珍贵的药用价值,其入药的历史悠久,是独具东方特色的一味中药材。药用墨止血的作用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它还有许多其他的功效被人们忽略。基于此,本课题选择研究药用墨的古代文献,系统整理历代本草、方书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有关药用墨的论述,进行分析讨论,从墨的形成探讨其药用的发展历程,明确药用墨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为临床应用药用墨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中医文献学与现代统计学方法,以“墨”为关键词,以《中华医典》和《中医方剂大辞典》为文献主要来源,检索历代本草文献中有关药用墨的名称、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相关内容,历代方书文献中含墨药方的相关记载,并参考制墨学文献的有关论述,其中天然墨或非制墨工艺制成的墨类不纳入检索范围,建立含墨药方的数据库,并总结药用墨的发展史,分析墨的药性及临床应用特点。结果（1）药用墨的名称及种类:历代文献中有289条关于药用墨的墨名的记载,其中京墨（123条）、香墨（108条）、松烟墨（25条）、金墨（12条）、松墨（5条）、川墨（4条）、徽墨（4条）、光墨（3条）、油烟墨（2条）、易墨（1条）、歙墨（1条）、松烟细墨（1条）,共计11种药用墨的名称,而药用墨的种类可分为松烟墨和油烟墨2类。（2）药用墨的性味归经:历代有22条“墨性”的相关记载,其中认为药用墨“性温”者19条（86.4%）,药用墨“性凉”者2条（9.1%）,药用墨“性平”者1条（4.5%）。历代29条“墨味”的记载,均以“辛”味为主。清代黄宫绣《本草求真》最早提出药用墨的归经,清代共有3条关于药用墨归经的记载,归肝经3条、心经1条、肾经1条、肺经1条。（3）药用墨的功效和应用:现存最早记载药用墨功效的本草类文献是宋刘翰、马志等编着的《开宝本草》。从宋到清代共有32部本草类文献记载了药用墨的功效,按出现的频次以止诸血（31）、点物芒入目（23）、敛疮生肌（19）、行瘀（16）、解毒消肿（14）、镇惊定心（10）、利小便（3）等最为常见。最早应用药用墨在临床治疗的是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从魏晋至清代129部方书类文献中共收录450首含墨药方,包括27首用墨单方和423首含墨复方,这些含墨药方的主治病证范围涉及54种,最常见于血证（66首,14.6%）、风疾（56首,12.4%）、积聚（48首,10.6%）、产后病（45首,10.0%）、小儿惊风（40首,8.9%）、疮疡（33首7.3%）等。结论（1）我国人工制墨出现在西周至先秦时期,东晋才有关于以墨治病的记载,直到宋代,药用墨方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再经历金元的发展低谷后,明清时期药用墨又逐渐兴起。历代临床药用墨的种类有松烟墨、油烟墨两种,以松烟墨为主,所用药用墨以京墨和香墨居多。（2）药用墨“性温”是历代医家的普遍认识,本草类文献中还有关于药用墨“性凉”“性平”的记载,其立论可能与应用的疾病、所用的制墨原料和炮制方法有关。古代文献中关于药用墨的归经记载为心、肝、肺、肾经,药用墨在治疗心、肝、肺、肾的相关疾病中有一定作用。（3）药用墨的功效主要缘于制墨中所用的烟料、胶和添加的配料,其作用原理主要与墨中炭素和胶类的促凝血作用以及配料本身的功效有关。药用墨应用于临床主要缘于其“止血”的作用。除此之外,药用墨还具有行瘀、敛疮生肌、解毒消肿、清热镇惊的功效。古代临床中药用墨常用于血证、风疾、积聚、产后病、小儿惊风、疮疡等疾的治疗,根据药方中墨的用量情况来看,药用墨在治疗血证和疮疡类疾病中有突出作用。（4）以年远烟细的松烟墨入药是多数古代医家对药用墨的认识,但也有少量文献记载表明古人在临床治疗中使用过油烟墨,而现代有些中药材标准、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规定有用油烟制墨的情况,临床药用墨中也不乏桐油烟的使用。仅从油烟墨的结构来看,其已经达到入药的标准,但还需要更多药理研究加以佐证。
黄天骄[5]（2020）在《生育视域下的古代医学与女性身体》文中提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身体史”概念日趋常态化,随着西方汉学热潮、大陆社会史的振兴以及新史学的蓬勃发展,许多“身体史”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其中不乏对女性身体的关注。生育一直是古代女性的重要职责,本研究从房中求子、妊娠之验与安胎、分娩技术与稳婆群体、哺乳行为及乳母的历史境遇等几个方面,探讨生育行为中蕴含的女性身体认识与古代医学发展的关系。从现存史料来看,中国的房中术从先秦到明清一脉相承,最基本的原则、技巧和诉求始终不变。房中书籍对身体的描述总是详于女而略于男,尤其对女性的动作、声音、表情、甚至分泌物,描绘细致,保存了大量女性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史料,为正统医书所不及。天道观的思想渗透在整个医学领域也渗透在房中书中,生命始于怀孕,季节、天气、方位等因素决定交合的时机。近世医学对于无子成因、种子时日与生男生女等问题多有创见,“暗经”与“五不女”构成了求子的两个极端。前者一生无月经却能受孕生子,对照现代医学理论,很可能是古代早婚与不节制生育留下的身体记忆,今己罕见;后者的提出使无子病因从道德问题进一步走向医学化。诊断妊娠以“手少阴脉动甚”“阴搏阳别”“身有病而无邪脉”“浮沉等正”四种脉法为代表,此外有一些辅助验胎法。尽管书面语言无法反映脉诊的实际原理,但许多医案确实记录了妊娠误诊的存在,这些医案发生的时代正是脉诊理论成熟、妇人脉法己产生的明清时期。养胎方面,从张仲景、王叔和,到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完成了从零散的实践经验到系统理论的转化,而禁食兔肉与忌见优伶等习俗则反映了“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方式。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宋代开始流行“入月预备药物”,以备不虞。尝试还原这些器物与药物的用处,可以重构分娩的历史场景。医家提出多种分娩姿势,与其视为对生产体位的要求,不如视为针对不同体位建议最佳姿势。产科在宋代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产科医生。杨子建《十产论》提出处理横产、倒产、偏产等十种胎位异常及脐带缠绕的外治手法,使许多产妇摆脱困厄。稳婆,是产妇分娩不可或缺的参与者,通常指以接生为业的妇女。宋代以来的医书虽屡言及稳婆,但对她们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相当一部分医家认为,女性分娩属于自然过程,稳婆不当的助产方式是她们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贪财好利。大多数医家建议,择稳婆应首选年老稳重、经验丰富者。采取“但要我用他,不可他用我”的态度。另外一些记载展示出男性医家与稳婆互相配合,共同探索助产技艺的情形。医家对于民间稳婆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世产科的发展趋势,即产科理论与实践领域的脱节。医家一味排斥刀割之用,是在生产应顺其自然的理论指导下对具体实践技术有效性的否定。性别因素、医学发展的内部争论、文学形象与历史实际的差异是我们重新评价稳婆时须考虑的因素。为初生婴儿拭口去毒,是哺乳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古代医家认为,胎儿妊娠过程当自母体承得一种热毒,为未来染病之源。断脐时间、工具方法、所留长度及断脐后护理,均有一定法度可循。脐带联结母婴双方,对于难产、血运、气脱、胞衣不下等危急情况的救治,如何断脐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乳养方式代表每个社会育婴文化中最基本、最普遍,也最核心的一环。乳汁的成分和质量直接反映了哺乳期母亲的营养健康,近世医者认为乳汁还可以反映母亲细微的心理活动与性情好恶,影响并传递给乳儿。故其主张对乳母进行严格的约束,以求保养幼婴。婴儿娇弱,不便服药,古代医家即让母亲或乳母代为服用,再以吸收了药物的乳汁哺育婴儿,是为酿乳,酿乳药的服用方法大约分为乳母服与母子同服两类。一般家庭无力雇佣乳母,只能依靠亲友协助。乳母以她们的乳汁与温婉的母性关怀谋求生计,因服务对象不同,生存境遇差别明显。育婴堂的史料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牵动着社会发展,有助于我们反省传统中国如何认识女性,对待女性,及中国人的医疗救济、身体观念。
