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冬闲时节 我省农民在忙啥？（论文文献综述）
赵泽中[1]（2021）在《生产与卫生：民国以来山西省农村粪秽处理问题研究（1912-1965）》文中指出粪秽既是农业系统中的生产资料,也是卫生工作中需要处理的不洁之物,粪秽处理由此兼具生产与卫生的双重面相。过往对粪秽处理问题的研究或是从肥料的角度给予关注,或是从污物的层面进行讨论,尚未见到将生产与卫生结合起来的系统考察。此外,对积肥用粪问题的分析较少措意于集体化时期;粪秽清洁的研究对象多局限于城市,未对农村的同一问题进行探讨,无形之中造成研究主题的残缺。有鉴于此,本文试将生产与卫生两种面相结合起来,梳理1912-1965年间山西省农村地区积肥用粪与卫生清洁的变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生产与卫生、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以人畜粪便为主体的农家肥料虽是近代山西农村社会的主要肥源,但在家户、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构成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为改善民族形象、保障国民健康,逐步在农村开展清洁工作,不过其努力受到农民观念、时间、资金等因素的限制,始终效果不彰。中共治理下的肥料工作和清洁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即见萌芽。1949年后在化肥生产能力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中共不断强调农家肥料的重要性,对肥料的积、沤、运、施等环节加以严密组织,有力推动了农业产量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共巧妙地使清洁运动共享着肥料工作的意义轨道和组织资源,并对双方在对象范围、工作时间与处理方法上的矛盾进行调适,使农村粪秽处理呈现出“卫生与生产相结合,卫生为生产服务”的特点,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了农村积肥用粪与环境卫生的同向发展。然而,历史的实践是曲折的,当生产与卫生工作相互脱离甚至违背现实时,粪秽处理亦随即出现偏差,因此集体化时期农村粪秽处理工作在整体进步态势中仍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失衡特征。在高度组织化的肥料工作与清洁运动中,现代性的技术规范和价值观念逐步得到推广,老农、技术干部、劳动和卫生模范等群体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种社会变革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现代和传统的互相连接,也立足于中共的意义构建与持续实践,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由此而空前密切起来。
樊孝东[2]（2020）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往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在研究范畴和视角上,多从宏观层面着眼,微观和个案的考察较为欠缺;在研究时段上,常以1949年为界将边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与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割裂开来。然而,对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一方面,宏观、微观和个案研究应该结合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考察中共乡村治理的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很多制度在边区时期已经进行过实验或已形成雏形,因此不能将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就不能完整地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乡村治理政策和实践。本文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1944—1958）为个案,按照纵向时序对其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追踪和考察。从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开始,到“农业合伙组”阶段的急剧扩张和退组事件,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合并小社成立全村大社与整社,再到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和转为高级社的完整发展历程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主要探析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和特征,包括中共合作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变化,社员入社、退社心态的变化等。并通过对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各个时期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考察,进而探析合作社与国家、社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特例到全国典型的变迁过程。耿长锁及其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人物和示范性村庄,一方面是以耿长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人物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契合了其时国家的政策需要和农民理想。但是,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树立成典型后,随着国家改造和重塑合作社的力度和进程逐步加大和深化,国家与合作社之间的管理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自主权逐步收缩,特别是关系到社员切身利益的地劳分红比例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经营发展与收益分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杨安霞[3]（2020）在《战争年代《大众日报》对沂蒙精神的建构研究》文中认为1939年1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诞生在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沂蒙山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这张深受沂蒙精神滋养的红色报纸,始终走在最前线,见证着惨烈与悲壮,经历着苦难与辉煌,并将战争年代沂蒙精神的雏形完整的记录下来,书写了一个个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故事,担负着践行新闻理想的使命,强化着传承沂蒙精神的自觉,是一张不朽的报纸。基于《大众日报》与沂蒙精神的密切联系,本研究尝试从报刊的角度探究战争年代沂蒙精神的建构。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对《大众日报》在战争年代与沂蒙精神相关的报道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新闻报道进行量化分析、内容分析,从战争年代《大众日报》的办报史实及新闻实践探讨沂蒙精神的建构。研究得出结论:战争年代与沂蒙精神共同成长起来的《大众日报》,其新闻实践是沂蒙精神的真实写照,它完整记录了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民展开为人民谋解放的革命斗争,体现为沂蒙人民的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以及党政军民“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本研究由绪论和四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简要说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综述国内外对《大众日报》、沂蒙精神、《大众日报》与沂蒙精神的研究,并对“大众日报”、“沂蒙精神”、“战争年代”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一部分主要从创刊的历史背景,说明《大众日报》对沂蒙精神的凝聚,大众报人与沂蒙人民的“沂蒙故事”不断融入到历史长河之中,成为沂蒙精神的组成部分,将《大众日报》与沂蒙精神的内在联系具体化。第二部分选取战争年代《大众日报》有关沂蒙精神的报道,从报道数量、报道主题、报道版面、报道体裁、报道地域五个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致力于说明《大众日报》海量新闻报道形成的丰厚史料足以支撑起对沂蒙精神建构的研究,并为后两章节提供定性分析的依据。第三部分从《大众日报》的报道内容探讨沂蒙精神的建构,此为重点章节,旨在从报道内容挖掘沂蒙精神的形成基础和具体表现形式,根据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三解放”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基础,沂蒙精神则具体表现为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党政军民的鱼水关系。第四部分是《大众日报》对沂蒙精神的建构实质和结果呈现,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总结出紧跟政策议程,政策行为内化为自觉行为;讲群众故事,凝聚群众力量;意义建构和故事建构相结合三大特点,以此探讨报刊是如何完成沂蒙精神建构的。自创刊起,《大众日报》始终坚持“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这一办报原则,作为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也正是这样的机遇,它见证、记录并参与了沂蒙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这段历史渊源是宝贵的新闻财富,更是新闻史上的壮举。本文通过对《大众日报》办报史和报道内容的研究,以全新的角度完成了沂蒙精神的建构,进而丰富了沂蒙精神的史料研究,也使党报的角色定位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对激励当下新闻业的新闻实践有着精神层面的指导意义。
陈鑫龙,李汉勇,沈浩[4]（2019）在《朱有勇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时代楷模”》文中指出12月2日,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朱有勇的先进事迹,并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我国着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他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事业,主动来到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承担扶贫任务,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改变了当地贫困落
张宏华[5]（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陈娅飞[6]（2018）在《1949-1956年中共对乡村文化的改造 ——以均县农村业余剧团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乡村文化改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行新国家建设理想、重建乡村社会的战略性举措。广大新区解放后,中共为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开启新中国国家建设征程,开展了全国规模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运动中,作为宣传意识形态、改造乡村民众、鼓励农业生产和发展乡村文化的载体,农村业余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与其名称稍异的是,村剧团并非以演戏为唯一活动的单一乡村文化组织,而是融合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挑起了乡村文化大梁。此外,作为乡村群众业余文化的组织者、实施者,村剧团本身即为党和政府大力倡导下的产物,其建立后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监督、管理下运作,肩负清除旧思想旧文化、发展新思想新文化的重任,从而扮演着改造乡村文化的角色。然而,文化是独特的意义世界,这决定了文化改造的复杂性。在新旧社会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为在乡村社会积极培育新的主流价值文化做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这个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值得探讨的话题。如国家通过宣传在短期内把主流文化价值理念传递到乡村底层并不难,但长期浸润在旧文化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不是能够轻易消化吸收呢?