刘梦婷[6]（2020）在《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以来,传教士的东来打开了我国医学传教的窗口,社会上层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清中期广州地区成为传教士医学传播的策源地,医学开始向下发展,推进了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繁荣发达的上海社会、日渐兴起的文人群体、不断完善的报刊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新闻传播业发展。在传教士的示范作用下,教会医院、西医人才数量增多,国人学习西医、开业行医、创办医校的规模也日渐壮大。报刊传播西医、宣扬西医知识成为主流,在中西医冲突背景下,蓬勃发展。1927年至1937年是近代上海医药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报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思想交织碰撞。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卫生月刊》、药商创办的《新医药刊》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申报·医药周刊》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开创西医知识传播的新平台,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医药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的转变看,早期由国外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引入,并主导传播。伴随着国内医学院校、医药社团的组织创办,国人开始学习、传播西医日益成为近代上海西医传播的主流。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专业深奥的西医知识逐渐被民众日常的卫生知识、健康知识所取代,西医知识的大众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趋势,民众开始参与医药知识的讨论,并影响医药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志向。从传播的受众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过程中,其受众主要包括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中西医师、身患疾病的患者、报刊订户以及依靠报刊进行商品营销的广告商等,通过读者来函或医药问答的方式,传递作为读者的疑问与诉求。从传播的效果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受众有限,停留于医患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表面,能够阅读刊物的也仅是一些具备阅读水平和医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仍游离于知识传播的范围内。但我们亦不可忽略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价值。报刊传播西医知识传递了科学准确的西医专门知识,干净清洁的公共卫生观念,形成了医师在开业行医过程中的规范,转变了民众的就医观念和就医行为,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贾卓娅[7]（2019）在《性病防治与牧区社会重构 ——以1950-1966年内蒙古为例》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性病（尤其是梅毒）在内蒙古牧区呈现燎原之势,一时难以遏制,不仅严重摧残牧民身体健康,危及民族繁衍,而且阻碍了牧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牧区性病泛滥有其背后复杂深刻的因素。首先,封建反动统治下的牧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萎缩的状态,公共卫生资源异常匮乏,广大牧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力接受正规治疗,这是性病肆虐的经济基础。其次,牧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牧民对性病缺乏科学认识,这成为性病在牧区流行的思想根源。再次,牧区传统宗教（喇嘛教）束缚力和惩戒力减弱,婚姻出现畸形化,加之内蒙古地区娼妓业较为兴盛,这成为性病蔓延的现实条件。内蒙古牧区性病流行的严重现实折射出牧区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性病不单单再是个人身体上的疾病,而是一种社会疾病。为全面消除性病影响,从1950年起,党和政府在牧区开展了性病防治工作,通过开展宣传动员,组建防治机构,培训防治人员,分阶段进行普查普治、复查复治和补查补治等工作,至1966年牧区重新出现了人丁兴旺、牲畜发达的欢腾景象。性病防治工作作为针对个体的医疗实践,解放了牧区人民的身体;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牧区社会的重构实践,解放了受性病束缚的牧区经济,推动了牧区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实现了牧区传统文化的适时转变和牧区社会建设事业的有序开展。牧区性病问题的解决不仅是针对个体的医疗实践活动,更是国家政权干预下社会问题解决的重要实践。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入手,通过对档案和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理清1950-1966年内蒙古牧区性病防治的历史史实,思考和探究性病防治与牧区社会重构之间的紧密关联。
刘东[8]（2019）在《元朝北京地区民族医学史研究》文中提出元朝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元朝以前的北京地区,基本上是以边疆地区的状态存在的,辽金时期北京地区一度成为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直至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建都,北京第一次成为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当时的北京地区成为多文化交融、碰撞的中心地带。在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地区均为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交汇点,在不同族群的频繁接触中,医学知识与药物实现了互融互通。时至今日,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2011年,“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成为北京的城市精神,体现出北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壮大的漫长过程中的宽广胸怀和开放心态,这种精神和情怀的形成,与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特点息息相关。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北京,以元朝民族医学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史为入手点,梳理和勾勒这一时期民族医学和汉族中医学在北京地区的交流与融合,期待以此个案研究展现北京文化“多元融通”和民族“和合共生”的独特魅力。元朝的北京地区承载了元朝“首都”的功能,这一区域内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各方资源的汇聚,以及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都是在“首都”功能下才得以出现的,这也是元朝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一研究为断代史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元朝,即1271-1368年,兼及1206-1271年的大蒙古国时期。今天的“北京”在元朝及其以后均经历了所辖区域一系列在地理范畴上的变化,而“民族医学”的概念更是晚出,两者都不是元朝当时所使用的称呼。本研究的目的旨在体现元朝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中的历史事件及其分析也均是站在元朝社会历史背景下做出的,但为了更好地表述研究所聚焦的区域和内容,在文题中借鉴了现代的表述方式,以期更清晰地指明研究的主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史学研究的方法,依据的史料主要有4类,第1类是医药古籍;第2类是正史、政书类;第3类是元人文集中的相关史料;第4类是方志、笔记、杂剧类等。同时,利用元朝医药卫生文物遗存展开综合性研究,以便从另一个侧面验证或补充史籍文字的记载。元朝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形成,主要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传统的制度为主体,同时又承袭大量蒙古旧制揉合而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元朝整个社会行政、军事、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其影响也反映在医学领域中。从元朝惠及“医户”的户籍制度中,可以看到元朝统治者对医生的重视,为当时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对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朝医事制度是作为国家医学管理制度存在的,并不是当时元大都这一地域概念所承载的内容,更多体现的是元大都作为当时首都的功能。然而,从这些制度中,尤其是中央相关医学机构的设立中,能够看到元朝多元民族医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承袭金朝太医院的基础上,提高太医院的官职级别和官员品级;扩张补设下属机构,提高架构;在官员民族构成上呈现了多民族共现的局面。②创建专门的回回医机构一一广惠司及回回药物院,用来“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这体现了元朝对回回医学的重视,以及其对非本民族医学极大的包容。③设立御药院,负责煎熬制作药品,并增加了专门管理进贡药品的功能。④在医学教育的管理机构和医学教育的执行机构上,均有所调整,创建医学提举司,首次采用考试来决定行医资格;建立三皇庙学制度,确定医学教学内容,调整医学分科,显示出元朝统治者对医学发展做出的种种努力。元朝北京地区存在的医学主要包括回回医学、汉族中医学和藏医学。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进入大都,带来了西方的医学。同时大都作为元朝陆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和终点站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大量的商品和药物在大都汇聚。在此历史背景下,民族医学与汉族中医学互相有所融合,汉族中医学也对民族医学的精华进行了吸收。①《饮膳正要》一书所承载的内容为食疗学营养学内容,食物是民族交流的名片,是带动文化互通、科技互通的有效媒介,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②在蒙古西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回回药方》应运面世,其内容大多承袭阿拉伯医学（希腊医学）与波斯医学,撰写方式采用汉例,体现了中外医学的交流与融合。③汉族中医学立足于本身原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民族医学的精华,如《御药院方》广用香药于美容领域;元代骨伤科首次成为独立的一科,《世医得效方》将骨伤科单独论述,这体现了骑射民族的特点。④藏蒙医学的交流在这一时期的相关史料中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详细记载,然而,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可以清晰看到藏医学在北京地区的发展,以及对蒙医学产生的影响,说明元朝藏医学开始播撒并深植于北京地区的民族文化之中。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大一统前提下民族医学多元共存和互相促进的格局。元大都医药文物与墓葬遗存也可以展示这一时期北京地区民族医学的风貌。目前己知的相关文物十分有限,关系比较密切的有耶律楚材墓和万松老人塔,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以及铁可父子墓。通过耶律楚材墓及铁可父子墓,可以更深地了解元朝的政治特点、医事制度和丧葬习俗;元朝对于天圣针灸铜人的修复使其得以更好地保存和利用,对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体现了元朝统治者对于医学的重视,亦是对汉族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元朝遗存的医事文物虽然不多,但是也能展现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的特点。此外,通过搜集和挖掘各种史料中的零散记载,可从另外一些侧面看到元朝北京地区民族医学的特点。例如,在法医学方面,出现了现存最古老的验尸文件《检尸法式》,是记载尸体外表检验结果与结论的官方文件。元朝政府在刑部司狱司中设有医生,专门为病囚治病。