本文以均县农村业余剧团为考察对象,欲探究新中国国家建设理想视野下的国家文化政策设计在乡村社会实行的过程,以及乡村社会在面对这种国家层面文化改造的时候又是如何反应的。围绕研究对象,全文由引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从整体上介绍了选题缘由、当前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的来源、研究价值等,便于从宏观上把握选题背景。正文共五章。第一章为“建国前均县乡村文化生态”。主要梳理了改造前的均县乡村文化生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沿革和民间文化概况,是对本选题个案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同时也为后文作一背景铺垫。第二章为“建国后农村业余剧团之建立、发展与运作”。主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共乡村文化改造的组织性策略,以消解农村旧文化、发展农村新文艺为主要任务的农村剧团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和村剧团自身的组织运作机制。第三章为“农村业余剧团之领导管理体制”。主要论述作为由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有意识、有组织地动员指导而快速成立起来的群众业余文艺团体,国家又是如何领导管理农村业余剧团,使其在剧团工作方针范围内活动,扮演其被期待的角色,履行其被期待的职责。第四章为“乡村剧演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主要考察在乡村文化改造过程中,新中国自上而下推行的文化建设方案是如何在乡村得到落实的,在除旧布新的文化政策设计意图下,作为乡村新文化主要组织者、实施者,乡村剧团面对旧文化习惯与乡村新文艺是如何反应的,以及党和政府对乡村剧演偏向的整顿与规范。第五章为“农村业余剧团活动之社会效果”。根据村剧团在乡村文化实践中的效果,分析乡村剧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及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为结束语。主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建国初中共乡村文化改造运动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强调了本文结论。文章认为,面对国家层面对乡村文化的改造策略,乡村社会既“遵章而为”又“自带节奏”。在新文化重塑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会积极适应,但与此同时,其传统文化心理的惯性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董然[7]（2018）在《河北省马铃薯生产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粮食安全的问题,马铃薯由于营养丰富,其发热量高于所有的禾谷类作物而成为重要的粮食安全作物。马铃薯目前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马铃薯不但可以作为蔬菜和粮食食用,还可以作为动物饲料。中国作为世界上马铃薯生产第一大国,发展马铃薯产业对人多地少的中国尤为重要。河北省是马铃薯的重要生产基地,尤其是河北省张家口市,是省内主要的马铃薯种薯繁育和商品薯生产、加工、贮运基地,具有发展马铃薯产业的特殊优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对河北省农民精准脱贫、农民增收、提高粮食安全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马铃薯相关统计数据,首先从产量,播种面积,单产以及区域分布方面,对比分析了河北省与全国马铃薯的生产发展水平;其次分析了河北省马铃薯生产成本收益构成,并与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成本收益进行对比分析,运用DEA模型测算了河北省马铃薯投入产出效率;再次,对影响河北省马铃薯产量的因素进行分析,主要运用蛛网理论与Nerlove模型分析了马铃薯价格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并将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水平、饮食习惯与消费模式等对河北省马铃薯产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促进河北省马铃薯生产发展的对策建议。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第一,与全国及其他农作物相比,河北省马铃薯单产具有优势,产量与播种面积不具有优势。第二,河北省马铃薯成本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其他作物相比较,马铃薯单位成本最低、净利润最高、成本收益率最高。第三,马铃薯生产纯技术效率水平较高,综合技术效率处于边缘非效率状态,规模效率处于规模无效状态。第四,马铃薯市场价格具有季节性,马铃薯价格与产量符合发散性蛛网,前一期价格影响当期产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饮食习惯与消费模式等因素均对马铃薯产量有影响。本文创新点:本文分析了马铃薯生产的优势和劣势,河北省马铃薯生产规模和面积不具备优势,单产具有优势;运用DEA模型测算了马铃薯投入产出效率,纯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运用蛛网理论与Nerlove模型分析了河北省马铃薯价格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上一期价格和产量等因素对马铃薯价格影响较大。
卢黎羚[8]（2018）在《山西省农民意识现代化问题研究 ——基于交城县的调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下,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对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而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而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民思想的现代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的落后,政治上的软弱依附、经济上的狭隘功利、观念上的封闭保守仍然是农民的主要特点,农民思想意识的现代性仍然非常孱弱,旧思想意识依然浓厚,成为制约农民发展的主要瓶颈。当前,山西省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农民的思想意识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之中。本文基于山西省交城县的调研,对我省农民意识现代化问题作了以下四个部分的研究与探析:第一部分,基本理论概述。