元杂剧作为元朝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戏曲形式,承载了部分医药内容。在饮食上,蒙古族入住北京后,在保持其特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承袭了宋、金两朝饮食生活的礼仪制度,接受了汉人的饮食文化。在日常生活卫生方面,元代皇宫中设有多处浴室和厕所;在城市建设上,元大都建立了先进的排水设施;在丧葬方式上,元大都在葬俗上承袭了金中都之例,贫民百姓和一些汉人贵族官吏多采用火葬;一些少数民族,如铁可为色目人,却依汉人的埋葬习俗,进行土葬。综上所述,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同时与外界又有着广泛交流的时代,在繁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既输出了中国的文化,又吸收了外来的文化,从而使其科技、文化都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朝代中,北京地区成为各民族医学汇集的核心区域,这种汇集不仅仅是医学本身的,也表现在医事制度、医学文化,甚至是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和卫生习惯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同民族医学知识的交流与融合,用其不同的展现方式,贯穿于元大都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汉族中医学、回回医学、藏医学等交汇在一起,多元并存,兼容并包,和谐发展。在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上,上承唐宋,兼容辽金,结合元朝自己的制度;参与医学实践的人物,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各自发挥了自己的医学特长,用不同的方法诊治疾病;在治病手段上,药治、食疗、针灸、外治,异彩纷呈,有些未见载于中医古籍;在药物的运用上,既有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药物,也有不同民族独立使用的特色药物;在方剂的使用上,有许多不见载于中医古籍的方剂;在医学成就上,既有多元食疗文化知识的结晶——《饮膳正要》,也有吸取了阿拉伯医学的经验而骨伤科发展的《世医得效方》;在遗址遗存,或多或少的佐证了文献的记载。通过对元朝北京地区民族医学史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北京对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城市特性。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民族医学的交流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元朝北京地区各民族医学交融的历史将为深化各国各民族医学交流,互通友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益的借鉴。
郭妍[9]（2018）在《中医药期刊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医药期刊是记录和保存中医药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药学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媒介。研究中医药期刊的总体发展史,既能够反映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某些特点,又能够揭示中医药学术交流的特征和趋势。鉴于此,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医药期刊在发展进程中呈现的各种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中医药期刊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并尝试探寻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方向。本研究搜集从1897年至2017年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共568种,考察期刊创刊数量,并按照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作为参照系,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分为七个阶段,即萌发期（1897年-1920年）、数量上的繁盛期（1921年-1937年6月）、低谷期（1937年7月-1949年9月）、恢复期（1949年10月-1959年）、曲折发展期（1960年-19 75年）、复兴期（1976年-1995年）、平稳发展期（1996年至今）。本研究从形式特征、类别分布特征、刊名特征、内容特征等方面阐述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特征。其中形式特征从中医药期刊生存状态、刊期情况、地域分布情况和文章合着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类别分布特征从中医药期刊的总体类别情况和中医药学术类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刊名特征从中医药期刊刊名的变迁和深刻寓意等方面进行论述,内容特征通过考察各个发展阶段的栏目设置情况予以呈现。在阐述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本研究对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阐述了中医药期刊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助力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指出中医药期刊在发扬中医药传统特色、鼓励学术评论与争鸣、促进中医药知识普及推广、保障文章质量和专题策划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探寻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方向,以期为中医药期刊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
袁婷[10]（2016）在《中国传统医学疗法起源研究—《异法方宜论》的跨学科解读》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在中国医史领域中关于传统医学的起源研究目前处于原地踏步状态。究其原因与传统医学起源研究的史料、方法和思路的缺乏有关。本研究从《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的医学疗法起源五方观入手,借鉴文化区系理论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提出破解中国传统医学起源研究史料和方法匮乏的新思路,以期推动传统医学起源研究的发展。研究方法本研究将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应用于传统医学起源研究领域,提出以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科技史、民族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神话学、哲学、宗教学（道教）等领域为研究视角,重新解读《素问·异法方宜论》的医学疗法起源五方观。研究成果研究发现五种医学疗法分别起源于五个方位的不同民族。艾灸疗法起源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上古砭石疗法起源于东方东夷部族;九针疗法起源于南方百越部族;毒药疗法起源于西方古羌族;导引按蹻疗法起源于中央华夏部族。研究结论本研究突破传统的医学起源观点,提出全新的中国传统医学疗法“五方起源假说”;提出《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是目前有文字记载的我国最早的关于医学疗法起源的记录,并据此提出了重构上古先秦医史的设想。
二、三年来蒙医史研究之概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年来蒙医史研究之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医籍考》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成书经过及流传情况 |
| 学术贡献 |
| 具体内容 |
| 1 前言 |
| 1.1 中日医学交流概况 |
| 1.2 江户时代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
| 1.3 江户时期汉籍在日本的传播 |
| 1.3.1 输入汉籍规模 |
| 1.3.2 输入医籍数量 |
| 1.3.3 汉籍的翻刻与流传 |
| 1.4 日本医学考证学派的兴起 |
| 1.4.1 后世派与古方派的对峙 |
| 1.4.2 日本儒学考证学派的影响 |
| 1.5 丹波家族与江户医学馆 |
| 1.6 丹波父子与《中国医籍考》 |
| 1.7 小结 |
| 2 概述 |
| 2.1 编撰体例 |
| 2.2 版本的传承流变 |
| 2.2.1 钞本流传 |
| 2.2.2 刊刻传播 |
| 2.2.3 补充完善 |
| 2.3 现存重要版本简述 |
| 2.3.1 和多田贡钞本 |
| 2.3.2 日本东京国本出版社影印富士川游家藏钞本 |
| 2.3.3 中西医药研究社据东京国本出版社影印本 |
| 2.3.4 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 |
| 2.4 小结 |
| 3 收录医籍研究 |
| 3.1 采录医籍数量统计 |
| 3.2 采录医籍来源分析 |
| 3.2.1 明确出处的医籍来源 |
| 3.2.2 未载出处的医籍来源 |
| 3.2.3 医籍来源分析 |
| 3.3 采自目录书中的医籍研究 |
| 3.3.1 《汉书·艺文志》 |
| 3.3.2 《隋书·经籍志》 |
| 3.3.3 《旧唐书·经籍志》 |
| 3.3.4 《崇文总目》 |
| 3.3.5 《新唐书·艺文志》 |
| 3.3.6 《通志·艺文略》 |
| 3.3.7 《宋史·艺文志》 |
| 3.3.8 《国史经籍志》 |
| 3.3.9 《医藏书目》 |
| 3.3.10 《明史·艺文志》 |
| 3.4 小结 |
| 4 引录文献类别分析 |
| 4.1 来源可循的文献 |
| 4.1.1 目录书 |
| 4.1.2 地方志 |
| 4.1.3 医书 |
| 4.1.4 其他 |
| 4.2 难以溯源的引录文献 |
| 4.3 小结 |
| 5 引录序跋文研究 |
| 5.1 引录序跋情况 |
| 5.1.1 “存”“阙”医书载录序跋 |
| 5.1.2 “佚”与“未见”医书序跋 |
| 5.2 节选序跋内容分析 |
| 5.3 引录序文中的讹脱文字校正 |
| 5.3.1 杨玄操“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自序” |
| 5.3.2 贝琼“医镜密语序” |
| 5.3.3 徐时行“伤寒撮要序” |
| 5.3.4 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自序” |
| 5.3.5 邹善“岭南卫生方序” |
| 5.3.6 朱撝“心印绀珠经序” |
| 5.3.7 贺万祚“医宗粹言序” |
| 5.3.8 祝登元“心医集自序” |
| 5.3.9 刘威“医说佛乘序” |
| 5.3.10 陈士铎“洞天奥旨自序” |
| 5.3.11 袁黄“痘疹丛书序” |
| 5.3.12 孟继孔“治痘详说自序” |
| 5.3.13 翟良“痘科类编释义自序” |
| 5.4 小结 |
| 6 分析讨论 |
| 6.1 《中国医籍考》采录书籍排除标准 |
| 6.1.1 参考目录学着作 |
| 6.1.2 丹波氏治学理念 |
| 6.2 丹波父子编纂思想 |
| 6.2.1 彰往而知来 |
| 6.2.2 追本而求实 |
| 6.3 《中国医籍考》的不足之处 |
| 6.3.1 收书有所欠缺 |
| 6.3.2 体例不够完备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医籍考》引录序跋统计表 |
| 附录2: 《中国医籍考》录有序跋的医书情况调查表(393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蒙药安神补心六味丸组方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回顾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文献综述 |
| 一、安神补心六味丸单味药药理活性研究概况 |
| 1.1 木香药理活性研究 |
| 1.2 枫香脂药理活性研究 |
| 1.3 丁香药理活性研究 |
| 1.4 肉豆蔻药理活性研究 |
| 1.5 广枣药理活性研究 |
| 1.6 牛心药理活性研究 |
| 二、安神补心六味丸质量标准研究概况 |
| 三、安神补心六味丸临床研究概况 |
| 四、中药制剂临床定位研究概况 |
| 4.1 中药制剂临床定位的概念 |
| 4.2 中药制剂临床定位不清的原因 |
| 4.3 明确中药制剂临床定位的意义 |
| 4.4 中药制剂临床定位确定的原则 |
| 4.5 中药制剂临床定位确定的方法 |
| 五、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安神补心六味丸组方理论研究 |
| 一、组方源流考证 |
| 1.1 方源考略 |
| 1.2 方名考释 |
| 1.3 组成剂量考 |
| 1.4 功效主治考 |
| 1.5 制备用法考 |
| 1.6 小结 |
| 二、组方依据分析 |
| 2.1 赫依的概念 |
| 2.2 心赫依病的概念 |
| 2.3 心赫依病的病因病机 |
| 2.4 心赫依病的证候表现 |
| 2.5 心赫依病的治法治则 |
| 2.6 “镇赫依”及“祛赫依”使用探讨 |
| 2.7 小结 |
| 三、组方结构阐述 |
| 3.1 蒙药药味、药性及药效概念 |
| 3.2 安神补心六味丸单味药药味、药性及药效 |
| 3.3 安神补心六味丸组方结构分析 |
| 3.4 小结 |
| 四、组方特色探析 |
| 4.1 功能组方,标本兼治 |
| 4.2 以补为养,形神同调 |
| 4.3 小结 |
| 五、组方理论研究结果 |
| 第二章 安神补心六味丸临床应用回顾性分析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对象 |
| 2.1 病例来源 |
| 2.2 纳入标准 |
| 2.3 排除标准 |
| 三、研究方法 |
| 3.1 数据采集及管理 |
| 3.2 采集内容 |
| 3.3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3.4 分析内容 |
| 3.5 统计方法 |
| 四、病例数据收集统计流程图 |
| 五、临床应用回顾性分析结果 |
| 5.1 基本信息 |
| 5.2 诊断信息 |
| 5.3 用药信息 |
| 5.4 安神补心六味丸与主症的关联规则分析 |
| 5.5 安神补心六味丸与证型的关联规则分析 |