从农民意识、农民意识现代化的涵义,关于农民思想意识的基本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概述。第二部分,山西省农民意识的发展状况。当前,我省农民意识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消极的农民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概括总结了我省农民意识的“双重性”,主要有五大特点,即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依附与独立、愚昧与科学、自私与质朴。第三部分,对我省农民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当前,我省农民思想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农民的公民意识比较薄弱;农民的改革意识依然缺乏;农民的市场意识还不成熟;农民的精神世界相对空虚。究其原因,一是历史传统的消极影响;二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三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四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不健全;五是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第四部分,实现山西省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对策。改造农民的意识,实现农民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实现农民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更是任重而道远。一是加快改善农民基本生存环境;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着力提高农村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四是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付宝琦[9]（2019）在《打造“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稻作史研究（1941-1978）》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末的几年,是中共在延安遭遇的最困难的时期,此时正处于八年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作战逐步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国共两党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显得貌合神离甚至在某些地区爆发了冲突和摩擦。内外交困中的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南泥湾进入中共领导人的视野。在边区有限且贫薄的土地中,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南泥湾是垦荒的理想之地,中共对南泥湾采取了军垦的方式,令回防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此地屯垦生产。在很短的时间里,南泥湾改变了不毛之地的状况,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水稻也在垦荒生产运动中引入,一直延续至今。从自然、人口、技术等要素考虑,水稻在南泥湾的引种并非偶然,并且这里的水稻自问世之日起便有特殊的涵义。它是所谓“陕北好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一项生产实验,某种程度上也是1950年代末全国范围稻改运动的滥觞。建国之后,南泥湾历经劳改农场、农建兵团农场两个前后相续的时期,劳改犯人和知识青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促成了集体化时期水稻面积和产量的增加。与此同时,各地的移民渐次来到南泥湾,在人民公社的组织下以生产队为单位种植水稻,但其规模、技术等较农场均相去甚远。改革开放后,南泥湾农场因人口的流失而江河日下,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民则增加了水稻的种植,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水稻最终被当地农民舍弃。时至今日,南泥湾残存的几百亩稻田在当地农业生产中仅占有很小的比例,而南泥湾人的水稻记忆则不外乎痛苦、受罪、劳累等关键词。南泥湾的水稻,自有之日起便有着丰富的涵义,其象征意义主要在于大生产运动赋予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内涵,而这种内涵在集体化时期被再度阐释。基于南泥湾社会的长程发展分析表明,本地在人口大量涌入的时期生产上也往往有所发展。南泥湾近八十年的稻作历程有高潮亦有低谷,此中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人。与种植水稻相始终,“陕北好江南”的称号虽然贯穿于南泥湾的历史,事实却是盛名难副。对于今天困难重重、深陷发展瓶颈的南泥湾,“陕北好江南”仍然是其可以利用的资源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当前,南泥湾新一轮的稻改正方兴未艾,成败尚待观察,其中值得思考的是:水稻只是江南意象的一种标志符号,南泥湾真正需要追逐的是那种民殷物阜、百业兴旺的社会繁荣景象。
张茜[10]（2016）在《“天地之间”：农村统与分经营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 ——以河南省刘庄村与浙江省曹埭村为个案》文中指出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先后经历了以合作化为表现形式的统一经营阶段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制度设计的分散经营阶段。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上述两种制度安排最初产生与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究竟在于何处。为此,笔者分别选取了河南省的“人民公社第一村”与浙江省的“包产到户第一村”为展开研究的案例,从挖掘两个村庄的“村庄底色”即社会基础开始,探寻两种制度设计得以形成的社会土壤和原初动力。