| 5.6 安神补心六味丸联用蒙成药关联规则分析 |
| 5.7 小结 |
| 讨论 |
| 一、安神补心六味丸组方理论分析 |
| 二、临床应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 |
| 三、安神补心六味丸使用人群特征分析 |
| 四、安神补心六味丸应用病证特征分析 |
| 4.1 蒙西医诊断分析 |
| 4.2 主症分析 |
| 4.3 蒙医辨证分析 |
| 五、安神补心六味丸临床用药特征分析 |
| 六、安神补心六味丸的治疗优势在于“双心同调”和“心脑同治”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药用墨的古代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1部分:药用墨的本草文献记载与含墨方剂应用概况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资料 |
| 1.2 关键词 |
|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1.4 文献整理与分析 |
| 2 药用墨的本草类文献研究结果统计与分析 |
| 2.1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性味分析 |
| 2.2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归经分析 |
| 2.3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功效分析 |
| 2.4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烟料分析 |
| 2.5 本草文献中药用墨的毒性分析 |
| 3 含墨药方的研究结果统计与分析 |
| 3.1 魏晋时期(220-420 年) |
| 3.2 唐代(618-907 年) |
| 3.3 两宋时期(960-1279 年) |
| 3.4 金元时期(1115-1368 年) |
| 3.5 明代(1368-1644 年) |
| 3.6 清代(1644-1912 年) |
| 第2部分:讨论与分析 |
| 1 墨的起源与发展 |
| 1.1 墨的发展历程 |
| 1.2 制墨原料 |
| 1.3 制墨工艺 |
| 1.4 小结 |
| 2 本草与方书文献中药用墨名归类 |
| 2.1 京墨 |
| 2.2 香墨 |
| 2.3 松墨、松烟墨、松烟细墨 |
| 2.4 金墨 |
| 2.5 川墨 |
| 2.6 徽墨、歙墨 |
| 2.7 光墨 |
| 2.8 油烟墨 |
| 2.9 易墨 |
| 2.10 小结 |
| 3 药用墨性温凉之辨 |
| 3.1 药用墨“性温”考 |
| 3.2 药用墨“性凉”的立论与争议 |
| 3.3 小结 |
| 4 药用墨的归经之辨 |
| 4.1 入心经 |
| 4.2 入肝经 |
| 4.3 入肾经 |
| 4.4 入肺经 |
| 4.5 小结 |
| 5 药用墨的古今功效对比分析 |
| 5.1 止诸血 |
| 5.2 敛疮生肌 |
| 5.3 行瘀 |
| 5.4 解毒消肿 |
| 5.5 镇惊定心 |
| 5.6 清热 |
| 5.7 其他功效 |
| 5.8 小结 |
| 6 药用墨的主治病证分析 |
| 6.1 药用墨治血证的分析 |
| 6.2 药用墨治风疾的分析 |
| 6.3 药用墨治积聚的分析 |
| 6.4 药用墨治产后病的分析 |
| 6.5 药用墨治小儿惊风的分析 |
| 6.6 药用墨治疮疡的分析 |
| 6.7 小结 |
| 7 药用墨的作用原理分析 |
| 7.1 古人“红见黑则止”之说 |
| 7.2 现代中医学解释 |
| 7.3 小结 |
| 8 油烟墨入药考辨 |
| 8.1 油烟不可入药说 |
| 8.2 油烟墨入药之说 |
| 8.3 小结 |
| 9 药用墨的现代应用前景分析 |
| 结语 |
| 1 对药用墨种类和名称的认识 |
| 2 对药用墨性味归经的整体认识 |
| 3 对药用墨功效和主治病证的认识 |
| 4 对药用墨发展的整体认识 |
| 5 本研究的价值 |
| 5.1 对药用墨发展历程的分析 |
| 5.2 对制墨原料和工艺的分析 |
| 5.3 对药用墨性温凉问题进行分析 |
| 5.4 对药用墨归经问题的分析 |
| 5.5 对药用墨功效和主治病证进行分析 |
| 5.6 对油烟墨入药的考辨 |
| 6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墨的药理作用及应用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 攻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5）生育视域下的古代医学与女性身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绪论) |
| 一、“身体史”的确立 |
| 二、“女性身体史”的开创与推进 |
| (一) 西方译着 |
| (二) 大陆社会史的振兴 |
| (三) 台湾新史学:从“疾病、医疗与文化”到“身体的历史”专号 |
| (四) “身体史”的层次与根植领域 |
| 三、聚焦“生育” |
| 四、本文的设计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房中求子 |
| 第一节 文本流传与身体的性别差异 |
| 第二节 求子之道 |
| 一、择女 |
| 二、时机 |
| 三、技巧 |
| 第三节 近世的反思 |
| 一、性习俗与乏嗣成因的探讨 |
| 二、关于种子时日 |
| 三、关于胎儿性别 |
| 四、生育的两极:“五不女”与“暗经”者 |
| 第二章: 神秘的妊娠 |
| 第一节 妊娠的判断 |
| 一、脉诊验胎史料钩沉 |
| 二、脉法与性别 |
| 三、妊娠本质的疑问 |
| 第二节 经脉学说与分经养胎 |
| 一、作为经典的经脉理论 |
| 二、关于分经养胎的文献记载 |
| 第三节 母体的神性 |
| 第三章 分娩与稳婆 |
| 第一节 分娩习俗与医疗技术 |
| 一、几个重要的习俗 |
| 二、分娩体位 |
| 三、外法救治难产的探讨 |
| 第二节 稳婆群体 |
| 一、稳婆的诸多职能 |
| 二、对稳婆的评价 |
| 第三节: 负面形象成因与稳婆的再评价 |
| 一、拆胎: 暴行还是创举? |
| 二、批判: 性别还是技术? |
| 三、刻板形象: 艺术还是医学? |
| 第四章 哺乳之道 |
| 第一节 哺乳前准备及传统乳儿法 |
| 一、两项重要准备工作 |
| 二、传统乳儿法 |
| 第二节 乳母 |
| 一、择乳母标准 |
| 二、酿乳法 |
| 三、不同社会层级之乳母实例 |
| 断乳: 生育之职暂告段落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及引用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结构安排与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西医知识传播缘起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的西医传播 |
| 一、西医传播的社会环境 |
| 二、传播者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上海西医 |
| 第二节 医药报刊的探索与发展 |
| 一、科学报刊与早期西医传播 |
| 二、西医刊物的概述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报刊传播中的西医知识 |
| 第一节 政府与卫生:《卫生月刊》中的西医传播 |
| 一、由《卫生季刊》到《卫生月刊》 |
| 二、以“卫生”为导向的知识传播 |
| 三、西医知识的多元讲述方式 |
| 第二节 商业与营销:《新医药刊》中的西药传播 |
| 一、新亚制药厂和《新医药刊》 |