由于本文分别对两个个案村进行研究,因此如果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看,本文的第一部分是指文章的第一章与第四章,两章分别就两个个案村庄的社会基础进行研究分析,时间聚焦在1949年以前,这是进行后续研究的基础；第二部分是指文章的第二章与第五章,这两个章节主要关注的是统一经营制度与分散经营制度分别在两个个案村发芽生根的过程,时间聚焦在1950年至1958年前后,统一经营制度最终得以确立与曹埭的分散经营尝试均发生在这一时间段；第三部分是指文章的第三章与第六章,这两个章节的任务是集合前两个部分的研究,并在其基础上分别对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在两个个案村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是全文的高潮与核心理论分析部分；第四部分为第七章,其内容是对全文分析逻辑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并回答文章开始提出的：我国农村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究竟“潜藏”何处。本文所遵循的理论逻辑与基本结论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着,在传统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截然迥异的自然地理环境下,每一个特定的村庄都很可能专注于不同的生产经营内容,遵循着特定的劳动生产习惯,形成了差异巨大的精神文化氛围与信仰指向,遵守着特定的生产生活的秩序和规则等等。它们是使一个村庄区别于其他村庄的“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深刻解读一个村庄底蕴所必须加以了解的社会基础,更是影响一个村庄发展走向的、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因素。当某种特定的国家制度安排加诸于某个村庄之上时,或许与该村原有的村庄底色相契合,从而起到推动村庄发展的作用：当与该村原有的村庄底色不相契合时,则可能引起制约村庄发展的后果。如刘庄之所以对统一经营“情有独钟”,就是因为原生的村庄共同体与次生的建构型共同体相契合,而曹埭之所以选择分散经营,则是因为村庄社会基础中的种种因素均指向于分散。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充分尊重特定区域的特定社会基础与发展习惯,力求国家——社会间的良性互动,避免出现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现象。
二、冬闲时节 我省农民在忙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冬闲时节 我省农民在忙啥？（论文提纲范文）
（1）生产与卫生：民国以来山西省农村粪秽处理问题研究（1912-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史料、概念与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农村粪秽处理的不同面相 |
| 第一节 生产传统中的积肥用粪 |
| 第二节 卫生改良中的污秽病源 |
| 第三节 粪秽处理的区域不平衡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共治理下的肥料工作 |
| 第一节 农肥的收集制造 |
| 一、积肥 |
| 二、造肥 |
| 三、投肥 |
| 第二节 农肥的空间移动 |
| 一、由城到乡 |
| 二、拾粪活动 |
| 三、由村到田 |
| 第三节 农肥的施用技术 |
| 一、农肥施用技术的发展 |
| 二、农肥施用技术的推广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治理下的清洁运动 |
| 第一节 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1937-1953) |
| 一、科学与革命的纠缠 |
| 二、卫生与生产的结合 |
| 第二节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初期(1953-1960) |
| 一、“卫生与生产相结合”的变形 |
| 二、除害灭病的政治加速度 |
|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1960-1965) |
| 一、回归中的“变” |
| 二、发展中的“不变”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山西省有关农家肥料的谚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重点、难点与创新 |
| 四、主要人物、概念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饶阳县与五公村的自然环境 |
| 第一节 饶阳县的基本情况 |
| 一、饶阳县的建置沿革 |
| 二、饶阳县的自然条件 |
| 三、饶阳县的人地关系 |
| 四、自然环境制约下的农家经营行为 |
| 第二节 五公村的基本情况 |
| 一、五公村的建置沿革和自然条件 |
| 二、五公村的人地比例关系和土地分配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合伙组”时期的自发组织(1944-1949) |
| 第一节 从打绳组到土地合伙组 |
| 第二节 合伙组的迅速扩张与退组风波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合伙组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省、国模范(1950-1951) |
| 第一节 从“合伙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
| 第二节 从河北省农业劳模到全国丰产模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一波三折的大社(1952—1955年) |
| 第一节 初建“大社” |
| 第二节 “整社” |
| 第三节 恢复“大社”与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 |
| 小结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的高级社(1956-1958) |
| 第一节 成立高级社 |
| 第二节 高级社的巩固与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与绩效: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合伙组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三节 大社和高级社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一、社员入社、出社 |
| 二、组织系统和干部选举 |
| 三、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战争年代《大众日报》对沂蒙精神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阐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众日报》与沂蒙精神的内在联系 |
| 第一节 创刊背景:《大众日报》对沂蒙精神的凝聚 |
| 一、《大众日报》的办报宗旨 |
| 二、《大众日报》的政治工具功能 |
| 三、《大众日报》的内容生产 |
| 第二节 报史角度:《大众日报》的“沂蒙故事” |
| 一、没有群众,就没有报社的生存 |
| 二、鱼水深情 |
| 三、《大众日报》578位烈士 |