| 二、相时而动:星牌药品的宣传与营销 |
| 第三节 媒介与健康:《申报·医药周刊》所见西医知识 |
| 一、《申报·医药周刊》概况 |
| 二、西医知识的介绍、宣传 |
| 三、医学论争:关于煤油治肺痨的个案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医知识传播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反响 |
| 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二、编读之间的互动化 |
| 第二节 西洋医学技术的传播和接纳——以X光技术为例 |
| 第三节 近代上海的医学观念变迁 |
| 一、西医知识传播与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二、传统医药观念与中医科学化 |
| 三、医师道德的社会规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7）性病防治与牧区社会重构 ——以1950-1966年内蒙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依据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5 资料来源与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资料来源 |
| 1.5.2 相关概念界定 |
| 2 牧区性病的流行 |
| 2.1 牧区性病流行的严重现实 |
| 2.1.1 性病流行的概况 |
| 2.1.2 性病流行的特点 |
| 2.1.3 性病流行的危害 |
| 2.2 牧区性病流行的成因 |
| 2.2.1 经济基础:牧区卫生资源缺失和牧民生活水平低下 |
| 2.2.2 思想根源:牧区民众对性病缺乏科学认识 |
| 2.2.3 现实条件:牧区宗教束缚力减弱和婚姻出现畸形化 |
| 3 牧区性病的防治 |
| 3.1 牧区性病问题进入新政权的视野 |
| 3.1.1 政府对性病问题的关注 |
| 3.1.2 性病防治前的准备工作 |
| 3.2 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展开 |
| 3.2.1 普查普治阶段(1950-1956 年) |
| 3.2.2 复查复治阶段(1957-1961 年) |
| 3.2.3 补课扫尾阶段(1962-1966 年) |
| 3.3 性病防治过程中的问题 |
| 3.3.1 诊断与治疗方法的反复 |
| 3.3.2 医务人员思想上的波动 |
| 3.3.3 牧区民众情绪上的抵触 |
| 3.4 牧区性病防治的成效 |
| 3.4.1 患病率大幅度下降 |
| 3.4.2 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
| 4 性病防治对牧区社会重构的影响 |
| 4.1 牧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 |
| 4.1.1 畜牧业生产恢复发展 |
| 4.1.2 牧民生活显着改善 |
| 4.2 牧区基层政权建设逐步加强 |
| 4.2.1 牧民对新政权逐渐认可和接受 |
| 4.2.2 中国共产党在牧区的领导地位得以真正确立 |
| 4.3 牧区传统文化渐次革新 |
| 4.3.1 医学文化遭遇更化 |
| 4.3.2 婚姻文化得以变革 |
| 4.3.3 卫生观念开始转变 |
| 4.4 牧区社会建设有序开展 |
| 4.4.1 社会关系逐步改善 |
| 4.4.2 卫生事业显着发展 |
| 4.4.3 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内蒙古牧区性病防治大事年表”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元朝北京地区民族医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前言 |
| 1 元朝以前北京地区民族医学发展情况概述 |
| 1.1 远古至秦汉时期 |
| 1.2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
| 1.3 宋辽金时期 |
| 1.4 小结 |
| 2 兼具多种文化特点的元朝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确立 |
| 2.1 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与蒙古族旧制的结合 |
| 2.2 户籍制度与医学的发展 |
| 2.3 宗教对元朝社会的影响 |
| 2.4 小结 |
| 3 融合性医事制度的建立 |
| 3.1 太医院地位提升 |
| 3.2 广惠司及回回药物院的创建 |
| 3.3 御药院功能增加 |
| 3.4 医学教育相关机构的调整 |
| 3.5 小结 |
| 4 多元医学汇聚元大都 |
| 4.1 多元食疗文化知识的结晶—《饮膳正要》 |
| 4.1.1 承中华医理,施饮膳正味 |
| 4.1.2 融民族特色,重动物药材 |
| 4.1.3 药膳处方中善用香料 |
| 4.1.4 釆各族珍奇,司宫廷饮膳 |
| 4.1.5 创蒸馏新法,酿优质药酒 |
| 4.2 阿拉伯、波斯医学知识的汇集—《回回药方》 |
| 4.2.1 内容基本承自阿拉伯医学和波斯医学 |
| 4.2.2 撰写方式借鉴传统中医体例 |
| 4.3 外来医学为汉族中医学所吸收与借鉴 |
| 4.3.1 《御药院方》对香药的重视 |
| 4.3.2 《世医得效方》对骨伤科的发展 |
| 4.4 藏医学落地生根 |
| 4.5 小结 |
| 5 医药文物与墓葬遗存 |
| 5.1 耶律楚材墓 |
| 5.2 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 |
| 5.3 铁可父子墓 |
| 5.4 小结 |
| 6 其他 |
| 6.1 法医与狱医 |
| 6.2 元杂剧中的医学内容 |
| 6.3 起居与饮食 |
| 6.4 卫生习惯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医学史料汇编 |
| 附录2 《南村辍耕录》医学史料汇编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医药期刊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挖掘中医药期刊的文献研究价值 |
| 1.1.2 呈现中医药期刊的史学研究价值 |
| 1.1.3 促进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和提高 |
| 1.2 中医药期刊史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1 具有“期刊”的基本属性 |
| 1.3.2 具有“中医药”的基本属性 |
| 1.3.3 出版地区为中国大陆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 |
| 2.1 中医药期刊创刊的时代背景 |
| 2.1.1 传统中医药学面临西方医学的严峻挑战 |
| 2.1.2 西医学期刊率先出现 |
| 2.2 中医药期刊的雏形--《吴医汇讲》 |
| 2.2.1 《吴医汇讲》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2.2 《吴医汇讲》的编辑体例和内容 |
| 2.3 中医药期刊发展的历史分期 |
| 2.3.1 中医药期刊的萌发期 |
| 2.3.2 中医药期刊数量上的繁盛期 |
| 2.3.3 中医药期刊的低谷期 |
| 2.3.4 中医药期刊的恢复期 |
| 2.3.5 中医药期刊的曲折发展期 |
| 2.3.6 中医药期刊的复兴期 |
| 2.3.7 中医药期刊的平稳发展期 |