| 第二章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与沂蒙精神相关报道的量化分析 |
| 第一节 报道数量 |
| 第二节 报道主题 |
| 第三节 报道版面 |
| 第四节 报道体裁 |
| 第五节 报道地域 |
| 第三章 从《大众日报》的报道内容探讨沂蒙精神的建构 |
| 第一节 从报道内容探讨沂蒙精神形成的基础 |
| 一、民主政权建设报道——政治上的翻身解放 |
| 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报道——经济上的翻身解放 |
| 三、教育报道——文化上的翻身解放 |
| 第二节 从报道内容探讨沂蒙精神的具体表现 |
| 一、拥军劳军——爱党爱军精神 |
| 二、参军参战、英勇奋战——革命精神 |
| 三、踊跃支前——无私奉献精神 |
| 四、党和军队帮助群众——鱼水关系 |
| 第三节 沂蒙精神形成基础与具体表现的实际联系 |
| 一、两者相继出现、相伴而生 |
| 二、沂蒙精神是党政军民双向互动的结果 |
| 第四章 《大众日报》对沂蒙精神的建构实质与结果呈现 |
| 第一节 紧跟政策进程,政策行为内化为自觉行为 |
| 一、政策报道发挥指引作用 |
| 二、相关报道体现群众自觉 |
| 第二节 讲群众故事,凝聚群众力量 |
| 一、典型人物——模范的力量 |
| 二、百姓故事——群众的力量 |
| 第三节 意义建构与故事建构相结合 |
| 一、意义建构为内在机理,故事建构为外在表现 |
| 二、主题报道的连续性,建构理论贯穿始终 |
| 三、沂蒙精神建构的结果呈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朱有勇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时代楷模”（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民院士”的百姓情怀 |
| （二）蒿枝坝的花儿红了 |
| （三）“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
| 减农药控病害遗传多样性研究破解世界难题 |
| 推广间作套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
| （四）人才团队的良师益友 |
| 共尝甘苦收获源于团队努力 |
| 亦师亦友一身本领教授学生 |
| 海纳百川更多人才脱颖而出 |
（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 一、自然条件 |
| 二、政治生态 |
| 三、农民生活 |
| 四、社会文化 |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 (二)禁烟禁毒 |
| (三)树立模范 |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 结语 |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1949-1956年中共对乡村文化的改造 ——以均县农村业余剧团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建国前均县乡村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社会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概况 |
| 一、民间艺术种类 |
| 二、民间演出特点 |
| 第二章 建国后农村业余剧团之建立、发展与运作 |
| 第一节 农村剧团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
| 一、“解放”：从政治翻身到文化翻身 |
| 二、破旧立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
| 三、准备：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
| 四、农村重点：“普及第一、生根开花”的文艺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农村业余剧团发展历程 |
| 一、剿匪反霸中初步萌芽 |
| 二、新区土改中重点建立 |
| 三、年节文艺活动中大量发展 |
| 第三节 农村业余剧团组织结构及其运作 |
| 一、剧团之组织结构 |
| 二、剧团之组织运作 |
| 第三章 农村业余剧团之领导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村剧团的领导与管理 |
| 一、文化馆、站 |
| 二、农村俱乐部 |
| 三、专业文工团队 |
| 四、群众艺术馆 |
| 第二节 把关演唱材料环节 |
| 一、供应演唱材料 |
| 二、引导农民创作 |
| 第三节 剧团干部培训与活动骨干训练 |
| 一、以会代训模式(会议) |
| 二、以演代训模式(会演) |
| 三、专门培训(文艺骨干训练班) |
| 第四章 乡村剧演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
| 第一节 “遵章而为”与“自带节奏”：高层文化设计与底层文化选择. |
| 一、主题思想之错落：倡导新戏与偏爱旧剧 |
| 二、性质定位之偏差：业余性之违背与职业化趋势 |
| 三、尴尬的结合：配合中心与滥编滥演 |
| 第二节 统一与规范：农村业余剧团之整顿 |
| 一、组织纯洁化：剧团队伍之清理整顿 |
| 二、业余性：剧团活动方针之反复强调 |
| 三、松紧并存：剧团表演之内容整肃 |
| 第五章 农村业余剧团活动之社会效果 |
| 第一节 “能文能舞的好手”：农村业余剧团之角色扮演 |
| 一、政治宣传队：村剧团与农村政治运动 |
| 二、生产互助队：村剧团与农业生产 |
| 三、文艺娱乐队：村剧团与农民休闲娱乐 |
| 四、文化学习队：村剧团与农民文化教育 |
| 五、移风易俗队：村剧团与农村社会风气 |
| 六、相互关系 |
| 第二节 “硬币的另一面”：农村业余剧团之多维分析视角 |
| 一、文艺的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之地方实践 |
| 二、艺术与现实的同质化 |
| 三、速成与短命的结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河北省马铃薯生产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现状分析 |
| 2.1 我国马铃薯生产规模及变动趋势分析 |
| 2.1.1 我国马铃薯产量变动分析 |
| 2.1.2 我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动分析 |
| 2.1.3 我国马铃薯单产变动分析 |
| 2.1.4 我国马铃薯区域分布 |
| 2.2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规模及变动趋势分析 |
| 2.2.1 河北省马铃薯产量变动分析 |
| 2.2.2 河北省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动分析 |
| 2.2.3 河北省马铃薯单产变动分析 |
| 2.2.4 河北省马铃薯区域分布 |
| 2.3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规模地区比较 |
| 2.3.1 播种面积比较 |
| 2.3.2 总产量比较 |
| 2.3.3 单产量比较 |
| 2.4 小结 |
| 3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成本收益变动及比较分析 |
| 3.1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成本构成分析 |
| 3.1.1 物质与服务费用 |
| 3.1.2 人工成本 |
| 3.1.3 土地成本 |
| 3.2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收益分析 |
| 3.3 马铃薯与其他作物成本收益的比较 |
| 3.3.1 马铃薯与其他作物收益比较分析 |
| 3.3.2 马铃薯与其他农作物生产成本构成比较分析 |
| 3.4 马铃薯成本收益的地区比较 |
| 3.5 小结 |
| 4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优势与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
| 4.1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优势分析 |
| 4.1.1 优势分析相关指标与实证分析 |
| 4.1.2 马铃薯与其他粮食作物优势分析 |
| 4.2 河北省马铃薯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
| 4.2.1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
| 4.2.2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2.3 实证分析 |
| 4.3 小结 |
| 5 河北省马铃薯产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价格因素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马铃薯价格波动特征 |
| 5.1.3 实证分析 |
| 5.2 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因素 |
| 5.3 饮食习惯与消费模式因素 |
| 5.4 其他影响因素 |
| 5.5 小结 |
| 6 推进河北省马铃薯生产发展结论及对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加强科研攻关，降低生产成本 |
| 6.2.2 制定最低价格，建立应急预案 |
| 6.2.3 激发消费需求，坚持政策引导 |
| 6.2.4 制定生产规划，完善市场体系 |
| 6.2.5 加强部门合作，扩大科普宣传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河北省马铃薯生产现状与对策研究 |
（8）山西省农民意识现代化问题研究 ——基于交城县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范围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关于农民意识现代化的理论概述 |
| 1.1 对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基本概述 |
| 1.1.1 农民的含义 |
| 1.1.2 农民意识的界定 |
| 1.1.3 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内涵 |
| 1.2 关于农民意识的经典论述 |
| 1.2.1 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意识的论述 |
| 1.2.2 列宁对农民意识的论述 |
| 1.2.3 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对农民意识的论述 |
| 第二章 山西省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发展状况 |
| 2.1 我省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基本现状 |
| 2.1.1 积极健康的农民意识是主趋势 |
| 2.1.2 消极狭隘的农民意识仍然存在 |
| 2.2 我省农民意识的主要特点 |
| 2.2.1 传统与现代同在 |
| 2.2.2 保守与开放兼具 |
| 2.2.3 依附与独立共有 |
| 2.2.4 愚昧与科学同行 |
| 2.2.5 自私与朴实并存 |
| 第三章 山西省农民意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分析 |
| 3.1 当前山西省农民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1 农民的公民意识比较薄弱 |
| 3.1.2 农民的改革意识依然缺乏 |
| 3.1.3 农民的市场意识还很薄弱 |
| 3.1.4 农民的精神世界相对空虚 |
| 3.2 制约山西省农民意识现代化问题的主要成因 |
| 3.2.1 历史传统的消极影响 |
| 3.2.2 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性 |
| 3.2.3 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 |
| 3.2.4 乡村治理体系的不健全 |
| 3.2.5 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 |
| 第四章 实现山西省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对策 |
| 4.1 加快改善农民基本的生存环境 |
| 4.1.1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 4.1.2 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
| 4.2 大力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4.2.1 引导农民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市场中 |
| 4.2.2 构建我省农民现代意识观念的新体系 |
| 4.3 着力提高农村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 |
| 4.3.1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
| 4.3.2 提高农民教育素质 |
| 4.4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
| 4.4.1 建立完善农村基础文化设施,活跃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
| 4.4.2 建立健全文化职能部门,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 |
| 4.4.3 建立农民文化队伍,繁荣农村文化内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打造“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稻作史研究（1941-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中共延安时期南泥湾的开发 |