| 3. 中医药期刊形式特征 |
| 3.1 期刊生存状态 |
| 3.1.1 民间团体或个人主持办刊,生存状态以速生速灭为主 |
| 3.1.2 政府参与办刊,仍未完全脱离速生速灭的生存状态 |
| 3.1.3 期刊出版步入正轨,生存状态趋于稳定 |
| 3.1.4 期刊办刊主体向系列化、集群化发展,生存状态稳定 |
| 3.2 期刊刊期情况 |
| 3.2.1 以月刊为主,出版周期不稳定 |
| 3.2.2 刊期逐渐缩短,出版周期趋于稳定 |
| 3.2.3 刊期再次延长,出版周期极不稳定 |
| 3.2.4 以季刊和双月刊为主,出版周期趋于稳定 |
| 3.2.5 以月刊和双月刊为主,刊期呈逐渐缩短的趋势 |
| 3.3 期刊地域分布情况 |
| 3.3.1 萌发自江浙沪地区 |
| 3.3.2 以上海为中心,发展于东南沿海地区 |
| 3.3.3 仍以上海为中心,有向西南地区转移的倾向 |
| 3.3.4 办刊中心向北京转移,初现全国散发的趋势 |
| 3.3.5 以北京为中心,呈现全国散发的态势 |
| 3.4 期刊文章合着情况 |
| 3.4.1 文章以独着为主,合着文章极为少见 |
| 3.4.2 文章以独着居多,合着文章有所增加 |
| 3.4.3 合着文章数量超越独着文章,跨机构、跨地域合着显着增加 |
| 4. 中医药期刊类别特征 |
| 4.1 中医药期刊的主体--学术类期刊 |
| 4.1.1 中医药学术类期刊总体情况 |
| 4.1.2 中医药学术类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 |
| 4.2 中医药宣传推广的重要媒介--普及类期刊 |
| 4.2.1 中医药普及类期刊的初创 |
| 4.2.2 中医药普及类期刊的发展 |
| 4.3 中医药信息资源查找和利用的工具--情报检索类期刊 |
| 4.3.1 中医药检索类期刊的兴起与衰落 |
| 4.3.2 中医药情报类期刊的兴起与衰落 |
| 5. 中医药期刊刊名特征 |
| 5.1 中医药期刊刊名的变迁 |
| 5.2 中医药期刊的一般命名方式 |
| 5.2.1 仅以“学科属性”命名 |
| 5.2.2 以“地域名称+学科属性”命名 |
| 5.2.3 学报类中医药期刊的命名 |
| 5.3 中医药期刊刊名的深刻寓意 |
| 6. 中医药期刊内容特征 |
| 6.1 刊载内容体裁丰富,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 |
| 6.2 刊载内容向纯学术性过渡,中医药传统文体载文量下降 |
| 6.3 以学术性内容为主,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内容激增 |
| 7. 中医药期刊发展总体情况、作用与展望 |
| 7.1 中医药期刊发展总体情况分析 |
| 7.1.1 总体历程分析 |
| 7.1.2 总体形式特征分析 |
| 7.1.3 总体类别特征分析 |
| 7.1.4 总体刊名特征分析 |
| 7.1.5 总体内容特征分析 |
| 7.2 中医药期刊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评价 |
| 7.2.1 传播中医药文化,获取民众之认可 |
| 7.2.2 普及中医药知识,解救民众之疾苦 |
| 7.2.3 搭建中医药沟通平台,促进学术交流 |
| 7.2.4 刊学相辅,助力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 |
| 7.2.5 凝心聚力,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
| 7.3 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方向探寻 |
| 7.3.1 重视传统中医药栏目,发扬中医药特色 |
| 7.3.2 鼓励学术评论与争鸣,发挥期刊学术导向作用 |
| 7.3.3 栏目设置多样化,促进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和推广 |
| 7.3.4 加强约稿力度,保障文章质量 |
| 7.3.5 重视专题策划,发展专栏专刊,鼓励专题专科的集中讨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中医药期刊总目 |
| 附录2: 当前持续出版中医药期刊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个人简历 |
（10）中国传统医学疗法起源研究—《异法方宜论》的跨学科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跨学科视角与医史研究 |
| 1.1 文化区系理论与医学的地域文化 |
| 1.2 以历史地理学为研究视角的医史 |
| 1.3 以区域社会史为研究视角的医史 |
| 1.4 以科技史为研究视角的医史 |
| 1.5 以哲学史、道教史为研究视角的医史 |
| 1.6 以神话学、民俗学为研究视角的医史 |
| 1.7 以人类学、民族学为研究视角的医史 |
| 2.“北方”“艾灸” |
| 2.1“灸焫”疗法与北方草原民族 |
| 2.2“灸焫”疗法与北方草原民族萨满教 |
| 2.3 小结 |
| 3.“东方”“砭石” |
| 3.1 上古砭石疗法与东夷部族 |
| 3.2 上古砭石疗法与神医扁鹊 |
| 3.3 小结 |
| 4.“南方”“九针” |
| 4.1“九针”与南方“百越”部族的文身习俗 |
| 4.2“九针”与“百越”的兵器 |
| 4.3 小结 |
| 5.“西方”“毒药” |
| 5.1 从炎帝神农的“农神”“药神”集一身说起 |
| 5.2“西方者”——羌祖炎帝神农 |
| 5.3 羌族医药传统与“毒药”疗法 |
| 5.4 小结 |
| 6.“中央”“导引按蹻” |
| 6.1“导引按蹻”与中国传统哲学“道气观” |
| 6.2 地处“中央”的“道气”理论和“导引按蹻” |
| 6.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附件 |
四、三年来蒙医史研究之概况（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医籍考》文献研究[D]. 吴佳彧.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3]蒙药安神补心六味丸组方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回顾性分析[D]. 陈路遥.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4]药用墨的古代文献研究[D]. 陈雨露.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21(01)
- [5]生育视域下的古代医学与女性身体[D]. 黄天骄.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6]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D]. 刘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性病防治与牧区社会重构 ——以1950-1966年内蒙古为例[D]. 贾卓娅.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9(03)
- [8]元朝北京地区民族医学史研究[D]. 刘东.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9(01)
- [9]中医药期刊史研究[D]. 郭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8(01)
- [10]中国传统医学疗法起源研究—《异法方宜论》的跨学科解读[D]. 袁婷.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