| 第一节 发现南泥湾 |
| 第二节 生产的旗帜 |
| 第三节 第一片稻田 |
| 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南泥湾的徘徊挣扎 |
| 第一节 历史的空页 |
| 第二节 生产与饥饿 |
| 第三节 农场的迁建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建兵团、农民与水稻生产 |
| 第一节 移民的社会 |
| 第二节 为革命种稻 |
| 第三节 稻作协奏曲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基因、水稻记忆及其他 |
| 第一节 记忆中的水稻田 |
| 第二节 乡村社会的裂变 |
| 第三节 再造陕北好江南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天地之间”：农村统与分经营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 ——以河南省刘庄村与浙江省曹埭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已是山花烂漫时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本文思路与创新之处 |
| 1. 选题缘起 |
| 2. 本文思路与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现状 |
| 1. 对农业合作化与“包产到户”的研究 |
| 2. 关于共同体理论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若干概念及案例村庄的简要说明 |
| 1. 研究方法 |
| 2. 若干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统一经营的村庄底色——“地·刘庄” |
| 一、经济底色 |
| 1. 自然资源禀赋稀缺 |
| 2. 经济发展水平滞后 |
| 3. 阶层分化结构趋平 |
| 二、社会底色 |
| 1. 宗族势力未曾萌生 |
| 2. 自发互助历久弥新 |
| 3. 动荡催生权威人物 |
| 三、文化底色 |
| 1. 家俗规约尊孝重悌 |
| 2. 农耕文明安贫乐道 |
| 3. 游牧遗风骁勇尚武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导向下的统一经营的形成——“天·统一 |
| 一、互助组到初级社——统一经营优势初现 |
| 二、初级社到高级社——坚持以“大队”为生产经营单位 |
| 三、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依旧坚守“大队”,维护统一经营 |
| 小结 |
| 第三章 统一经营产生与确立的内在机理——“天地相合” |
| 一、较为显着的外部条件 |
| 1. 特殊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构想 |
| 2. 特定地域范围内特有的政治环境 |
| 3. 特殊的集体权威与特有的人格魅力 |
| 二、村庄社会基础中的隐性动因 |
| 1. 经济底色是促成统一经营的外部动因 |
| 2. 社会底色是形成统一经营的内在基础 |
| 3. 文化底色是维护统一经营的隐性规约 |
| 4. 强村庄共同体的村落形态有利于统一经营的存续 |
| 小结 |
| 第四章 分散经营的村庄底色——“地·曹埭” |
| 一、经济底色 |
| 1. 自然资源禀赋丰裕 |
| 2.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 3. 阶层分化结构立体 |
| 二、社会底色 |
| 1. 宗族根脉发育迟缓 |
| 2. 民风崇尚个性独立 |
| 3. 分散经营精耕细作 |
| 三、文化底色 |
| 1. 民风素好攀比奢靡 |
| 2. 山海文化唯实唯先 |
| 3. 事功传统经世致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自下而上的分散经营的出现——“天·分散” |
| 一、互助组到初级社——高征购激起生产力暴动与合作化引发消极怠工 |
| 二、初级社到高级社——被“饿肚子”逼出来的“生产责任制” |
| 三、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包产到户“且纠且蔓延” |
| 小结 |
| 第六章 分散经营产生与形成的内在机理——“天高听地” |
| 一、较为显着的外部条件 |
| 1 原有的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经验积累 |
| 2. 地方执政者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
| 3. 特定地域内特有的政治场域 |
| 二、村庄底色中的隐性动因 |
| 1. 经济底色是呼唤分散经营的外部动因 |
| 2. 社会底色是孕育分散经营的内源基础 |
| 3. 文化底色是指向分散经营的隐性规约 |
| 4. 弱村庄共同体的原生村落形态趋向于分散经营 |
|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无所不能” |
| 二、“天地”之间可能相合也可能相悖 |
| 三、统与分究竟“宜”在何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冬闲时节 我省农民在忙啥？（论文参考文献）
- [1]生产与卫生：民国以来山西省农村粪秽处理问题研究（1912-1965）[D]. 赵泽中. 山西大学, 2021
- [2]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D]. 樊孝东. 河北大学, 2020(03)
- [3]战争年代《大众日报》对沂蒙精神的建构研究[D]. 杨安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朱有勇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时代楷模”[J]. 陈鑫龙,李汉勇,沈浩. 云南教育(视界综合版), 2019(12)
- [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6]1949-1956年中共对乡村文化的改造 ——以均县农村业余剧团为中心的考察[D]. 陈娅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河北省马铃薯生产现状及对策研究[D]. 董然. 河北农业大学, 2018(01)
- [8]山西省农民意识现代化问题研究 ——基于交城县的调研[D]. 卢黎羚. 山西大学, 2018(04)
- [9]打造“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稻作史研究（1941-1978）[D]. 付宝琦. 山东大学, 2019(09)
- [10]“天地之间”：农村统与分经营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 ——以河南省刘庄村与浙江省曹埭村为个案[D]. 张茜.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3)